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力量联盟领袖大步从舞台的幕后走到了演讲台。就像以前在那些忠于他的群众集会上一样，他开始谈论，一旦人民拥护他当上了总统后，他将创建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五分钟后，在一片寂静中，他感到了不安。强烈的反响到哪里去了？热烈的掌声到哪里去了？拉拉队到哪里去了？他抬起眼皮去看远处的云彩，描绘他的祖国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但现在控制在外国银行家、不法商人和罪犯的手中。他慷慨激昂的讲话声在大厅里回响，但听众并没有起立，并没有举手向爱国力量联盟致敬。他结束演讲后，人们继续沉默着。
“也许要提问吧？”库兹涅佐夫提议说。这是一个失误。至少三分之一的记者来自外国的新闻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来自伦敦的《时报》和《每日电讯报》的记者，都能说流利的俄语。
“科马罗夫先生，”《洛杉矶时报》记者大声说，“我猜想到目前为止，你已经为竞选活动花费了大约两亿美元。这肯定是世界纪录了。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科马罗夫怒视着他。库兹涅佐夫在他耳边轻声提醒。
“来自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公共捐献。”他说。
“这差不多是俄罗斯所有人一年的工资，先生。这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其他人也一起附和。“你打算清除所有的反对党，建立一党专制的国家，是这样吗？”
“尼古拉耶夫将军在谴责你三周之后被谋杀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是不是准备否认，两天前的暗杀行动是黑色卫队搞的？”
国家电视台和两家商业电视台的摄像机和麦克风，在整个大厅内漫游，把外国记者尖锐的提问和结结巴巴的回答都摄录下来了。
《每日电讯报》的记者，也接到过一个匿名电话，而且他的同事马克·杰斐逊七月份在莫斯科街头遭到枪杀，现在他站了起来。照相机镜头都对准了他。
“科马罗夫先生，你听说过一份叫《黑色宣言》的秘密文件吗？”
大厅里一片寂静。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和其他外国人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事实上，他自己也不知道。伊戈尔·科马罗夫倚靠着讲台，保持着自我控制，他的脸色变白了。
“什么宣言？”
又是一个失误。
“先生，根据我的消息，那份宣言描述了你所设想的各个计划：创建一党制的国家，重新启用古拉格[79]关押你的政治对手，用二十万黑色卫兵统治国家，入侵相邻的共和国。”
会场静极了。大厅里有四十个记者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俄罗斯的一半新闻媒体支持注定要被废除的党派，如果这个英国人是对的，那么这些党派的领袖将被送去劳改营，随之还有这些媒体。他们的眼睛都盯住了科马罗夫。
这时候，场面开始混乱了。然后，他犯了第三个错误。他发脾气了。
“我不想站在这里听你们胡说八道了。”他尖声叫着，高视阔步地离开了讲台，身后跟着倒霉的库兹涅佐夫。
在大厅的后面，格里辛站在垂挂的幕布阴影里，怒视着在场的新闻媒体。不会太久了，他对自己做出承诺。不会太久了。
第十九节
在莫斯科中心区的西南角，莫斯科河在那里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形成了一片突出的土地，上面矗立着中世纪修建的诺夫德维奇女修道院，在其围墙的阴影下，有一个很大的公墓地。
这个墓地占地二十英亩，荫蔽在松树、桦树、椴树和柳树的林子里面。那里有两万两千个墓穴，埋葬着两个世纪以来的俄罗斯贵族和名人。
墓地分为十一个墓园。一至四号墓园是十九世纪的墓地，其一边是女修道院的围墙，另一边是中央界墙。
五至八号墓园位于界墙和边沿之间，边沿以外是赫莫夫尼奇斯基大道，有卡车在隆隆驶过。这里埋葬着共产党时代的伟人和坏人。小径和巷道的两边是元帅、政治家、科学家、学者、作家和航天员的坟墓。墓碑有些很简单，有些因自我崇拜而相当华丽。
宇航员加加林，因酒后驾驶样机遇难，就埋在这里，距离尼基塔·赫鲁晓夫圆形石雕头像仅咫尺之遥。飞机、火箭和枪炮的模型，表明了这些人生前从事的行业。其他人物胸前饰有花岗石的勋章，但大都被遗忘了。
