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参与观察法。参与观察是田野调查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研究者因实际参与研究，而成为行动者。参与观察者在研究的互动情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主要借由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以观察者的身份，直接对研究情境及其人际互动进行观察，并配合深度访谈同步进行；另一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观察，介入他们的一般性谈话，借由亲身体验，来发掘和发现较具真实性的资料，以弥补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的不足。观察法的实施主要由四个环节组成：第一，确定研究目的，训练观察人员，作好研究准备。第二，选择观察对象、观察范围与观察内容，确定观察指标及观察记录方法。第三，实施观察，搜集、记录资料。第四，分析资料，撰写报告。
此外，广播电视研究的具体方法还有文献法、功能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等等。在对我国广播电视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注意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以科学、准确、全面地揭示我国广播电视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
三、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的学科特征与学科建设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抑或历史渊源上，广播电视学与新闻学、大众传播学都有着直接的联系。广播电视学是在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兼容这两门学科中的部分研究内容。由于其又融合了文学、艺术、美学等学科的大量成果，因此又同新闻学、大众传播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从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来看，广播电视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这三门学科既自成体系又相互交叉。
需要指出的是，广播电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自身的传播特点，其传播内容日益丰富、传播形式日趋多样，其内涵远远超出新闻传播的范畴。以传播内容为例，除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以外，占据广播电视大量播出时段的是专题节目、综艺节目、谈话节目、电视剧等，而这些内容显然不是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纳入到新闻学的研究范畴中。另外，根据传播内容，广播电视学不仅可以划分为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广播电视管理学等分支学科，还有诸如广播电视社会学、广播电视文化学、广播电视心理学、广播电视哲学、广播电视批评学、广播电视美学、广播电视受众学、广播电视经营学、广播电视节目学、广播电视管理学、广播电视传播学、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学、广播电视纪实学，等等，而且这些分支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知识理论体系。
总之，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广播电视学通过不断地从其他成熟的相关传统学科中吸纳营养，逐步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知识理论体系。
（一）广播电视学与新闻学、大众传播学的关系
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是广播电视学的主要理论来源。广播电视学既兼容了这两门学科的部分研究内容，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
新闻学关注人类的新闻活动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新闻传播活动、新闻现象、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状况及其规律。新闻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论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活动与新闻事业的一般规律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功能和特点。二是实务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新闻业务方面的技能、技巧、方法和原理。三是历史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事业产生的背景与条件、历史与发展的特点及规律以及新闻界各个时期的名人、名报（刊、台）等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对广播电视的研究方面，新闻学涉及的主要是广播电视节目的新闻、评论部分。二者的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广播电视新闻学。当然，随着广播电视的飞速发展，新闻学的研究范围早已不能涵盖广播电视日益丰富的传播内容与日益多样化的传播手段。
大众传播学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由于广播电视的普及促使大众传播学很快成为一门显学。20世纪50年代其学科体系即趋于成熟。大众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大众传播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大众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它广涉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书籍等六大传播媒介，着眼于从宏观层面通过各种理论与模式描述、分析、解释大众传播现象。广播电视学的分支学科广播电视传播学便是在与大众传播学相互渗透的基础上产生的。
（二）广播电视学与美学、艺术学的关系
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主要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美学包括基础美学、实用美学和历史美学三个方面，其关注的基本问题是美的本质、审美意识同审美对象的关系等。
20世纪初，德国的艺术理论家玛克斯·德索第一次确立了艺术学的独立的学科性质。艺术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主要对各种艺术及艺术现象进行宏观、整体和综合的研究。它涉及的范围广泛，包括艺术的发生、发展、创作、欣赏以及艺术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艺术学由艺术理论、艺术史和包括艺术美学、艺术心理学、艺术教育学等在内的艺术学边缘学科群组成，其中，艺术理论是艺术学的核心与主导，主要关注艺术的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广播电视本身既是一种新的艺术媒体，又是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而且它在与各种传统艺术形式的相互渗透中形成了包括广播剧、广播小说、电视剧、电视文艺晚会、电视文学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广播电视艺术是一种具有独特艺术个性和美学风貌的新型艺术形态，广播电视与美学和艺术学有着天然的渊源。把美学和艺术学运用到广播电视的领域，用美学和艺术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研究广播电视，比如广播电视节目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段等，便形成了新的交叉分支学科——广播电视美学、广播电视艺术学。
（三）广播电视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的关系
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研究社会整体及要素的相互关系和运动过程来探讨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在社会学中，人不是作为个体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群体或机构的成员而存在。社会学起源于欧洲。1838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首次使用“社会学”这一概念，提出要建立社会学这样一门独立的学科，标志着社会学的诞生。社会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社会学学科形成了两种互斥、互补的方法论，即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或解释学、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实证主义强调数量化、模型化的分析方式，通过抽样调查方法搜集资料，倾向于运用诸如统计图表类的定量技术处理、资料分析，主张运用公式、数量模型去表达经得起检验的假设。人文主义主要运用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去搜集资料，强调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以及研究对象内心的思想、情感、行为目的、动机需要等因素；强调对当事人的洞察、理解和解释。社会学的两种方法论影响极为深远。广播电视学中，常运用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人文主义的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去统计、探讨、分析广播电视受众的特点、视听行为、视听规律等，因此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广播电视受众学。
