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官方文化部带过来一个他们认为和马尔克斯一样好，或者比马尔克斯更好的作家——巴斯克斯，把他带到中国作协去交流，结果作协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国外同样重视把他们的作家带过来，同样重视他们和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我觉得在任何层面上，只要能够促进文化交流的都是好事。
我观察到，在参加跟写作相关的座谈会议上，西方作家之间会聊文学聊艺术，跟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都开始聊政治和意识形态，不是同一种标准。没有什么元素好吸引外国人注意，即使短期内有比较大的反响，但还是出于猎奇的心态。我前段时间看文学杂志翻译了二十篇巴西的年轻作家写的小说，以色列的年轻作家，还有一个韩国的“80后”女作家的作品。写得特别好，人家没有特意去讲文化环境或者政治，就写纯人性的东西，依然是很好。所以，很简单，写得更好就能走出去。而且中国相对来说还是更有优势的，它融入世界语境，机会在于世界对于中国的关注，大陆作家比台湾作家和香港作家都有更大的优势。
现在网络写作非常火，首先我自己是不看的，不是因为清高，而是找不到看的动力，没有想哭想笑需求快感的情感需求。另外，作为同行借鉴，我也学不到什么东西。我就只看过两部算是网络小说，在手机上，简直手不释卷，其中一部是商战小说叫《圈子圈套》。那样的生活有趣，产生陌生感，而且很写实。我看它们的时候，确实有一定的启发。为什么在一般的文学作品当中，看不到对都市生活、工业社会、某个行业、官场生活、职场生活的客观而详尽的描述？传统作家可能对照的是一个自然的、农村的、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可能还带一些贬义，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任何写作要考虑双层，除了文本层面，还有这种写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再去写上一代写的乡土，我觉得意义没那么大。
徐则臣，197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2014年小说《耶路撒冷》获老舍文学奖。2014年小说《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部分作品被译成德、英、荷、日、蒙等语言出版。
徐则臣 跑步穿过中关村和耶路撒冷
我从没想过要用小说预言什么
其实所有作家都愿意写出“不确定”的小说，因为“不确定”，可供阐释的可能性就更大，解读的空间也就更大，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但这种“不确定性”经营起来很不容易，得建立在你对世界的多元看法上，需要你对小说意蕴、小说技术和叙述有着相当的掌控力和分寸感。说白了很容易，说得不到位更容易，说得“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很难。也如你说，“不确定性”做好了，无限可能性就出来了，自然会生发出更多需要和值得探讨的问题；而说爽了，彻底了，痛快了，往往成了“一家之言”，把小说的意蕴给局限和单一化了。
我从没想过要用小说预言什么，我只是忠实于我的观察、思考和内心感受。看见了，就要看清楚，然后尽力及物地说出来。
《跑步穿过中关村》写于2006年。在此之前的2003年，我已经开始了关于北京的叙述；城市与人尤其是外来人和边缘人的关系，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探讨了。这类表达在当时完全是我内心的表达。如果说此类作品真有那么一点超前，那也只能说，作家的确是更敏感的一类人，尽管他们不能完满地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对现实做出精辟的表述，但他们的确会先于普通人感受到某种时代的暗流和我们内心的骚动。文学肯定要表现这个世界，作家就活在这个世上，光阴流转是你的日常生活；但它不是以纪录片的方式来表达，而是以独特的、个人化的方式来表达。
作家需要对现实负责，我说的不仅是担当的问题，而是说你要对你的根本处境和日常生活负责任，你要在这样的世界和生活里获得应有的现实感和时代感，即使你写的是先秦两汉和唐宋的故事，你也需要把此时代的感觉和认识带回到对历史的反思中去。福柯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时代，重要的是讲述故事的时代。此之谓也。这也是一个作家存在的意义。至于方法论，肯定有，我的确是一个比较在意方法论的作家。比如关于北京的小说，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城市的城市性究竟是什么，城市与人的关系究竟有多复杂，我该如何表达才最为合适。世界观重要，方法论同样重要。
