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有好几年没到前门去了。
我说的前门，不单单指前门楼子，是说前门楼子以南到珠市口，东包括打磨厂、鲜鱼口，西包括大栅栏廊房几条这一带，一般人称前门外。前门外曾经是北京最繁华热闹的地方，是外国人进京必要逛上一遭的地方，是北京的骄傲，一块风水宝地。
自明朝将京杭大运河终点码头从鼓楼积水潭南移至大通桥下，北京的商业中心便也随之从鼓楼积水潭一带南移至前门外。古代哲人说万物由水而生，看来一点儿不假，水滋润得商业肥腴，便也滋润着城市的发展。明清两代，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均设在前门内东西两侧，外地进京朝觐的官员、赶考的秀才，图方便近便贴近皇城，便都住在前门这一带。这里弥漫着官气，却也吹拂着文化气息。政治、经济、文化三色花开，自然让这一带色彩纷呈，风光超过北京外城周遭任何一处。那时，王府井都赶不上它热闹。而今流光溢彩的燕莎、蓝岛，当时更是一片荒地。前门的繁华，让整座北京城重心偏移，仿佛一艘巨轮，大多人马与辎重都压在前甲板，而使得北京“一头沉”。别的不说，光是庚子事变那一年（一九〇〇年），义和团火烧大栅栏的老德记洋药房，一夜的大火蔓延开来，烧毁的店铺就有四千多家。前门这一带该有热闹的店铺多少家吧！
前门，几百年来，曾是北京的象征。尤其是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在前门建了火车站，只要下了火车，抬头第一眼望见的就是前门楼子，前门更成了北京的一张最赫然醒目的名片。大前门牌的香烟，就是从那以后才有的。小时候，看电影《青春之歌》，镜头里出现前门楼子，心里为它骄傲，觉得镜头里的前门楼子那么高大那么美，和林道静一般的美。插队在北大荒，看《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前门楼子在小说里出现，心里也莫名为它激动，仿佛前门楼子一下子就在眼前，仿佛前门楼子就属于我自己私家的珍藏。
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八年离开北京去北大荒插队，我在前门边上的打磨厂住了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是我整个的童年和青年。前门印在我青春生命的年轮里，我不能不为它隐隐地激动。
打磨厂是条老街，据史料记载自明朝初年便有了这条街。那时，房山的石匠运石制磨，最初便住在这条街西口一座破庙里。随着前门这一代繁荣发展，饭店林立，豆腐坊、酒坊以及会馆如蘑菇丛生，都需要用石磨磨面或磨别的东西，制磨的石匠便从房山涌来，越来越多，从街西口铺铺展展竟住了大半条街，“打磨厂”这名字就这样叫开了。我住在这里的时候，一家石厂也见不到了，多见的是饭馆，把街口挤得满满堂堂、热气腾腾，飘散着酒香菜香和浓浓泔水混合的气味。
我家住在靠西口较近的地方。听说往东走，是乐家的同仁堂药店的制造车间，再往东走，是老二酉堂、宝文堂书局。小时候，我在第三中心小学读书，学校就靠在我家旁边不远，是座旧庙改建的。打磨厂这条街一共东西长才三里地，光我知道的就有连同这座庙以及西口石工住过的破庙好几座。庙宇之多，香火鼎盛，足见这条街的兴隆。只是那时我一般只到西口去，很少往东走。直到考入汇文中学，才常走出东口去崇文门乘车，但已经见不到宝文堂的遗址了，只见到一些纸扇店、宫灯厂的小店铺。长大以后，曾在旧书店里看到并买过宝文堂出的书，感到很亲切，仿佛一条胡同里长大的小伙伴阔别重逢。但也感到遗憾，常埋怨自己小时候懂得太少，又没向老人求教，错过了亲眼目睹哪怕是它遗址的机会。
还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打磨厂的正中间，曾有一家“顺兴刻刀张”，当时不仅在打磨厂这条街有名，在满京城乃至全国都是名声大噪的。它是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就在打磨厂开张，光绪六年（一八八〇）正式挂上“顺兴刻刀张”的牌子的。这家专门经营刻刀的小店，一直到解放以后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迁厂到顺义，才离开打磨厂。那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可是，我对它一无所知。