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闽台”千年是一家
闽、台千年以来是一家。西晋末永嘉之乱，中原“衣冠南渡，八姓入闽”，有林、黄、陈、郑、詹、邱、何、胡等姓，他们本是中原大族，入闽后先在闽北及晋安（今福州）定居，而后渐向闽中和闽南沿海以及台湾扩散。中原河洛文化风化闽台，使闽台文化如同中原。
唐高宗、武则天时，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岭南行军总管陈政率唐军入闽，陈政阵亡，其子陈元光代领其众。后陈元光任首任闽南漳州刺史，为闽南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民众感其恩德，奉陈元光为“开漳圣王”。闽台和东南亚一带，陈圣王庙随处可见，仅台湾就有五六十座，至今虽逾千载而奉祀如初。
唐朝末年，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王审知任威武军节度使，尽有今福建之地。后梁开平三年（909），晋封闽王，被尊为“八闽人祖”。福建、台湾及东南亚一带都先后建有祭祀闽王的庙宇。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二月二，客家人聚集地都要举办集会或“金身巡游”活动，祭祀闽王王审知。
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不仅郑氏及将士们的后人在台湾定居下来，而且还掀起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热潮。台湾奉祀郑成功的庙有两百多座。较著名的如位于台南市中西区的延平郡王祠，是清代最早的官祀郑成功纪念祠，其前身是民间纪念郑成功所建的开山王庙，又名郑成功庙。台湾彰化南瑶宫之南的开台圣王庙，也是较为著名的郑成功庙宇。
福建谚语说：“陈林半天下，黄郑排满街。”台湾也有与福建相似的谚语：“陈林半天下，黄张排成山。”陈、林、黄三姓在两岸都占有很大比例，可见两省历史渊源深厚。
台湾从地域上和福建也同气连枝。从宋至清的900年间，福建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八府建制，故有“八闽”之称。1684年增设台湾府，管理台湾、澎湖，仍归福建省管辖。这样福建为九府建制，史称“九闽”。也就是说，“九闽”福建本身就包括台湾。
2.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郑成功收复台湾
明末抗清将领、民族英雄郑成功，本名森，字大木，福建泉州府南安人。后南明福州唐王隆武帝朱聿键赐国姓朱，改名成功，世称“国姓爷”。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为海盗，后为南明水师将领。顺治三年（1646），唐王政权倾覆，郑芝龙降清。郑成功苦心劝告不听，遂至孔庙哭庙、焚儒服，对父亲说：“若父亲一去不回，孩儿将来自当为父报仇。”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率领父亲旧部继续进行抗清斗争。顺治十年（1653），清廷封郑芝龙同安侯，派使者带着朝廷的敕旨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芝龙知道儿子不会接受清廷的册封，写信给弟弟郑鸿逵，让他从中劝降。郑成功果然拒绝了册封，并给父亲回信表明了自己的决心。第二年，清廷又封他为靖海将军，郑成功不仅拒绝册封，还把他驻军的中左所（今厦门）改为思明州，表示思念明朝，忠贞不贰。并遥尊广东肇庆南明桂王政权的永历帝朱由榔，被封为延平王。后来，郑芝龙被清廷夺爵下狱，令他“自狱中以书招成功，谓不降且族诛”，郑成功心如铁石，坚决不投降。
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领船队由金门出发，抵达台湾，在当地人民支持下，经过多次激战，到第二年十二月，终于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占领38年之久的台湾。据《清史稿·郑成功传》载，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以陈永华为谋主，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台湾周千里，土地饶沃，招漳、泉、惠、潮四府民，辟草莱，兴屯聚，令诸将移家实之”。这些丰功伟绩，使他一直受到台湾人民的崇敬和缅怀。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督师攻克郑氏政权领有的澎湖，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遣使归降。清军进驻台湾，清廷设置台湾府，实行有效管辖。
光绪（1875～1908）初年，朝廷批准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奏请，为郑成功在台湾立祠祭祀。
郑成功抗清，尤其是收复台湾，不仅在中华民族抗击殖民侵略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还为炎黄子孙树立了“扬名声，显父母”和大忠大孝的光辉典范。他多次拒绝父命，不为不孝。《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叫“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他是站在民族大义立场上的忠孝两全，恰恰是他对父亲的苦苦劝谏和多次违抗父命，恰恰是他抗清和收复台湾的辉煌业绩，弥补了父亲的过失，为郑氏宗族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否则，郑氏的名声早让郑芝龙给毁了。
（五）孝——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源泉
列宁讲：“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宗法社会，其爱国主义体现了对君主（国家）、炎黄先祖、父母之邦（领土）、民族历史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归属，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有如下基本特征：
1.附丽于固定的血缘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固定在同一民族上的“根”的意识。宗法血缘是联结、维系爱国主义的纽带，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的源泉。
