其次，马克思最初在哲学上虽然是个青年黑格尔派，但在政治上却是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种政治立场，使他对当时德国的现状充满仇恨，而对人民的痛苦充满同情。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先后发表了关于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文章，坚决地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激烈地抨击封建专制政府。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经常深入到巴黎工人住宅区，亲眼看到了工人阶级非人的生活和他们斗争的状况，对他们寄以无限的同情和希望。马克思这种鲜明的立场和感情正是他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基础。对工人阶级痛苦的深刻同情，促使马克思不断地探索造成工人阶级苦难的根源及其摆脱苦难的出路和办法。在马克思还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和历史分析的时候，他转向异化概念，试图借助异化概念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作出探索和说明。马克思认为，既然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异化概念是指由主体产生出对立面，而又反过来对人进行支配和奴役，那么工人阶级非人的痛苦生活恰巧就是一幅绝妙的自我异化的图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财富都是工人阶级创造出来的，但是，工人阶级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却不能造福于工人，反而被资本家占有，并转化为资本，成为奴役工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认为，这种情形正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这正如人创造了上帝，而上帝又反过来奴役人一样。因此，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31]，只有克服异化，“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32]。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异化具有普遍的性质。马克思认为，不仅工人阶级的非人生活可以用异化概念来说明，其他经济政治领域的许多事实都可以用异化概念得到解释，比如货币，就是人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说：“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33]同样，在政治领域里也存在着类似宗教领域里的异化。费尔巴哈发现了天国和尘世的对立，认为宗教信仰是人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在尘世本身也存在着社会和国家的对立，这种对立也体现了人本质的异化。
上述原因决定了马克思在早期的理论活动中使用异化概念是不可避免的，它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正是这点，反映出当时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显现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不成熟性。
但是，必须看到，马克思决不是原封不动地沿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事实上，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就深刻地批判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和人本学的异化观。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在其现成的形式上是根本不适用的，必须首先进行批判，然后才可能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因此，我们看到，尽管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章中多次使用异化概念，但这时的异化概念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有着原则的不同。这尤其表现在对异化主体的不同理解上。黑格尔所理解的异化只是绝对观念的异化，至于人则不过是异化的产物和结果。因此，他的异化观带有浓厚的思辨和神秘的色彩，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它的直接原型。费尔巴哈在这一点上不同意黑格尔，认为黑格尔的异化观是对真实关系的颠倒。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凡异化都是人的异化，那种离开人的异化是根本不存在的。宗教信仰就是人的本质异化的集中表现。显而易见，费尔巴哈的这种看法要比黑格尔正确得多。但是，费尔巴哈的看法也有其人本主义的局限性。虽然他反对离开人来谈异化，但是，他所理解的人不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阶级的人，而是抽象的人、人本学上的人、生物学上的自然人。这些人不是生活在一定阶级和历史中，他们彼此没有任何不同，甚至连性的差别也都失去了意义。所以，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不能提供任何具体的确定的东西，只是毫无内容的空话。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讲的人的异化也就带有十分抽象的空泛的性质，除了批判宗教以外，它和现实不沾边，没有重大的社会实践意义。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思想不仅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不同，而且也比费尔巴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主体既不是什么神秘的绝对观念，也不是什么抽象的人，而是苦难深重的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当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34]所以，列宁在评价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活动时指出：“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正因为马克思把异化概念的中心点放到无产阶级身上，所以，他的异化概念十分明确、十分具体，它和时代所提出的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联系起来了，因而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当然，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决没有停留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水平上。随着马克思的世界观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及其完成，他的异化概念也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离开哲学，而转向经济学。因为只有经济学才能使异化概念脱离思辨形式，不致使它所说明的问题成为单纯的逻辑结论；只有经济学才能提出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使异化概念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上。马克思当时已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1859年马克思在回忆这个时期自己思想的变化时曾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5]为了弥补自己政治经济学知识的不足，马克思于1844年3月开始在巴黎进行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作了摘要和读书笔记。同年4月开始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钻研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马克思发现，在《德法年鉴》时期，他对异化概念的理解仍然是不深刻的。因为无论是人的异化或工人阶级的异化的提法都十分抽象费解，没有点出问题的实质和关节点：到底人为什么会异化呢？人是怎样异化的呢？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从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展示人的异化的秘密，从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正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即劳动对人的实际作用，才揭示了人的异化的实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化劳动的概念，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异化概念的严格的确切的含义，赋予这个概念以社会经济的实在内容，树立了一个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起点。这是经济学与哲学互相结合的成果，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胜利。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这一概念。”[36]“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37]
异化劳动概念是历史的创新，无论是黑格尔或费尔巴哈都不可能提出这个概念。黑格尔曾接触到劳动的异化问题，并且有值得肯定的合理内核，但是他对劳动的理解是唯心的，他把劳动看成“精神的样式”和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同时，他只看到了劳动的肯定的一面，即劳动对人的意义，而没有看到私有制社会中劳动的消极方面，这就使他不可能提出异化劳动的问题。费尔巴哈则只注重宗教上的自我异化，对劳动异化问题则是一窍不通，远不及黑格尔。马克思能够提出异化劳动概念，表明他已经摆脱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束缚，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那么，马克思异化劳动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马克思最后未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集中论述异化问题的著作。在这本书里，马克思对异化劳动从四个方面作了说明：
第一，劳动成果与劳动者相异化。在这里，马克思首先区分了对象化和异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它的对象化，但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对象化对劳动者来说，就是劳动产品失去，被剥削者占有，因而对象化也就是异化。马克思说：“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38]劳动产品本来是工人劳动创造出来的，可是，它却“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39]。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失去的也就越多，因而越贫困；他越创造更多的价值，他自己反而越失去价值。“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40]
第二，劳动本身和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产品之所以与劳动者相异化，其根源不在于分配，它是劳动活动本身异化的必然结果。本来，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是人的内在本性，但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他的劳动对他来说，变成了一种异化的外在东西，脱离了人的本性。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41]因此，这种由强制劳动产生的劳动异化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第三，劳动者与他的本质或族类存在相异化。族类存在或族类生活原是费尔巴哈的用语，用于表示一切人所共有的本质特征。人的族类存在就是自觉的创造性的实践，就是不仅为直接的肉体的需要，而且也为间接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这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点。动物，如蜜蜂固然也进行生产，但它们只是为了满足直接的肉体需要，而人则不是如此。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物质的需要，而且有精神的需要。只有在脱离直接的物质需要时仍然进行生产活动才真正体现了人的本质。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既然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都和劳动者相异化，人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尊严。劳动已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的生活需要，而是变成了单纯的谋生手段，变成了仅仅为了满足直接肉体需要的动物式的生产。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失去了应有的意义，甚至连新鲜空气，充满阳光的住宅和动物都具有的清洁也不再是人的需求了。所以，人越来越同自己的本质相分离，越来越从人的本性中异化自己，因而也就越来越成为不具有人本质的人，不是人的人。
第四，人和人相异化。由于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族类存在相异化，其结果也就必然要造成人和人相异化。马克思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42]人既然和自己的本质相异化，那么，人和他人的关系也就相异化了。就是说，人不仅同自己相对立，而且还同他人相对立。在生产过程中，人不仅生产出和自己相对立的产品，而且还生产出不生产者对生产者的支配权利。这样，“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43]。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对立的加深正是这种异化关系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