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期建造的一万亩碳汇林，总投资7000万元，植树57万株，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全部资金来自于煤老板。”高“负责”继续介绍说。
“这样浩大的工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笔者问。
“3个月以内完成。”高“负责”回答。
“成活率有多高？”笔者接着问。
“成活率是个硬杠杠，必须达到100%。”
“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年栽下的树苗，什么时候能产生生态效益？”
“用不了10年，3年就能见效益。不但有生态效益，还会有经济效益。我们选栽的是樟子松、油松、柠条和山杏，这些沙生植物生长期短，有防风固沙、净化空气、保持水土流失的功能。3年后，你再到这里来看看，这里就变成绿色农庄了。”
这位“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高成说话很自信。这就是鄂尔多斯人的胸怀，这就是鄂尔多斯人创造的神话。
向“穷”字开刀
制约鄂尔多斯发展的另一个瓶颈是那个“穷”字。进入新世纪了，老百姓的兜里没有钱，政府手里也没有钱，全市下辖1个区7个旗，全都带着“贫困的帽子”，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这里封闭，封闭得像个中世纪的城堡，外面的人不知道里面的天地，里面的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全国人民唱着《春天的故事》迎接新世纪那个春天的时候，这里还是一块冻土。这里的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不知道“小康”距这里有多远；这里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形成，老百姓的银行还在鸡窝里、羊圈里；这里十年九旱，老百姓还在靠天吃饭；这里几乎没有冒烟的工厂，所谓的工业大多是手工小作坊……当地人形象地自嘲说：轻工业小作坊，重工业钉马掌。
据历史记载，东胜曾经辉煌过，早在隋唐时期，这里曾设立过地方政权，称东胜卫，是一块地灵人杰的富庶之地。
老东胜人说，到了民国初期建县城时，这里已是满目疮痍，偌大个县城，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残垣断壁上的土围子和炮楼了。
县长发布县令，站在炮楼上一吆喝，全城百姓便家喻户晓了。
一位当年的“知青”拿着一张照片回忆说：东胜城，六栋楼，公园养着一只猴。这张历史的黑白照片定格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
尽管如此，这里已经有了城市的雏形，有街道，有楼房，城里的居民过上了让乡下人羡慕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
当年的东胜城，叫得上名字的有两家饭店，都是国营的，一家叫大众食堂，一家叫回民食堂。那年月，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吃饭凭粮票，穿衣凭布票，过年过节发烟票和酒票，有些票是全国通用的，比如粮票，有些票是地域内流通的，比如油票、糖票和工业券。总之，那年月金钱不是万能的，只有钱没有粮票是吃不上饭的。到外地出差了，凭单位介绍信才能兑换全国粮票，身上有几十斤全国粮票走南闯北的人，已经是风光无限了。
饭店也好，商店也好，被拒之门外的大多是乡下人。城里人吃的是国家供应，月月发粮票，年年发布票，虽然不宽余，也能旱涝保收，维持最低生活消费。同样是公民，乡下人就低人一等了，他们既没有铁饭碗，又不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国家供应”，也觉得不公平，可他们又无法打破城乡并存的二元体制，也只能是“认命”了。
有了这较大反差的城乡之别，乡下人终于明白了，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想方设法进城，城里人太让人羡慕了。
进城打工，那年月不时兴，进城找工作，那是非分之想，和男人们相比，女人们是幸运的，女人唯一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就是嫁到城里去。
那时期，城里的男人成了香饽饽，城镇户口成了婚姻的砝码，城市赤贫找婆姨也不是难题。一时间，乡下年轻漂亮的女人们云集这个小小的县城，把自己的命运下赌注一样押在了那个城市户口本上，像商品一样任人挑选。于是乎，相貌平平的城里男人娶了一位“闭月羞花”的乡下美女；身有残疾的城里男人从乡下领回来一个年轻健康的妻子；老夫少妻，丑男靓女的家庭组合比比皆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是生存最本能的需求。
东胜不但落后，而且封闭，很少有人走出过这一亩三分地，关起门来过自己的穷日子。
这里曾经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有人问一个骑在马背上的牧童，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回答是放羊。放羊挣了钱干什么？回答是娶婆姨。
