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贞观政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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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政体第二

【题解】

《政体》这一章节可以看作《君道》篇的扩展延伸,两篇政论构成对“贞观之治”政绩的概要说明。帝王如何处理国家政务,是为君之道的具体体现。太宗听从魏徵、虞世南等人的意见,坚守正道,任用贤良,改革弊政,鼓励群臣对已经颁布的诏令提出意见,并当即改正,使国家迅速从战乱中恢复元气,百废俱兴,成就了“贞观盛世”。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1]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2]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3],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注释】

[1]萧瑀:字时文,后梁明帝之子;贞观初年,拜为太子少师,迁仆射,又迁御史大夫,参与朝政,后拜太子少傅。[2]京官:京都的官。[3]中书内省:中书省,官署名。唐制,中书内省在禁中。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十几把上好的弓箭,就把它们拿给做弓箭的师傅看,弓箭师傅说:‘都不好。’我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端正,那么它的脉理就是歪斜的。这样的弓虽然刚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却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从这件事中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通过战争取得天下的,所用过的弓箭非常多,而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然而,我对弓箭的了解尚有失偏颇,更何况治理国家的要领呢?”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内省的官员,每次召见,唐太宗都要赐给他们座位并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得失有全面详细的了解。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1]王珪曰:“中书[2]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3]也。”

【注释】

[1]黄门侍郎:门下省副长官。[2]中书:官署。唐时中书省设令,侍郎、舍人,右散骑常侍、起居舍人,右补阙、右拾遗、通事舍人等官,是全国政务中心。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同为中央行政总汇。由中书决定政策,通过门下审核,然后交尚书执行。[3]雷同:本文的意思是雷发出声音,万物随后迎合。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对中书省为我起草的通告命令,你们门下省有没有不同意见,或发现错误加以纠正之处。当初设置中书、门下两省,是想让它们互相监督,以免出现错误。如果他们各执己见,即使意见互相抵触,有所是非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些都属于公事。如果有人回避矛盾,徇私舞弊,相互顾及颜面,认为不是涉及政局的事,就左右逢源,自作主张,任意施行,这就是错误的。这样,要是我们碍于一个官员的情面,就可能给百姓带来很大的危害。这实际上是亡国的行为,大臣们必须特别防范才是。隋代的时候,朝廷内外的官吏施政不一,埋下了灭亡的祸根。当时执行政令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去深思这样做的危害,都认为灾祸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当面阿谀奉承,背后恶语伤人,成为社会风气。后来叛乱一来,国家灭亡,家庭破败,虽然有人侥幸逃过一死,免受刑律的处罚,但最终还是身败名裂,臭名远扬。你们诸位一定要去除私欲,一心为公,坚守正道,凡事都要相互讨论,互相启发,千万不要随声附和,上下雷同。”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1]。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2]焉。

【注释】

[1]经术之士:通晓经典的有学问的人。[2]迁擢:晋升、提拔。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说:“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静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任用的大臣,也再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都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施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荡然无存。”太宗听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又懂得治国之道的,大都得以升迁,并身肩重任。

【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1]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2]。”

【注释】

[1]唯唯:谦卑顺从,奉命唯谨。[2]寝默:沉默无言。

【译文】

贞观三年,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朝廷设置中书、门下这样的机要部门,选择人才担任官职,他们的任务和作用其实是很大的。皇上下达的诏书和命令如果不正确,他们必须大胆地指出来。然而近来我却发现他们只会唯命是从,顺水推舟,没有一个人敢直言进谏,朝廷的官员怎么能够有这样唯唯诺诺的作风呢?如果一个官吏只知道发布诏书,抄抄写写,又何必千辛万苦选择官员,委以重任呢?从今以后,上传下达的诏书如果不妥当,官吏必须直接指出来,不能因为害怕冒犯了我的威仪,心中有数却沉默不言、假装糊涂。”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1]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2],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3],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4]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注释】

[1]隋文帝(541-604):姓杨,名坚,弘农华阴(今属陕西)。北周勋臣杨忠之子。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其妻是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之女,其女又是周宣帝皇后,因而拥有很高的权位。大成元年(公元579年),周静帝以八岁幼龄继位,杨坚以大丞相身份辅政,封隋王,大定元年(公元581年),废周静帝自立,国号隋,改元开皇,仍都长安(文中“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即指此)。开皇七年(公元587年),攻灭建都江陵的后梁。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攻占建康,俘陈后主,灭陈,结束了南北长期分立的局面,全国复归统一。在位期间,大力进行改革,确立三省六部(曹)制度,简化地方行政机构,裁汰冗官,初创科举制度,改进府兵制。在经济方面继续推行均田制,整顿赋役和户籍,统一钱币和度量衡。这些措施对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七月,为其子杨广所杀。[2]克己复礼:儒家的修养方法,意思是约束自己的视听言行,以符合“礼”的要求。[3]昃:日西斜。[4]乖谬:背离常理的事情。

