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培育大型集团，整合资源，壮大规模
积极培育大型广播电视企业和企业集团，以资本为纽带，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整合资源，壮大规模，增强实力，使之成为广播电视市场的主导力量和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者。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加快推进国有广播电视生产经营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整体转型。
三、建立政府监管体系
在我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要负责监管广播、电视、电影业务，广告业务由国家工商总局进行监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要求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要求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要求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这为广播电视政府监管职能的进一步明晰、广播电视政府监管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明确依据。加强和改进广播电视领域宏观管理，就是要建立职责明确、反应灵敏、运转有序、统一高效的政府宏观管理和调控体系。这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实现由办广播电视为主向管广播电视为主转变。
（一）改进政策调节手段
在制定和执行监管政策前，相关部门应首先采取科学的监管评估机制，通过对监管机构的绩效进行审计，判断监管政策的可行性和效果，保证有限的资源得到正确、高效的利用，从而使监管政策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为保证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广播影视安全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广播电视安全防范和安全预警机制，制定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逐步实现安全播出管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范的转变，从分散监管向集成监管的转变，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全面提高安全播出和安全保障能力。
（二）强化市场监管手段
政府是资源的宏观调控者，而市场管理的是微观方面。市场监管手段是将部分政府职能分配给市场经营，坚持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去行政化，逐步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进行广播电视媒体公司化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市场化运作。在此基础上，政府宏观调控、全局管理，明确市场主体在参与中的责任，增强市场化后各媒体和政府各自的责任意识。
（三）完善社会管理手段
社会管理手段也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力量之一，他们间接影响政府的监管效果。我国的广电社团大多从学术团体转变而来，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目前正处于职能转变初期，自律维权作用还没能充分体现。因此，政府要向市场放权，向社团组织放权，引导社会力量积极投入到广播电视运营监管中来，加强各社团间的相互联系，积极吸收行业内企业入会，完善社会管理手段，使社团组织成为行业管理者的得力助手。
为引导和规范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健康发展，2012年7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随后，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制定发布《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分批举办审核员培训班，倡导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行业良性发展。遇到重大问题，政府部门主动向行业协会问计，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协同管理，是广电政府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重要方向。
（四）提升监测手段
为适应新技术、新业务发展，需要不断提升现有广播电视监测网的监测能力。科学指导、协调和监管广电产业发展的机制和措施将在探索中不断完善。2011年，国家统一的广播电视监管平台投入使用，监管手段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拓展。下一步，还要进一步丰富、完善针对手机电视、IPTV、网络视听节目等新兴服务形态的技术监控监管手段，针对不同播出形态的广播电视节目，在内容传播、机构运营、传输效果等各个环节实现全面有效监测监管。局、台、网各主体之间的职能界定与业务划分将更趋清晰，省市县三级广电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将进一步巩固。
（五）健全法律管理手段
加快广播电视法制建设，推进立法进程，逐步健全广播电视法律法规体系。推进依法行政，改进管理方式，创新管理手段，实现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管理的转变。政府应当从原来的直接强制干预转变为通过制度供给和明确规范来引导服务对象按照法律实施行为，即由权力行政转向行政法治，这种转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也是管理科学和民主化的需要。
四、建立行业协会服务体系
随着《行政许可法》的实施，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的管理职能也愈加清晰。“十一五”规划建议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提出，要“坚决把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中介组织和市场”。在这一背景下，2004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民政部批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更名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其前身是1986年10月成立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更名后的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在原有学术研究职能基础上增加了自律维权、制订行业标准、开展行业评估等新职能，成为协助政府与政府管理职能相衔接的服务型、自律型和咨询型的社会组织。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要求按照建立中国特色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5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要求大幅削减行政审批事项，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6月19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通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定”方案。根据此方案，总局内设22个机构，编制达508人，有20项审批职责被取消，7项审批职责下放到省级管理部门。
为适应新一轮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对政府委托移交的部分职能“接得住、管得好”，广电行业应整顿现有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理顺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其依法管理、协调管理的效能。为此，要在广电行业协会中大力扶持、培育枢纽型组织，以委托管理职能、购买服务等方式，增强其聚合力。使其在政治上发挥引领作用，业务上处于龙头地位，管理上能够承担主管部门授权或委托的事项。同时，制定和完善行业协会规章和监事制度，增强行业自律能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协调、监督、服务、维权等方面的作用，使广电行业呈现“放得开、搞得活、控得住”的良好运行态势。
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广播电视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而且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的诸多方面，涉及执政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和广播电视管理方式的改革，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推进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建立新型广播电视体制，应当创造和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包括提供政策、法律、财税、人才等方面的机制和保障，并且加强决策研究，注重改革方案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可行性，确保改革措施的可行性、稳定性和实效性；坚持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行分类指导、分步实施，有计划、有目标、有步骤地向前推进。
第四节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前瞻
现行广播电视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表明，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门和相关产业主管部门，既有相同相似的一面，更有独到特殊的一面。广电部门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属性，宣传、管理、事业建设职能，构成了一个相当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其体制改革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的诸多方面，涉及党对意识形态、对新闻媒体、对广电文化的领导、执政和管理方式的改革。这一切决定了广播电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媒体的分类管理
广播电视媒体根据意识形态相关性和产业相关性的程度，将相关频率频道分别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和市场运营体系，加强资源整合，实行分类管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经济之声”为代表，形成了“经济之声+公司”、“节目生产+市场营销”的紧密型全新运行模式，建立起事业、产业双轨运行的新机制，推行“业务首席制、编委会制、栏目执行主编负责制”，建立人力资源管理行政业务双通道双规运行新机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全面调整才、编、播、技术部门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定位，在中心以上机构实现由办节目向办媒体、管媒体、经营媒体转变，整合全台资源。
2009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正式批复上海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方案，撤销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成立上海广播电视台，并由台出资组建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同年10月21日，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这是上海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发展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由此产生的“上海模式”的核心和实质，是建立一个广播电视事业产业统筹协调、分开运行、分类管理、整体发展的科学运行机制。
“上海模式”的操作之一是事业和产业分开。电台电视台等公益性部分必须坚持事业性质，由政府来主导，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新闻立台”的办台理念，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广电媒体的公信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政策允许可分离的内容制作业务和其他可经营性资产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方针，加快培育市场新主体，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鼓励社会化、多样化发展，不断增强内部活力、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不同部分，不同政策，不同方针，这是事业产业分开、分类管理、分别运营的方针政策与以往广播电视管理的最大区别。
不仅如此，在此轮改革中还撤销了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合并组建上海广播电视台；同时对原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所属公司的业务进行调整，将负责IPTV的“百视通”与互联网业务的“东方宽频”、手机电视的16家公司进行整合，组建了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新媒体运营服务以及传媒相关业务于一体的上海东方传媒集团公司，实现资源共享，拓展了现代传媒产业的发展空间。
受“上海模式”的影响，湖北广播总台整合资源，建立新闻、广告运营和节目购销三大中心，进一步深化完善扁平化管理和频道制改革。四川广播电视台将所属机构划分为“事业平台”和“产业平台”两大板块分开运营。山西省广电局确立了“局设台、局管台、台控企”的体制构架，积极推进资源重组和机制创新工作。安徽、广西、黑龙江、江西等广电系统也围绕内部扁平化管理、人事制度、人才机制、收入分配机制、竞争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等进行了改革创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