娶婆姨做什么？回答是生娃娃。生了娃娃干什么？回答是放羊。这就是牧羊人的理想和追求，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自我封闭的怪圈？
后来有一天，东胜城里突然冒出了一家早点铺，是浙江温州来的一对夫妻开的。早点铺以经营馄饨为主，生意红火，这让鄂尔多斯人开了眼界，知道馄饨为何物。再后来，温州人渐渐地多了起来，弹棉花的、做家具的、开裁缝铺的、开包子铺的……
微微南来风，让鄂尔多斯人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在涌动。
在乡下人眼里，东胜是鄂尔多斯高原的“人间天堂”，可在外地人眼里这里还比不上江浙一带的小集镇繁荣。城市建设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道路没有规划，地下管道没有铺设，污水排放没有渠道，公共厕所有人建没人管。人不是貔貅，怎能只进不出？上厕所成了东胜人最头疼的一件事。人总不能被尿憋死，久而久之，那些被尿憋急眼又不愿意进厕所的汉子们，找个遮人眼目的地儿就地“方便”了。处处无厕处处厕，蚊蝇飞舞，臭气熏天，谁来治理？当地人戏称：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
说起城市建设规划，这里还有更邪的。东胜的老住户都记得，你只要有钱，盖房子是件很容易的事，不需要层层批复，没完没了地盖章，只有你提出盖房申请，城建部门的人很快就来到现场，前后左右瞄上几眼，用脚板子在地上划上几条不规则的土线，就算是审批通过了，接下来放上一挂鞭炮，那就是开工仪式了。现在看来，那办事效率太高了，不但办事效率高，而且很廉政，不需要请客送礼，递上一支烟就把问题解决了。就这样，东胜城就在城建人的脚板子底下悄无声息地发展起来。城市郊区的人盖房子连城建人员的脚板子也不用劳驾，自己用脚板子划拉一下也就破土动工了。
这就是东胜城的发展轨迹，这就是摆在鄂尔多斯市新当家人面前的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鄂尔多斯的当家人在思考：怎么才能拔掉穷根？怎么才能栽上富苗？
“扬眉吐气”变奏曲
穷则思变。
鄂尔多斯是一个资源富集的城市，羊、煤、土（高岭土）、气（天然气）是支撑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产业。
准确地说，鄂尔多斯人的第一桶金是从小煤窑里淘来的。
鄂尔多斯人过去知道脚下有煤，可是不知道有这么多，就是知道了也没有能力去开采，就是开采了也无法运到外面去卖。
2002年，棋盘井发生了一起煤炭自燃事件。那是一座未开发的露天煤矿，远远看去，像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烈焰滚滚，浓烟蔽日，巨大的热能拒人于千米之外……
眼睁睁地看着这上等的煤炭化为灰烬，谁不心疼啊！就在这当口，一个叫夏日岱的蒙古族汉子自愿报名承担灭火任务，这是“火中取栗”啊！
夏日岱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人，他知道这是一场恶战，可他并没有退缩。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借着这个由头，夏日岱承包了这个“虎口夺食”得来的煤矿。这是棋盘井第一个个人承包的小煤矿。这里的煤不但煤层浅，而且煤质好，适合炼焦，于是，夏日岱边开采边炼焦，红红火火地干了起来。
夏日岱开小媒窑和炼焦厂发了财，也点燃了更多人的发财欲望，于是，小媒窑、小焦炭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小媒窑多了，老百姓手头有钱了，上缴政府的利税也多了，这两全齐美的好事何乐而不为！那时候，还没有提出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决策者们也只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对措施。那时候，开矿办厂，政策宽松，花上个万儿八千的就能搞定。说是矿是厂，其实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全家老小齐上阵。雇工的也有，为数不多。别小看这小矿小厂，钱可不少挣，一座不起眼的“馒头窑”，一年少说也挣能它个七八万。
刘二平是靠炼焦炉“爆发”的个体户。他不是当地人，是沿着上几辈子人“走西口”的那条坎坷不平的路走来的山西人。山西人聪明，被当地人称之为“滩猴子”。就是这只“滩猴子”，他有一手绝活，别人的炉子两吨煤出一吨碳，他能比别人多出两成。凭着这手炼焦的绝活，他在黄河两岸开了上百个炼焦的“馒头窑”，很快成了当地的纳税大户。
人有了钱，也就有了尊严，这个当年被人瞧不起的“滩猴子”，摇身一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出门开的是丰田车，手里拿的是大哥大，屁股后面跟的是女秘书，好生气派！
智商低的人是靠卖苦力挣钱，智商高的人是靠脑子转得快挣钱。
刘二平没看过《资本论》，也没学过经济学，企业做大了，他脑袋里突然蹦出“垄断”这个字眼。他以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发起成立了煤炭协会，被推举为会长。别看它不过是一个不挂牌又不吃皇粮的民间组织，可煤炭市场的升降温全由他掌控着。
