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沈王佶焞奏请，父亲康王在世时，为弟弟永年订婚，娶潞州民李刚女；妹妹长平郡主嫁给李磐，未及成婚而父王去世。现在，父王的丧事已进行了两年的大祥之祭，阴阳书上说，明年弟、妹结婚不利，请准许今年择日嫁娶。礼部侍郎邹干反对说：“三年之丧，礼之大者。禁止丧服之内成亲，律有明文。沈王、郡王、郡主父丧未终婚嫁，断不可行。”沈王佶焞贵为朝廷王侯，而且只是申请，并没真的居父母丧婚嫁，尽管如此，朝廷还是把辅佐沈王的长史治了罪。
（四）“七出”
古代，丈夫对妻子不满，可以将妻子送归其父母，叫“出妻”，后来叫休妻。凡妻子犯七种错误都可以休掉。东汉经学家何休注释“七弃”说：“无子弃，绝世也；淫泆弃，乱类也；不事舅姑弃，悖德也；口舌弃，离亲也；盗窃弃，反义也；嫉妒弃，乱家也；恶疾弃，不可奉宗庙也。”
1.七出之一：无子
中国传统婚姻是生育型的而非情爱型的，生子继宗是婚姻第一价值选择。《礼记·昏义》讲得非常清楚：“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再加上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名教格言，“妇无子则出”就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了。
据《孔子家语》载，孔子弟子齐人梁鳣、鲁人商瞿都曾经因三十多岁无子而欲出妻。到了汉代，甚至学生可替无子的先生出妻。东汉博士桓荣年40岁无子，他的学生何汤替老师出妻另娶，接连生了三个儿子，因此受到桓荣的高度器重。前面讲的那个陆游，自己就说是因为无子才和唐婉离异的。
有许多恩爱夫妻因无子离异，留下无数遗憾。三国曹植《弃妇》诗写道：“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唐人张籍《离妇诗》更是催人泪下，“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离”，“无子坐生悲，为人莫作女”，简直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纸控诉书。
迎合“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宋、元、明、清、民国时期又有借妻生子、典妻生子的风俗。
据《宋稗类抄·遭际》载，北宋陈尚书与潘义荣交从过密。一日，潘义荣对陈尚书说：“我俩年龄、官职都相仿，就有一事不如你。”陈尚书问何事，潘义荣说：“你有三个儿子，我没有。”这个陈尚书“慷慨”地说：“我有一妾，已生子，可以借给你，生了儿子后，你再还给我。”这个妾在陈家先生了陈丁翁，借到潘家后又生了潘良贵，都是当代名儒。一母生二名儒，宋代传为佳话。
典妻是男子已婚无子，家财富足，缴纳一定的租金，借妻生子。这种风俗自宋代开始流行，元、明、清、民国沿袭成俗。民国二十三年浙江《宣平县志》载：“近更有典妻恶俗，或十年或八年不等，限内生子属于受典者，限满仍退还前夫。”
元明清三朝的法律都有禁止典妻的条文，如《元史·刑法志》：“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大清会典·事例·刑部户律婚姻》：“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杖八十。（父）典雇女者杖六十。”但法律是法律，风俗是风俗，仍屡禁不止。
2.七出之二：不事舅姑
古代的不事舅姑妇，规定得非常苛刻，媳妇不必在舅姑面前有什么过错，只要舅姑不悦，就得出妻。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载，曾参因妻子给后母蒸梨不熟而出妻，有人说：“这不在七出之内。”曾参坚持说：“蒸梨这样的小事都不听我的命令，更何况是大事了！”坚决把妻子休掉了，终身不娶妻。
