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四年（1391），龙江卫有一小吏，书写的文件中有严重错误，正逢母丧，请求回家守制，礼部尚书展徽坚持要处罚他，不许他回家守制。这个小吏思母心切，击登闻鼓，告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切责展徽说：“这个小吏该惩罚，但天伦不可废，母亲死不让他居丧，他会终身对母亲有歉疚。与人为善犹恐不善，有这样的善事而阻挡，你怎么劝善？”如此顺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语言，哪像是九五之尊的金口玉言？说得展徽面红耳赤，赶紧让那个小吏奔丧去了。
洪武二十七年（1394），北平按察司监察御史陈德文已改嫁的母亲刘氏去世。这个陈德文四岁丧父，随母嫁给一个陈姓人家，年长后认祖归宗。当时已废除为改嫁的母亲奔丧的制度，朱元璋见他态度特别诚恳，值得怜悯，也例外诏准了。
（二）吊丧、赙赗、谥号
亲属之外的朋友、同事、门生等接到讣告，要前往吊丧，亦称吊唁。前面提到的那个陈寔去世，天下致吊，来参加葬礼的有三万多人，制衰麻者有百数。东晋陶侃母亲去世，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化作双鹤，冲天而去，后来吊丧又称“鹤吊”。唐玄宗时的太子左庶子崔沔，母亡受吊于庐前，来吊丧的宾客都到不了灵柩前，他对人说：“我平生非至亲不让升堂拜见母亲，岂能以母亡而改变？”
吊丧者要送给丧主钱物，助办丧事，叫“賻賵”、“賻仪”、“賻金”。大臣死，天子接到讣告后，要派人或亲自前往吊唁，除赐賻賵外，还要赐谥号。赐谥在迁柩前进行，先宣读诔文，以盖棺定论的形式总结死者生前的行事，叫做“诔”。如鲁哀公给孔子的诔文是：“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
1.辞让賻賵，显名天下的原涉
原涉原本是西汉清正廉明的官吏，为了孝道，蜕变为干法乱纪的游侠。汉哀帝时，原涉的父亲任南阳太守。西汉盛行厚葬，郡太守死，赋敛送葬往往在千万钱以上，只要接受这些财产，马上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原涉父亲死，南阳郡送的巨额賻賵分文不取，全部退还。搭草庐为父亲守丧三年，因而显名京师。后来担任了谷口县令，谷口（今陕西泾阳）百姓闻原涉大名，境内大治。
原涉的叔叔被茂陵秦氏所杀，“父兄之仇，不共戴天”，遂申请辞官，为叔父报仇。谷口县的一豪杰马上杀死秦氏，逃走了。后来朝廷大赦，这位豪杰因替原涉报仇，誉满天下，京师长安周围凡仰慕气节者纷纷来结交他。原涉对这位豪杰更是感恩戴德，倾身相待，家里也高朋满座，但不免鱼龙混杂。有人劝告原涉说：“您出身官宦，为父丧推财礼让，是品格高尚的正人君子。即便是为叔父报仇杀人，也不失仁义之名，为什么要放纵自己，结交这些轻侠之徒呢？”原涉无奈地说：“你见到寡妇么？仰慕节妇、孝妇之行，洁身自好，一旦被盗贼玷污，便行为不端了，明知非礼，已经不能自拔了。我就好比失节的寡妇。”
为叔父报仇是孝，结交为自己报仇的恩人是义。看来，是孝、义二字改变了原涉的人生信条。既然一失足为千古恨，原涉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是非观念也转变了。辞让南阳郡送的賻賵，本来是高尚的行为，此时却认为，因此而使父亲坟墓简陋，就是不孝。于是，迎合汉代厚葬的陋俗，为父亲大修墓冢，台阁重门，十分豪华。汉武帝时，京兆尹曹氏葬在茂陵，百姓称墓前的神道为“京兆阡”。原涉仰慕人家，把父亲墓前的土地买下，修了神道，写上“南阳阡”，以显扬做过南阳太守的父亲。岂不知，原涉的行为适得其反，当初辞推南阳賻賵，简约守孝，获得了极大的声誉，现在为父亲大修坟墓，声名顿减。人们不再仰慕他，也不肯显扬他的父亲，不称“南阳阡”，而只称“原氏阡”。
2.若无天下议，恶美并成空——诔和谥号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特别流行诔文。按说诔文只限于上对下，长对幼，叫作“贱不诔贵，幼不诔长”，有点像今天追悼会上领导的讲话。东晋中书侍郎、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郗超，结交的朋友都是“一时秀美”。只要有才德，哪怕是出身寒门，晚生后辈也加以提拔栽培，并以朋友相待。郗超死，为他操笔写诔文的有四十余人。魏晋时期是个个性张扬的时代，诔文完全背离了“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的礼制，是人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表现。