中间的小径上有一道墙，上面开了一个狭窄的入口，通向三个小墓园，即第九、第十和第十一号墓园。由于地皮珍贵，到一九九九年冬天，剩下的地块几乎没有了，但还是为尼古拉·尼古拉耶夫陆军上将保留了一块。十二月二十六日，就是在这里，米沙·安德烈耶夫埋葬了柯利亚大叔。
他尽量按照他们上次一起吃饭时老人提出的要求去做。参加葬礼的有二十位将军，包括国防部长和莫斯科两位主教中的一位。
老战士生前要求的是全套宗教礼仪，于是寺僧们摇起了熏香炉。带有芳香味的烟雾在冰冷的空气中袅袅升上了云霄。
墓碑呈十字状，用花岗岩制作，但没有死者的肖像，只有他的名字，下面凿刻着几个字：一位俄罗斯战士。
米沙·安德烈耶夫少将宣读了悼词。悼词很短，柯利亚大叔也许是想在最后作为一个基督教徒进入坟墓，但他讨厌过分热情的词语。
他读完后，当主教在拖长音调吟咏离别时，他把三条洋红色的绶带和苏联英雄金质勋章放在棺材上面。来自他自己的“塔曼斯卡亚”坦克师的八名战士担当了抬棺人，他们把棺木降到了墓穴里。安德烈耶夫后退一步，举手敬礼。两位部长和其他十八位将军也跟着敬礼。
当他们沿着中央小道向出口处和等候在外面的豪华轿车走去时，国防部副部长布托夫上将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太可怕了，”他说，“走得太惨了。”
“总有一天，”安德烈耶夫说，“我会找到他们的。他们将会付出代价。”
布托夫显然有些困惑。他是政治任命的，是个文职军人，从来没有指挥过战斗部队。
“是的，嗯，我能肯定，民警正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他说。
在人行道上，将军们一个个庄重地与他握手道别，然后钻进他们的公务汽车，匆匆离去了。安德烈耶夫找到自己的汽车，驾车返回基地去了。
五英里以外，冬日的天光在下午两三点钟就消退了，一个身穿教袍、头戴筒帽的矮个子教士在积雪中匆匆穿行，摇摇摆摆地走进了位于斯拉夫扬斯基广场的那座洋葱头教堂[80]。过了一会儿，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也进来了。
“你怎么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上校静静地说。
“我害怕极了。”教士说。
“不用害怕，马克西姆神父。事情是有曲折的，但没有我搞不定的。告诉我，为什么大主教那么突然地离开了？”
“我不知道。二十一日上午，他接到了札戈尔斯克的一个电话。对此，我一无所知。电话是他的私人秘书接的。我得到通知去收拾行李，才知道这事。”
“为什么是札戈尔斯克？”
“后来我获悉了。札戈尔斯克修道院邀请了巡回传教士格雷戈尔神父的布道活动，大主教决定去参加。”
“这等于他认同了格雷戈尔的异端邪说，”格里辛厉声说，“他一句话都不用说。亲自到场就表明了他的立场。”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询问我是否可以一起去。秘书说不用了，圣座将带上一名哥萨克人做司机，还有他的秘书。两个修女放假去走亲戚了。”
“你没有及时通知我，神父。”
“我怎么知道那天晚上会有人要来？”神父悲哀地说。
“说下去。”
“后来我不得不给民警打了电话。哥萨克卫兵的尸体躺在楼上。上午，我给札戈尔斯克的修道院打了电话，把情况告诉了秘书。我说有武装抢劫，还开了枪，没说其他的。但后来民警改变了说法。他们说，袭击是针对大主教的。”
“然后呢？”
“秘书给我回了电话。他说，圣座深为不安。可以说是心烦意乱，主要是因为哥萨克卫兵的被害。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留在札戈尔斯克，与僧人们待到圣诞假期结束，直到昨天才回来。他回来的主要事由，是主持哥萨克人的葬礼，然后要把遗体送到顿河他的亲属那里去。”
“那么大主教回来了。你打电话把我叫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
“当然不是。是关于选举的。”
“你用不着担心选举，马克西姆神父。我们虽然有些损失，但代总统肯定会在第一轮投票后遭淘汰。在决赛中，伊戈尔·科马罗夫还是能够战胜久加诺夫。”
“就是这事，上校。今天上午，根据圣座自己的请求，他去老广场与代总统进行了私下的秘密会晤。似乎在场的还有两位民警将军和其他的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是赶回来吃午饭的，与他的私人秘书一起在书房里吃。我给他们上菜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我，继续讨论代总统伊凡·马尔科夫最后做出的决定。”