东汉鲍永出妻更离奇，因为妻子在后母跟前“叱狗”，就把妻子出掉了。不过，中国古代是礼仪之邦，《礼记·曲礼》中确有“尊客之前不叱狗”的说法，可那是尊客啊！和婆婆一个锅里摸勺子，哪来这么多讲究啊？
更离奇的还有呢，南朝齐刘瓛四十多岁没结婚，齐高帝与司徒褚彦回为他撮合，娶了王氏女。王氏女在墙上钉钉子，有尘土落到隔壁婆婆的床上，婆婆不高兴，刘瓛当即就把妻子休掉了。
唐朝李迥秀的母亲出身低贱，妻子厉声斥责家中的婢女，母亲听后想起自己的身世，心里很难过。李迥秀马上出妻，并说：“娶妇为的是服侍舅姑，像她这样老让我母亲不顺心，还留着干什么？”
由不顺舅姑可知，父母的权威远远凌驾于夫妻感情之上，丈夫完全成了婆婆压迫媳妇的工具。在过去的戏剧中，婆婆成为一种权威符号。媳妇则是善良与服从的化身，丈夫对母亲没有丝毫的违抗或劝解，对妻子更没有安慰，而是提笔就写休书。
有的人说，古代女子太软弱了，她为什么不抗争？其实，一个弱女子是无法和传统势力抗争的。
首先，丈夫不敢支持妻子。《左传·襄公二年》规定：“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丈夫即使认为妻子对，也要无条件地站到父母一边，否则是大逆不道。上述陆游有思想，有是非观念吧？明知唐婉委屈，也得很无奈地站到母亲一边。再者，如果父母告儿子个不孝，儿子就死定了。
唐朝李杰为河南尹，有一个寡妇告儿子不孝，李杰对寡妇说：“按法律你儿子当死，你不后悔么？”这位寡妇说：“儿子不孝，宁肯后悔也要告！”李杰觉得蹊跷，让寡妇买棺材回来装殓儿子，并派人跟踪。寡妇一出衙门，与一个道士窃窃私语，一会就把棺材买来了。李杰命逮捕那道士审问，原来是二人想私通，因为有儿子而不得逞。李杰遂杀了道士装到棺材里。
这段材料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父母告儿不孝，儿子即死罪；二是男女通奸，亦死罪。不过，这是个特例，一般情况下，母亲是不会告儿子的。但国法在此，足以震慑儿子了。
其次，法律不站在妻子一边。《唐律疏议》卷二二《斗讼·妻妾殴詈夫父母》规定，“妻妾谩骂舅姑，徒三年”，“殴者，绞；伤者，皆斩”，“须舅姑告，乃坐”。谩骂舅姑三年徒刑，殴打舅姑判绞刑，无意中伤了舅姑也是死刑。只要舅姑告到官府，马上执行。这哪有媳妇的活路啊！别说是抗争了，逆来顺受都不行。
而婆婆责打媳妇，则是天经地义的。唐朝京兆府（在今西安）有一婆婆用鞭子把媳妇活活打死，府里的法官判婆婆死刑，刑部尚书柳公绰说：“尊长打后辈，又不是民间斗殴，没有判死刑的道理。”为这位婆婆减刑了。这就是说，唐朝婆婆殴打媳妇致死，也可减刑。晚清民国时期有句俗话叫“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
丈夫不敢支持，法律更不支持，一个“比窦娥还冤”的媳妇也只能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所以，古代恶婆婆虐待媳妇是有恃无恐的，媳妇只有逆来顺受。山西祁太秧歌《扳牛角》唱道：“忽听婆婆叫一声，吓得我胆战心又惊。”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不胆战心惊行么？清代才子郑板桥曾在《恶姑》诗中揭露恶婆婆说：
姑令杂作苦，持刀入中厨。析薪纤手破，执热十指枯。
姑曰幼不教，长大谁管拘。今日肆詈辱，明日鞭挞具。
五日无完衣，十日无完肤。吞声向暗壁，啾唧微叹吁。
岂无父母来，洗泪饰欢娱。一言及姑恶，生命无须舆。
看来，婆媳关系真有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味道，在有礼教束缚的古代，被恶婆婆压迫的媳妇值得同情，值得为她们呼吁。在旧道德沦丧、礼教束缚解除的今天，婆媳关系颠倒了，媳妇坐大，婆婆弱势，同样是发人深省的。