在对广播电视受众的研究过程中，还吸取了心理学的大量研究成果，采用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对受众的视听心理、视听动机、视听过程进行分析。心理学是一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学科。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以及人的行为与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心理学在前科学阶段属于哲学范畴。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心理研究所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这一学科成为科学的转折点。运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广播电视传播者、采访对象、受众在信息采编、传播和接受全过程中的种种心理现象及其客观规律，形成了广播电视学的又一个分支学科——广播电视心理学。它是广播电视学与心理学交叉融会的边缘学科。
从上面对广播电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梳理可以看出，广播电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有着自身独立特征、自成体系、实践性强的应用科学。广播电视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兼收并蓄、融汇综合新闻学、大众传播学、艺术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大量成果，与他们相互交叉形成了众多的、新的分支学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广播电视学的学科体系。
四、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的意义与价值
构建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不仅是广播电视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推动当代广播电视发展的外在需要。
技术的进步、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已经并将继续给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带来越来越深远的影响。21世纪前期的几十年，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而且也是我国广播电视在传播业态、传播理念上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广播电视学必须与时俱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分析我国广播电视行业所面临的世情、国情、民情、行情，科学判断时代特征，科学预断发展趋势，集中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和研究队伍的聪明才智，加强学科研究的力度，提高学科研究的水平，从而充分释放中国广播电视学的当代价值。
具体说来，我国广播电视学的当代价值应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推动广播电视更好地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服务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前所未有的，同样，它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种种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当代广播电视学要认真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如何从世情、国情、党情的实际出发，发挥广电传播的优势，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促进全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道德水准和人心凝聚，为全国的改革、开放、稳定和发展及“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顺利推展，以及为推动国家发展总目标的实现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智力支持和舆论支持。
就以广播电视如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而言，就是一个重大课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庞大工程，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中国广播电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不仅责任重大，而且大有可为。中国广播电视学应该为广播电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理论指导，比如广播电视学应研究如何促进广播电视更有效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观念、时代风貌、进取精神，倡导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价值观与社会氛围。另外，应着力研究广播电视如何加强对社会种种丑恶、失范现象的批评与监督。总之，广播电视学既要研究广播电视如何发挥“导善功能”，又要研究其如何发挥“抑恶功能”。使广播电视从两个不同的方面释放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在现代社会的有机体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日趋分化，彼此间既有矛盾，又相互依存。广播电视学应研究广播电视如何呈现社会各方相互作用的复杂情状，发挥广播电视的社会整合与调控功能，为社会整合提供充分的沟通渠道和建设性的传播平台，探寻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建立广泛的社会共识，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进步。这些研究对于处在社会转型过程的中国而言，其当代价值不言而喻。
（二）推动中国广播电视提高国际传播力，使之更有效地走向世界
广播电视是一个重要的国际交流媒体。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世界进入了一个瞩目中国、群说中国、乱说中国的时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超越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发展前景的“不确定论”等此起彼伏。中国广播电视如何通过有效传播向世界描绘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如何有效传播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及和平发展、和谐共赢的发展方针，如何化解对中国的误读、误判、误导、忧虑、担心、恐惧以及恶意的歪曲、抹黑、中伤和攻击，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一个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国际传播平台、渠道、覆盖等硬件建设，同时更要从传播理念、传播行为、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话语、传播规律等方面提高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的软能力，从而提高国际传播的话语权、有效性。
就当前中国广播电视的国际传播而言，硬件建设已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关键是软实力太软，即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内容”的竞争力、影响力还不强。如同一个国家一样，硬实力不强，难于强大；软实力不强，也难于强大。当硬实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软实力就成了终极竞争力。如何改变中国广播电视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硬件硬”、“软件软”，虽然“落地”但难于“入心”的状况，是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