“馒头窑”因其馒头形状而得名，白天看，酷像一个个干裂的大馒头，干裂处时而冒火，时而冒烟，彻夜不熄。到了夜晚，其景色格外壮观，从包头到东胜，馒头窑沿铁路线两侧向前延伸，看上去像古长城上的烽火台，把夜空点亮，同星月争辉。但凡从这里经过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景色只能远看，不能近观，更不能驻足，就是关闭车门车窗，也挡不住那呛人的味道往脑子里钻，用乌烟瘴气这个词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说实在的，炼焦厂的工人也怕熏，可为了挣钱，也只能这样忍受了。那时候，人们的环保意识还不强，政府部门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治理措施，也只有听之任之了。
直到有一天，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曝光了这黄河湾里的“馒头窑”：资源被破坏，环境被破坏，草原被破坏，更为糟糕的是大量的有害气体污染了空气，大量的有毒物质被排入母亲河……
黄河在哭泣，草原在流泪！
独具慧眼的央视记者拉响了“保卫母亲河”的警报。鄂尔多斯人警醒了，全国人民警醒了，环保部门和政府的决策者们警醒了，一起把“馒头窑”推上了历史的“被告席”上。
关、停、并、转。市委、市政府决心已定，并先后出台了强硬措施。
“是要乌纱帽，还是要小煤窑，这是党性原则问题。”市委领导把问题上升到这样的高度，还有什么话可讲呢！
“这是对我们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我们既是宣传者，又是执行者，每个人都要在这里立下军令状。”当与会者在那份“责任书”签下自己的名字时，心里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决心好下，可执行起来并不顺利，对于执政者来说，那是一场真正的疾风骤雨。
四剂猛药一起下，“患者”能吃得消吗？会不会产生更加可怕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为人民服务，可这次治理“五小”行动却把政府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治理，无疑要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这是最要害的东西。国家有国家利益，民族有民族利益，个人有个人利益，当利益这个神圣的东西受到侵害时，矛盾就会升级。
这是一次大手术，触及的人比较多，动作力度也比较大，一夜之间，那些腰缠万贯的“刘二平”们却梦断黄粱，他们能善罢甘休吗？
切断了他们的财路，如何再给他们开辟一条生路？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出发点都是利国利民的，置民众的利益于不顾，再权威的政策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话又说回来，法律也好，政策也好，总是有一个连续性。上个世纪末，为了加快鄂尔多斯工业发展，尽快挖掉穷根，鄂尔多斯人走上了一条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老路。各级政府“借鸡下蛋”，用优惠政策吸引外来资金，在境内投资办厂。于是，挖煤的、炼焦的、烧白灰的、烧砖瓦的，大量涌了进来……在浓烟滚滚中，鄂尔多斯的财政收入终于突破了10亿大关，这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
这些曾经是政府的优惠政策吸引来的业主们，他们既不违法，又不避税，为鄂尔多斯的工业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对他们实行“关、停、并、转”的封杀政策，他们能转得过来这个弯子吗？
果不其然，一场“黑色风暴”降临了，风源来自那遍地开花的小煤窑。
棋盘井是“五小”的重灾区，治理“五小”首先从这里开刀。
棋盘井开发区管委会的一位领导人回忆说：
“政府的强制性政策出台后，管委会做了很多的说服工作，讲了小煤窑滥挖滥采带来的诸多危害，希望小煤窑的业主们能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为子孙后代造福。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其结果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你政府还能真的逼人走绝路？”
不是政府要逼小煤窑业主们走绝路，是业主们逼着政府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
看政府要动真格的了，业主们别出心裁地导演了一场闹剧。
记不清那天是个什么日子了，棋盘井的大街上突然走来了一支披红挂绿的高跷队，吹吹打打，摇摇摆摆地向管委会的办公大楼走来，高跷队的后门是小煤窑的业主们，他们高高举起的横幅上写着：工人要吃饭，老板要挣钱。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很显然，这次“集体请愿”行动是有人精心策划的。这虽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一旦激化，也容易导致群体事件。
躲是躲不开的，管委会的当家人们从大楼里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