诔之后，宣布谥号，谥号有善谥，也有恶谥。一般只有一两个字，是死者生前行为最简明的概括。唐朝张守节在《谥法解》中说：“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因此，一旦父祖得不到应有的谥号，或者是有了恶谥，子孙们出于对父祖声誉的维护，都要为父祖争得善谥，这本身就是孝。
曹魏济阴鄄城（今属山东）人吴质生前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都督幽、并诸军事，飞扬跋扈，怙威肆行，死后被魏明帝曹叡谥作“丑侯”。吴质的儿子吴应感到是莫大的耻辱，一再上书申辩，为父叫冤，直到吴质死后24年，才改谥为“威侯”。
西晋宰相卫瓘在八王之乱中被楚王司马玮杀死，楚王司马玮被诛灭后，卫瓘的事再也没人理会，当然也没谥号，卫瓘的女儿写信给大臣们为父争谥说：“先公名谥未定，与凡人无异。朝中这么多大臣，竟然都记不起我父亲的事，这是你们朝廷大臣失礼了吧？”经东安王司马繇奏请，晋惠帝才处理了卫瓘的冤案，并赐谥号曰“成”。
南宋初年，抗金名将杨存中的祖父、父母都战死在抗金战场上。后杨存中累战功至检校少保，领殿前都指挥使。请求朝廷为父祖赐谥。祖父永兴军路总管杨宗闵赐谥号“忠介”，庙号“显忠”。父亲知麟州建宁砦杨震赐谥号“忠毅”，庙号“报忠”。
“人生百年头，名节重如山”。谥号虽然是区区几个字，却是“一子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杨存中的孝显示了“扬名声，显父母”的价值，也只有这样的谥号才能抚慰九泉之下的英灵。
三、让父母到另一个世界安居
《礼记·王制》载：“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这里的殡，即上面说的入棺，也叫大殓。先秦时期，殡、葬的时间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一般是“三日而殡，三月而葬”，秦汉以后，往往几天后就入葬。
（一）子女挥洒思亲泪——发丧、下葬、棺椁、殉葬品
下葬的前一天，取下明旌放在重上，用灵车载重并行，把灵柩迁入祖庙祭奠，称作“迁柩”、“祖奠”。第二天，灵车启行，前往墓地，称作“发引”，后世又称“出殡”。发引队伍由丧主在前，边哭边行。亲属以绳索牵引灵车，称作“执引”，以绳索牵引棺柩称作“执绋”。前来助葬者也要执绋。《礼记·曲礼上》讲：“助葬必执绋。”汉代执绋者要高唱挽歌，后来送葬的排场越来越大，前面有方相氏开道，乐队前导，雇人高举旗幡，抬着各种明器，僧尼、道士念经诵号，一路抛撒纸钱。有的亲友在灵车经过的搭棚祭奠，称作“路祭”。上述贾似道的母亲发丧，就有仪仗、鼓吹。
下葬的方法有两种，天子从隧道直接把棺送到墓穴里。诸侯以下悬棺而入，即用绳子吊着棺材慢慢放到墓穴里。
由于棺材比较重，一般在旁边栽一石柱或木桩，用来固定绳索，下放时既稳定又省力。春秋鲁国季康子的母亲死，鲁班发明一种新技术，叫作“机封”，用机械的力量把棺柩放到墓穴里。守旧者公肩假说：“不可！鲁国有传统礼制，公室用石碑，大夫用木桩。鲁班，人家的母亲是你用来做试验的么？”
鲁班的这项能够代替人力的新发明，就这样在孝敬母亲的幌子下被扼杀了。
棺，又称榇，大殓时用来装殓尸体。椁用长方木卯榫相扣，直接装在墓穴内。《说文·弟六上》称：“棺，关也，所以掩尸。”秦汉以后，不再有棺椁的区别，一般把外层的套棺称作椁。棺椁之间有空隙，以放置随葬品。
棺，往往在生前就准备好了。《左传·襄公二年》载，鲁成公的母亲穆姜，派人挑选最好的槚木为自己作了棺材，结果儿媳妇齐姜却先死了，鲁国执政季文子用穆姜的棺材安葬了齐姜。左丘明指责季文子这种非礼行为是“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
殉葬品是供死者在阴间使用的器具，故称明器、冥器。大到车马、小到金银珠玉、青铜器、货币、玺印、简册、玉匣、丝绸、衣物等。春秋以后，“厚葬久祀”蔚成风气。战国时期的苏秦曾游说齐湣王“厚葬以明孝”。所以，古代帝王、贵族的墓，几乎都是一座地下宝藏。