以后读书读到齐白石三十年代曾专门到这家小店铺买刻刀，觉得这里的刀刻石如泥，不锛刀卷刃，又觉得店家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便总到他那里买刻刀，并将小店推荐给当时许多书画家。齐白石曾对店家说，你是铁匠，我是木匠，都是匠人，深知匠人的手艺不可小视。拳拳之情，可以想见。齐白石在一九三四年曾送店家一副堂联：“君有钳锤成利器，我由雕刻出神工”，并送三轴亲笔画国画：一幅螃蟹写意、一幅工笔蜻蜓和一幅工笔蝈蝈白菜。一九三六年，齐白石南归之前，又特意为小店书写了“顺兴刻刀张”的牌匾。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店不在大，有名则鸣。小店使得整座打磨厂踩下了包括齐白石在内的许多大师如李桦、刘砚、古元等金石篆刻、木刻家的脚印。我后来看书中介绍“顺兴刻刀张”在打磨厂九十六号，当时我家住打磨厂一七九号，相距并不远，便愈发遗憾，失之交臂，便失之永远，起码连白石老人亲笔题写的匾额都没能看见。
那时候，不仅我一人，就连全院的大人，都很少往东去，一抬脚情不自禁就往西走。大家不知道东边有这么多妙处可去，只认为前门大街最热闹。我们大院里住着的三教九流，既有大学教授、小学老师、英文翻译、工程师，也有三轮板车工、泥瓦匠……但无论是谁，不管手头钱多钱紧，前门让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一般，买什么都讲究，买什么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我到现在依然记得清楚：买鞋要到内联升、买帽要去马聚源、买布要逛瑞蚨祥、买咸菜要去六必居、买点心要到正明斋、买表要到亨得利、买秋梨膏到通三益、买水果糖到老大芳……就是我爸要买五分钱一包的茶叶末，也要去张一元。连我们小学生买个笔墨纸本，也要去公兴。这些店家均在前门大街这一带。大家说起到那儿去，亲热的劲儿都跟到老街坊家串门一样。
当然，像我们院里这些人家，只能到这些店去。我们这些人家再富的也逛不起廊房二条的珠宝店，但我们知道并懂得那里的珠宝地道而且名贵。德源兴的翡翠、荣兴斋的梁货（店老板姓梁，专做仿古玉器），是最有名的，国民党要员孔宋两家人以及白崇禧，都常常光顾于此。我从小就常听老人念叨这些古董，看他们得意洋洋的样子，仿佛那一枚枚玉器、翡翠，都戴在自己身上一样，便总想起他们教训我们小孩常吼的一句话：“你们了不得了？不听话啦？自以为比前门楼子还高啦？”觉得他们那样子才比前门楼子还高呢，便暗暗地笑。
大家便常去的地方是大栅栏。顾名思义，这地方以前肯定有栅栏。以后看书知道高高尖尖的木栅栏堵住东、西街口，是乾隆年间的事。说穿了，不过是朝廷虚弱，怕官逼民反。那时候，北京城很多胡同都建起了这种木栅栏，不知为何以后叫大栅栏的只剩下这一条街。在明朝的北京图上看到这里叫廊房四条，在清乾隆北京图上便叫大栅栏了。据大院街坊讲，大栅栏最热闹不在于卖货店铺多，而在元宵节的花灯，各店悬挂出来的花灯各种各样，五彩缤纷，连带得四周廊房头条、二条、三条、西河沿，包括我们打磨厂都处处点燃花灯，前门大街简直成了灯的海洋。可惜，这壮观我从未见到。
大栅栏给我童年最深的印象，一是有同乐、大观楼电影院和前门小剧场，我常去那里面看电影，那一年大观楼放映立体电影，是全国头一次，排队买票的长队甩出了大栅栏，我和弟弟一大清早就去轮流排队，全家看那场杂技团精彩又笑话百出的立体电影，觉得是那么新奇。我常到前门小剧场听相声，可以随时进出，每半小时才收取一角钱，又方便又便宜。二是有家鼻烟铺叫天蕙斋，高台阶、瘦门脸，窄小得像个鼻烟壶。因为我们大院有个给外国人当翻译的老头爱闻鼻烟，常让我们几个小孩子替他跑一趟大栅栏买鼻烟，便常爬上这高台阶，看看那画得琳琅满目的鼻烟壶，偷偷闻闻给老头买的清凉得有些呛人的鼻烟。
我还常去鲜鱼口，它在大栅栏对面。据说明朝大运河南移北京终点渡口，这里常卖鲜鱼。听老人们讲这里原先有座木桥，可见得河离这里很近，但我从未见过桥，只知道它东面不远的地方，现在还叫三里河、水道子，便相信大运河起码是支汊流经这里不远。
从我家穿过长巷头条，便是大众戏院，那时，新凤霞、小白玉霜常在这里唱评戏。往西走一点，便是天兴居炒肝店，旁边是清华浴池，对面是联友照相馆。把西口的是便宜坊闷炉烤鸭店、天盛斋鞋店、马聚源帽店。小时候，没钱吃便宜坊，天兴居的炒肝可是没少尝。那时，一角钱一碗，星期天，父亲常带上我们兄弟俩，在清华池泡好热水澡，出来一人吃上一碗热炒肝。我的小学、中学毕业相都是在联友照的，插队到北大荒，冻坏了耳朵，回北京买了顶皮帽，是到马聚源买的。只不过那时马聚源已经改名叫东升鞋帽店，从鲜鱼口搬到大栅栏里去了。