每个作家的“情怀”都既有大也有小
从文学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意愿来看，中国的确是个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国；从当下文学生产的样态来看，中国也的确是个现实主义文学大国；不过我理解你的意思，那就是，如此漫山遍野无以计数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并没有令人满意地表达出我们的现实。的确应该抱歉，作家们在很多方面让读者失望了。
问题出在哪里？除了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因，作家本身难辞其咎，当然，肯定包括我在内。我们的现实感和时代感有可能是虚伪的，它跟现实和时代是错位的，甚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如果你“在而不在”，如果你看了但根本就没能力看清楚，如果你看清楚了却没能力表达出来，那你的现实主义也没法扎下根来。
我相信每个作家的“情怀”都既有大也有小，大可至经天纬地、“铁肩担道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小可能是仅为自娱，像养条小狗当宠物哄自己开心；而且这个“情怀”因为各种原因，很多时间内是在大和小之间滑动的。但不管大还是小，一个决意精进的作家，肯定会尽力锤炼自己的艺术，并且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己、自己的文学表达与这个世界之间最恰切的对应关系——他首先要做好艺术的本职工作。这一点做不好，“情怀”就是一句空话，无所附丽。
过去和现在其实都是意识形态和市场的双重影响，只是意识形态和市场的概念因时而异，不同时代两者的影响大小不同而已。现在大家似乎更关注市场，如你所说，更关注能不能让自己吃得更好。但关注市场不等于向市场缴枪。
据我所知，很多作家貌似在关注市场，其实在乎的并非只有版税，更是希望自己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既然是面对世界有话要说，求其友声，当然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呼应，多多益善。市场对我的诱惑力没那么大，我很清楚我的读者有多少，我只希望，在可能的“被阅读”中，有效的阅读更多一些。
文学是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方式
《耶路撒冷》写了六年。现在回头看，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这么长时间我主要只在做这一件事，还是有点小自豪的。时间挺摧毁人的，我坐定了六年，挺住了。篇幅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篇幅与你要表达的东西是否匹配，多了或者少了，都是失败。我觉得我基本上对得起这个篇幅。
写作是个探索和寻找的过程，结果肯定会跟出发时的期待和预设有差异，中间出现了很多不曾预料的困难，包括“六年”，包括小说的结构，前后推翻过三次。小说里穿插的偶数章的十个专栏也颇费思量，这十个专栏的写作就花了我整整一年的时间，还不包括之前做的一些调研、访问和思考。不过这个过程也很美妙，就像与一个人相遇，然后磨合、相知，终由陌路变成如影随形，不分彼此。
对我来说，小说的题目很重要，题目取不好，我就写不下去，我也极少在小说完成之后改题目。题目的确是灯塔，不管走多远我得看得见它，整个小说是在题目的辐射之下运行的。
很多读者以为故事发生在以色列，还问过诸如我是否去过以色列这样的问题。这个题目先于小说很久就有了。很多年里我都在想，一定要写一部题为《耶路撒冷》的小说，因为我对这个城市、对这城市名字的汉语字形和发音十分喜欢，很小的时候就着迷。这些小说中都借着主人公初平阳之口说出来了。也许你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会莫名其妙地喜欢一些字词和名字，即使你对这些字词的含义一无所知。对小说里的人物来说，耶路撒冷意味着信仰、救赎，意味着自我安妥和从容放松，意味着精神和生活的返璞归真。没有这个耶路撒冷，小说就无法成立。
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几座城市之一。另外几座城市是：伊斯坦布尔、阿姆斯特丹和圣彼得堡。这种喜欢有道理也没道理。开始就是感觉好，为什么好，说不清。可能是因为发音，可能是汉字本身之美，也可能是寄托了某种想往和愿望。前面说了喜欢“耶路撒冷”四个字的原因，至于这座城市，作为三教合一的圣城，肯定是我无比敬仰和向往的，还有，我喜欢有石头、有方方正正的大石头的城市。在构思、准备和写作这部小说的整个过程中，我看了无数关于耶路撒冷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应该说对这个城市已经十分熟悉了，但头脑中挥之不去的，一直是耶路撒冷的石头——黑石头和白石头。