古代殉葬、厚葬，还刺激产生了一门特殊行业——盗墓掘冢。这个行业收益极佳，许多盗墓者一夜之间成为巨富、暴富。西汉司马迁曾讲：“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这个田叔靠盗墓而家累千金。后来，盗墓者日趋增多，以致有“天下无不发之冢”的说法。帝王的陵寝、官僚富豪之冢，都不能幸免。战国魏襄王（一说是魏安釐王）的墓，被西晋人不准盗开。东晋大司马桓温葬女，殉葬品金巾箱、织金篾、金蚕、银茧等物很多，到南朝齐时，也被人盗开。军阀孙殿英盗发东陵，更是民国时期的惊天大案。
1.杨王孙裸葬矫时弊
古代强调“送终尽孝，葬亲以礼”，否则为不孝。即便是父母遗令草草安葬，做子女的也得恪尽自己的孝心。
汉武帝时，有个学黄老之术的杨王孙，家累千金，病终时对儿子说：“我想裸葬，以归真返土。做一只布囊盛入我的尸体，墓穴入地七尺，把布囊放下去后，从脚下再抽出来，让我的身体直接和黄土接触。”杨王孙的意思是，裸体入土，衣衾棺椁统统都不要，省去小殓、大殓的丧礼。儿子想沉默不答应，但父命难违；想遵守父命，又于心不忍。于是，前去拜访杨王孙的朋友祁侯。
祁侯写信给杨王孙，劝说了半天，最后说：“裸体入土，是戮尸地下，将裸见先人，希望你明白。”
杨王孙回信说：“我之所以裸葬，就是为了矫正厚葬的时弊。现在时人竞相厚葬，实在是无益死者，今日入葬，明日就被盗发，与抛尸荒郊何异？我听说，人死后，精神归天，形骸归地，‘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就是‘归’的意思。既然尸体归地才算归真，裹以币帛，隔以棺椁，口含玉石，怎么归真呢？费财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太愚蠢了。”最后，杨王孙郑重宣布：对于世俗崇尚的厚葬，“吾不为也”。
祁侯也被他的一番大道理说服，连声称“善”。等杨王孙死后，祁侯同杨王孙的儿子一起，裸葬了杨王孙。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一改先秦秦汉的厚葬风俗，流行薄葬。西晋大司马石苞、太保王祥都曾遗嘱子孙薄葬。石苞认为，杨王孙的儿子裸葬其父，不为不孝。石苞在对子孙嘱咐后事时说：“延陵薄葬，孔子以为达礼；华元厚葬，春秋以为不臣。昔王孙裸葬矫时，其子奉命，君子不讥。”
2.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之逮亲存——大操大办的葬礼
《韩诗外传》卷七第七章引用了曾子的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之逮亲存也。”意思是说，如其父母死后杀牛祭墓，隆重地大操大办丧事，还不如趁父母活着的时候，杀只鸡，买点猪肉，好好孝敬父母。如此简单、实际的道理，却很少有人理会。
西汉景帝时，丞相周亚夫的儿子为了恪尽孝道，从专供皇帝制作的“工官尚方”处买了500具铠甲和盾牌，作为父亲百年之后的殉葬品。儿子想孝敬父亲，结果却害了父亲。被人告发，并加上想在“地下”谋反的罪名，周亚夫入狱绝食呕血而死。周亚夫的儿子是真心孝敬父亲，并没有沽名钓誉之意，但500具甲盾的规模也太大了，由此可以看出汉初的厚葬之风。自汉武帝“举孝廉”以来，儒家的孝道被扭曲和推向极端，讲究父母丧礼的隆重和厚葬，成为一种换取孝子美名的操作资本，一种炫耀显赫地位的大好时机。
东汉外戚、大将军梁商的妹妹和女儿同时被选入宫，女儿为汉顺帝皇后，妹妹为贵人。梁商临终嘱咐儿子梁冀等人说：“我死后要薄葬，衣衾、饭唅、玉匣、珠贝等一概不用。气绝之后，马上殡敛安葬。”他还唯恐儿子不听自己的话，告诫说：“孝子善述父志，不宜违我言也。”梁商死后，儿子们想遵从父志，可梁商的皇帝女婿汉顺帝却不听，亲自临丧，赐红色镂银的棺材，黄肠（诸侯王、大臣最高档次的葬具）、玉匣等各种冥器28种，賻钱200万，布2000匹，赐谥“忠侯”。女儿梁皇后比皇帝还大方，赐钱500万，布10000匹。
皇帝葬岳父，皇后葬父亲，当然要排场一下，可这么多钱布，死者能享受到么？然而，如此排场的丧礼却给梁商的儿子梁冀壮了脸，梁冀继任为大将军后，威行内外，百僚侧目，成为东汉最著名的专权跋扈的外戚。
魏晋以后，尽管杨王孙裸葬以矫时弊，王祥、石苞等人谆谆告诫要薄葬，在孝道的幌子下，大操大办葬礼的仍然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