3.嫉妒和恶疾
何休说的“嫉妒弃，乱家也”，是从家庭和睦和生子出发的。《诗·周南·螽斯》讲：“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齐国晏婴说：“妻专其夫谓之嫉妒……为妻之道，使其众妾得欢忻于其夫，谓之不嫉。”意思是，妻子不让丈夫和妾接触就是嫉妒；让丈夫和其他的妾欢娱，就是不嫉妒。
西晋尚书令贾充的妻子郭槐是有名的妒妇，生下儿子黎民。三岁时，乳母抱着黎民，贾充抚摸着儿子玩耍，郭槐远远望见，以为是贾充和乳母调情，即刻把乳母鞭杀，黎明眷恋乳母，不久病死。后来又生一子，贾充又逗着儿子玩，仍然是乳母抱着，郭槐又把乳母杀死，儿子又思慕乳母而死。贾充因此而无后。
恶疾指癞疮、麻风一类的疾病。上述何休陈述的理由是“不可奉宗庙也”。《大戴礼记·本命篇》讲：“有恶疾，为其不共（供）粢盛也。”粢盛是盛在祭器内用来祭祀的谷类，妇有恶疾会造成粢盛不卫生，不能和丈夫一同祭祀宗庙。妇有恶疾而出，也是出于对祖先的孝敬。
（五）义绝与仇家不婚
义绝是“七出”之外的、法定的强制离婚。指夫妻间，或夫妻双方亲属间，或夫妻一方对他方亲属，有殴、骂、杀、伤、奸等行为，就视为夫妻恩断义绝，不论双方是否同意，均由官府审断，强制离异。
义绝最早见于《白虎通·嫁娶》：“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悖逆人伦，杀妻父母，废绝纲纪，乱之大者也，义绝，乃得去也。”意思是说，丈夫有恶行，妻子不能提出离婚，除非是丈夫杀害妻子的父母，这属于悖逆人伦，败坏纲纪的行为，双方恩断义绝，妻子方可离异。到了唐朝，正式写入法律之中。
义绝所指的具体情况有：
第一，丈夫殴打妻子的祖父母、父母，杀害妻子的外祖父母、叔伯父母、兄弟、姑、姊妹等。
第二，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叔伯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残杀。
第三，殴打、谩骂丈夫的祖父母、父母，杀伤丈夫的外祖父母、叔伯父母、兄弟、姑、姊妹等。
第四，与丈夫缌麻以上亲属通奸，丈夫与妻子的母亲通奸。
第五，谋害亲夫者。
第六，丈夫将妻妾嫁给监临官，或出卖妻妾。
凡此种种，除按律制裁外，均须离异。《唐律疏议》讲：“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
古代“仇家不婚”的婚姻禁忌，就是“义绝”与“父兄之仇，不共戴天”观念的渗透。不仅是仇家，甚至双方曾经有什么积怨，也会导致不婚。《孔子家语·后序》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出妻，儿子伯鱼出妻，孙子子思又出妻，故称“孔氏三世出妻”。据《礼记·檀弓上》，“三世出妻”的应该是孔子、伯鱼、子思。被孔子出掉的妻子是宋国亓官氏，亓氏后人对此一直怀恨，遂有“亓孔不婚”之说。现在山东曲阜孔府周围，仍有这一传说。
南宋奸臣秦桧害死岳飞，后世又有“岳秦不婚”之说。受《杨家将》话本小说的影响，有“潘杨不婚”之说。受《水浒传》的影响，有“潘武不婚”之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发源地有浙江上虞、江苏宜兴、山东济宁等多处，当地都有梁、祝、马不通婚的风俗。时至近代，仍有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莫名其妙地怀恨对方，遵守这些荒唐的婚姻禁忌，否则便认为是对祖先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