鲜鱼口快到西口路东有家百货店，我妈管它叫“黑猴”，她老人家一直到临终之前还念叨“黑猴”，能走动的时候买块布之类的东西，也愿意去“黑猴”，一直到我家搬了家，“黑猴”才依依不舍和我们告了别。据我妈讲，以前这里店前摆着用楠木雕刻而成的黑猴，手捧着一个金元宝。据说，原来真有只黑猴，白天帮主人干活儿，夜晚帮主人看店，招揽得生意格外兴隆。黑猴一死，店家为感谢这只猴，特意做了这个木雕，没想到，保佑这家店越来越火红，人家忘记了它的店名，都管它叫“黑猴”……
“黑猴”也罢，马聚源也罢，鲜鱼口、大栅栏、打磨厂也罢，这里每一条胡同、每一家店铺都曾融有我童年、少年乃至青年的梦。说起前门，等于打开一本旧相册，里面有我穿开裆裤开始的一张张发黄的旧相片，总让我回忆起许多往事，怀旧的情绪浓得如一杯热酒。
我从北大荒插队回到北京，又住进打磨厂。以后，搬了家，搬得离前门越来越远。前门也渐渐离我越来越远。
前几年，一位南方朋友来北京，我陪他逛过一次前门，从肯德基方向开始一直走到珠市口。尽管我一路尽数沿街两旁的百年老店的昔日风光历史，他却止不住摇头，连连说没想到前门外竟是这样子，既看不出老，也看不出新。其实他说得挺对的，可当时，我私下心里还很不服气。
又几年过去了，前门似乎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倒是变得越来越旧。前几天，我又去了一趟前门。我从珠市口往北走，穿过粮食店街，然后穿过蔡家胡同到煤市街，然后穿过大栅栏到廊房头条，到打磨厂、鲜鱼口……一条条都是我自儿时就熟悉的胡同，一家家都是我自儿时就逛遍的店铺，公兴虽然重新装潢了茶色玻璃，内联升重新油饰一新，全聚德虽然重新盖起雕梁画栋，但大多数店铺被挤得更小了，改变门庭了，甚至没有了。而那些胡同里的宅院，各种小房挤得像罐头盒。那些低矮潮湿的房子，起码在前门外站立了一个多世纪以上，老态龙钟得让人惨不忍睹。正是华灯初放时分，高楼大厦的灯光，辉映得这些断壁残房越加灰暗醒目。刚刚倒在地上的垃圾、脏水，散发着浓重刺鼻的霉味。炉灰还在发着余热，烧得发黄的蜂窝煤将最后一缕微弱的火苗吐将出来，舔着看不见星星的夜空……
我的心一下子很沉很沉地往下坠。这里是我的前门，我可以这样说。我的青春和我生命的大部分是和这里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历史，是属于北京的，同时也是属于我的。我觉得它不该是这样子。当然，我并不是说它一定要变得时髦而金碧辉煌，如同燕莎、蓝岛那般簇新。它本来就不属于新潮，也没有必要非去追逐新潮。但它起码要保持、挖掘自己的特色。没有了特色，它便很容易被湮没，湮没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
或许，花开得最热闹的，最容易凋谢？前门外自明朝已经风光了几百年历史，风水轮回该让位于新兴的闹市区？潮起潮落，方才使得历史和城市平衡？前门，命定一般只剩下一个枯萎的标本横躺在北京现实之中，或是一曲怀旧的老歌录制在城市民谣的磁带之中？
就不能抖擞一下精神，恢复一下生气？将几百年的历史，化沉重为财富？就不能把百年乃至几百年老店也塑造成肯德基、麦当劳历久常新的形象？就不能把前门外辟成一片古色古香流韵悠长的古代商业街？勾画出一幅须眉毕现淋漓尽致的清明上河图？我们不是很有本事也很舍得破费财力去平地建造新的宋城、唐城，乃至老北京微缩景观吗？
真的，我很为前门不平，不服这口气。也许，说着轻巧，干起来难，几百年尘埋网封厚重的历史，并不是一页页轻轻翻得过去的书。
我忽然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破到前门大街上，要把这些百年老店统统改一个革命化的新名字，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虽然，不少店改得火红一片，“左”得炙手可热。那些最能代表前门的老店没这样改，它们即使被迫无奈，改得也依然古风悠长、韵味十足，并未流俗而立马儿蓬随风转。比如：月盛斋改为“京味香”、便宜坊改为“新鲁餐厅”、通三益改为“秋江食品店”、大北照相馆改为“新北京”、六必居改为“宣武酱菜园”、亨得利改为“晨钟”……这是个奇怪的现象，现在看来无所谓，但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敢于并极富智慧地如此更名换姓，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干得出来的。前门这一带，必有能人。我便相信前门外绝不甘心就这般模样！
这几年，再去看看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