《耶路撒冷》中，我尽力梳理一代人的经验和精神脉络，但仅限于我的思索和发现，以及我所访问过的各个阶层和职业的“70后”（有大陆的，也有港澳台的，还有一些这个年龄段的外国人，我相信很多问题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整部小说我都在忠实地表达我（和我们的）的困惑和发现，以及我认为可能会出现的众多问题。一个人的表达，供读者参考和批评。没有人需要我来代表，我不代表也不能代表别人，对集体主义式的写作我向来充满怀疑。文学是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方式，它要从一个人的、独特的角度切入这个世界，带着个人辗转的疑难、洞见和体温。如此，作家和文学的存在才有意义，才有其必要性。
张执浩，男，1965年生于湖北荆门，现为《汉诗》执行主编。著有长篇小说《试图与生活和解》《天堂施工队》《水穷处》，中短篇小说集《去动物园看人》，诗集《苦于赞美》《动物之心》和《撞身取暖》，随笔集《时光练习簿》等。
张执浩 真正的诗人不会看破红尘
我不是装腔作调的诗人
我的写作基本上是敞开的，我也几乎从不将文学视为我生活的掩体，而是与我个人的生活状态保持同步。这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系，我基本上是一个居家男人，很少外出。并不是我乐于这样被日常琐事绊住，而是被迫面对担当。
早期我独自带女儿很长时间，后来这十年又被一只狗牵住了，原本可以出去游玩，但现实总令我不能长时间出门。好在我不爱抱怨，我用另外一些东西把怨戾之气化解掉了。我甚至认为，也许这就是我认知命运的一条通道。我的作品中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我的诗歌发出的不是抱怨的声音，而是用尽可能平和的语调传递生活的一种热情。这可能是我和很多写作者的不同之处。
我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诗人，没有高烧也没有哆嗦发冷，而是用一种正常人的体温在写作，不装腔作调，所以我的诗歌语言不可能呓语，我喜欢尽量用日常口语写作，保持语言最大限度的亲和力。所谓“小东西”，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你只有让生活慢下来，放大，才能洞见日常中所蕴含的“诗意”。我认为，这些细小的东西，才是上帝真正的杰作。
在钢筋水泥中渗透进来一些诗意
《汉诗》做了七年，现在正在编第二十六卷。我原本打算做几期算了，现在看来一时半会儿还脱不开身。我反复讲，现代刊物（杂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当做“园地”或“阵地”了，现代刊物只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看得见的部分应该非常结实。此外，它还有虚拟的看不见的那一部分，那部分是这个平台的延伸，而且会越来越重要。
我和同仁们最近几年就抱着这样的想法做《汉诗》，除了编辑出版纸质书外，最重要的就是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譬如“汉诗进高校”，譬如“公共空间诗歌”系列活动。这样就使得《汉诗》周围云集了一批同道，大大提升了一座城市的诗歌地位，当然最主要的是，逐渐改变了武汉这座城市的文学生态环境，在钢筋水泥中渗透进来一些诗意的东西。
如果说，做这些工作完全没有影响自我创作，这不是事实。影响肯定有，但当你把一些关系梳理清楚后，很多事情就容易多了。这其实也是我们写作的一部分，你要去面对你从前不愿面对的，而不是躲在书斋里“面壁”而作。
我不是研究者，不太关注“文学史”，只是一个写作者。但完全否认个人的写作与此无关是不可能的，无论哪种写作，都不会是空穴来风。我在写作的各个时期都有自己内心的参照者，倒不是“尺度”和“敌人”，而是把感兴趣的对象作为另外一种源头来对待。我的诗歌很难看出受哪一位诗人的影响，而是受很多人的影响，最终是自己推动自己。
“第一线”诗人一直是《汉诗》的主要作者群，今后我们也不会去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做了这些年，需要不时有个“小结”之类的东西，将撒出去的网时不时地往回收扯一下，就像有经验的老渔翁那样，我们会调整一下办刊思路。另外，我们正在做一本《汉诗年鉴》。其实早就在做了，为什么一直没有出来呢？就是想真正地和其他的“年鉴”、“选本”拉开距离，真实反映出当下汉语诗歌的前沿面貌，而不是部分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