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军长驱直入齐国，连克七十余城，仅剩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两城，齐湣王被杀，国中无主，齐国危在旦夕。在亡国灭宗的危机面前，齐国民众自发地掀起了一场救国战争。莒城民众组织起来找到齐湣王的儿子法章，立为齐王，树起了一面复国的旗帜。即墨大夫战死，民众共推田单为将军，田单用火牛阵大破燕军，乘胜收复失地，使齐国转危为安。《史记·田单列传》载：即墨守将田单面对团团围困的燕军，使反间计说：“我就害怕燕人挖我城外的祖坟，暴露先人的尸骨。”燕军果然上当，“尽掘垄墓，烧死人”。即墨将士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田单就是利用了齐人对祖先的血缘亲情来激发其爱国义愤，才创造了同仇敌忾、势不可挡的抗敌局势。
所以，传统的祖先崇拜意识和孝道培养了中国人对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之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宗法血缘关系成为中国人民最注重的价值选择。现在，称呼海外的华侨用炎黄子孙、海外赤子，国内用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地方上用齐鲁儿女、父老乡亲。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一句“骨肉同胞们”！“兄弟姐妹们”！就能让人热血沸腾、同仇敌忾，召唤出无比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2.附丽于固定的地缘
故土家园、父母之邦的观念使中国的爱国主义不仅附丽于固定的血缘，而且附丽于固定的地缘：对父母之邦的依恋和对故土的热爱。这是最具有原始性、人民性和普适性的爱祖国。父母丘墓、父母之邦是不可选择和取代的，又是神圣的、至上的，它成为邦国意识、爱国主义的精神寄托。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孔子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漫长历程，说：“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他迟迟而行，是因为“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舍不得离开生他养他的父母之邦。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民众的邦国意识是非常浓厚的。鲁庄公十年（前684）齐国背盟进攻鲁国，曹刿，一介布衣参与指挥了长勺之战，并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挽救了鲁国的危亡。
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的策划下大举进攻楚国，申包胥为挽救父母之邦的倾覆而赴秦乞师救楚，依庭墙而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感动而出师救楚。楚国复国后，申包胥逃走不受赏赐。
战国魏国须贾诬告范雎背叛魏国，范雎说：“楚国申包胥借秦军击退吴军，楚王给他五千户封邑，申包胥推辞不受，因为父母的丘墓在楚国。如今我的先人丘墓也在魏国，我怎么会背叛魏国呢？”
中国人安土重迁，老了要落叶归根，有强烈的恋土意识。中国的黄河、母亲河、黄土地是那么深入人心。有一首歌叫《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歌词是：“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不管过去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这首歌唱的就是中国人的恋土之情。
3.附丽于固定的文化
附丽于固定的文化即对祖国文化历史的坚定信念。梁启超曾说，历史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周恩来曾说，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
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述了古人爱国主义的文化观。他在《日知录·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其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由此概括的。在这里，“亡国”是改朝换代，这是君主和当官们谋划的事。而“亡天下”，即仁义败坏，道德沦丧。所以保天下是百姓义不容辞的责任。章太炎在《革命之道德》中解释说：“匹夫有责之说，今人以为常谈，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经济之云云。”以道德凌驾在政治经济之上，认为保持道德比保持国家政权更重要，这是以道德伦理为本位的国家观。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乃是文化观。对祖国文化的自信和优越感，也是封建时代爱国精神的体现。
总之，有了孝亲意识，才会有对炎黄先祖、父母之邦、故土家园、父老乡亲深深的眷恋，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同和归属，这是爱国主义深厚的感情基础。这种孝亲意识基础，决定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感情专一，就像爱自己的母亲不会移情别恋爱别人的母亲一样，要想移情别恋爱上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也很不容易。有了这一感情基础，就能以天下、国家、社会、民族为己任，立事立功、无私奉献；就能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抵抗、拼搏沙场；就能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和个人的气节从容牺牲。就能体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