“什么决定？”
马克西姆·克利莫夫斯基神父像筛糠般浑身颤抖。他手里的蜡烛火光也在不断摇曳，柔和的烛光不停地在墙上图画内圣母和圣子的脸上晃动。
“冷静点，神父。”
“我冷静不了，上校，你必须理解我的处境。我已经尽了全力来帮助你们，因为我相信科马罗夫关于新俄罗斯的愿景。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对住宅发起的袭击，今天的会面……这一切都太危险了。”
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上臂，他畏缩了。
“你已经陷得太深了，现在要退出来已经太晚了，马克西姆神父。你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一方面，你回去后要继续在餐桌边当好服务员，别去理会教会和圣座的命令。另一方面，你再等二十一天，到时候伊戈尔·科马罗夫和我本人就会获胜，你将会上升到做梦都想不到的高位。现在告诉我，他们与代总统会面时都说了些什么？”
“不会有选举了。”
“什么？”
“哦，选举还是有的。但科马罗夫没有参加。”
“他们不敢，”格里辛耳语着，“他不敢宣称伊戈尔·科马罗夫是不合适的人选。这个国家的一半以上是支持我们的。”
“事情不止这些呢，上校。显然那些将军们也很顽固。老将军被害以及企图谋杀银行家和民警将军，尤其是圣座，已经激怒了他们。”
“到了什么程度？”
“一月一日是新年元旦。他们认为，每个人都会像以往那样喝酒庆祝，没能力协调行动。”
“什么每个人？什么行动？你给我解释清楚。”
“你们的每个人，你指挥的每个人。保卫你们自己的行动。他们已经集中了四万人的队伍，包括总统卫队、特警部队和联邦武警，还有几支特种部队以及内务部驻扎在市内的精英部队。”
“要干什么？”
“要把你们全都抓起来。罪名是阴谋反对国家。要粉碎黑色卫队，把黑色卫兵在兵营里逮捕起来或杀掉。”
“他们不能那样做。他们没有证据。”
“显然，黑色卫队的一名军官已经准备站出来作证。我听到秘书也是这么认为的，那是大主教的回答。”
格里辛上校站在那里，像是受到了电击似的。他有一个想法：那些懦夫是没有胆量采取行动的。他的另一个想法认为，这也许是真的。伊戈尔·科马罗夫从来没有屈尊加入到杜马的舞台。他一直是一名政党领袖，但他不是杜马成员，因此没有议员的豁免权。他，阿纳托利·格里辛，也没有这个豁免权。
如果真的有一名黑色卫队的军官出来作证，那么莫斯科地方检察院就会签发拘留证，把他们至少拘禁到大选日期。
作为审讯官，格里辛目睹过人们在极度恐慌时的举动：跳楼、卧轨、碰触电网。
如果代总统及其周围的人、总统卫队、打黑的警察将军和民警局长都意识到，科马罗夫上台执政后他们会面临什么前景，他们也许是会处于那种极度惊恐状态的。
“你回去吧，马克西姆神父，”他最后说，“记住我说过的话，你已经走得很远了，现在的当局是不会宽恕你的。对你来说，爱国力量联盟必须获胜。我要知道发生的所有事情、你听到的所有事情、每件事情的进展情况、每次会面和每次会议的情况。从现在起，直至新年元旦。”
怀着感激的心情，这位惊慌失措的神父急忙离开了。六个小时后，他的老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炎。他向大主教请假，得到了恩准，同意他回家去照顾老母亲。夜幕降临时，他已经坐上了开往日托米尔的火车。他认为，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已经按要求做了所有的工作，甚至更多。但米迦勒及其天使们[81]，不会让他在莫斯科再作停留了。
那天晚上，杰森·蒙克给西方写了最后的一份信息。没有了电脑，他用大写字母慢慢地仔细书写，满满当当地写了两张纸。然后在台灯下，他用乌马尔·古纳耶夫给他买来的小型照相机，把两张纸分别反复拍摄了好几次。最后，他烧毁信纸，把灰烬倒进厕所的马桶里冲走了。
黑暗中，他把未曝光的胶卷从照相机里取出来，塞进了事先买来的一支铅笔般粗细的小瓶子里。
九点半，马戈茂德和两名保镖开车，把他护送到了他指定的地址。那是一处破烂的住所，一座独立的小房子，位于远离莫斯科的东南郊纳加蒂诺区。
应声来开门的老人留着胡茬，瘦骨嶙峋的身躯上裹着一件羊毛衫。蒙克不可能知道，他曾经是莫斯科大学一位令人尊敬的教授，后来由于为学生发表了一篇呼吁民主政府的文章，与当时的政权决裂了。
那已经是改革以前很久的往事了。后来，他还是得到了平反，但已经太晚了，他只得到了一份微薄的国家养老金。当时，他侥幸没被送去劳改营。当然，他们剥夺了他的工作，还有他的公寓。他被贬为扫马路的清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