【译文】

贞观四年,太宗问大臣萧瑀:“隋文帝是一个怎样的君主?”萧瑀答说:“他是一个勤于政务,遵从礼仪,很有自制力的帝王。每次上朝处理政务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与他一起坐谈国事,宿卫之士,废寝忘食,他虽然说不上仁义开明,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性格谨慎周密,但内心并不能明察秋毫。心里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错误,即使小心谨慎却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来是靠欺骗前朝皇帝的遗孤寡妇,夺取江山登上皇位的,所以他总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个官员,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断决定,劳神费力,尽管日理万机,最终却事与愿违,而且事情也不是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虽然知道这点,却不敢指出来。丞相以下的官吏,处理政务都只是敷衍应对。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头万绪又变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夺。只有将政务交给百官商议,由宰相筹划,事情才会稳当,才可以奏请皇上,下令天下执行。只靠一个人殚精竭虑是不行的。如果一天处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何况还有更差的呢?而日积月累,长此以往,错误必然更多,国家不灭亡才怪!为什么不广泛地任用贤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关注政事,严肃法纪,谁还敢胡作非为呢?”唐太宗于是下令,凡是诏策有失误的地方,官吏必须上奏指出,不能只按照圣旨上的意思办事,必须尽到一个做臣子的职责。

【原文】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1]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2]。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3],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4]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注释】

[1]弥:本文是更加的意思。[2]殒命:死亡、丧命。[3]兢慎:兢兢业业,小心谨慎。[4]傥(tǎng):同倘。

【译文】

贞观五年,太宗对大臣说:“治国和养病没有什么差别。即使病人身体痊愈了,还要进一步调养,如果疏忽大意就会旧病复发,进而导致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稍安定的时候,君王尤其要兢兢业业,如果骄奢放纵,必然导致国家衰败甚至灭亡。现在天下的安危,同我密切相关,所以我必须慎之又慎,即使在休息的时候也不敢懈怠。然而,政务的好坏,还有赖于诸位大臣。既然国家的安危都维系在我们君臣身上,我们就应该同心协力,把国家治理好。政事如果有失误,你们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说出来。如果我们君臣之间互相猜疑,不能够肝胆相照,那么对国家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1],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2],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3],国家历数[4],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注释】

[1]九重:君门九重,意思是深宫之内。[2]清晏:清和平静。[3]临深履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意思是非常可怕、危险。[4]历数:帝王相承继的次第,就像岁月气节的先后一样。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我看古代的王朝,兴衰更迭,就像白天和黑夜的轮回一样。昏庸的君王,他们不广开言路,所以不知道政务的好坏,以致造成忠诚正直的人噤若寒蝉,邪恶谄媚的人不可一世,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所以遭到灭亡也并不奇怪。我身居宫中,天下的事不可能全都知道,所以诸位大臣就是我的眼睛和耳朵。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无事,就不再用心操劳国事。让人敬爱的不只是君主,让人畏惧的也不只是百姓。所谓天子,应该是这样的人:治国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人们才推举他为君王。治国昏庸无能,民生凋敝,人们就应该反抗他,这真是让人畏惧、枕席难安啊。”魏徵说:“自古以来丢失江山的国君,都是因为身处安定的环境中而忘记了忧患,所以其统治不能长久。现在国富民安,政治清明,陛下你还能够时时留心治国的道理,常常有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国家一定会长治久安。我又听说古书上有这样的话:‘国君,就像船一样;百姓,就像水一样。水能够让船浮在水上,也能够使船沉在水底。’陛下能看出百姓在兴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古代圣哲的思想简直不谋而合。”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逄[1],汉诛晁错[2],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3],妄有诛责[4]。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5]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

【注释】

[1]关龙逄(páng):夏代末年大臣。夏桀暴虐荒淫,他多次直谏,被桀囚禁杀死。[2]晁(cháo)错(前22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深得太子信任。景帝即位后,任内史;御史大夫等职,成为主要谋划人物,号称“智囊”。他预感诸侯王叛乱之势已成,遂上《削藩策》,说诸王“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早,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遂决定削藩,果然引起诸王叛乱。在叛王“清君侧”及政敌袁盎的怂恿下,晁错被杀,而七国之乱未能制止。[3]犯颜忤旨:冒犯君上的尊颜,违逆朝廷的圣旨。[4]诛责:惩罚责备。[5]乖:本文中为违背之意。

【译文】

贞观六年,太宗对周围的臣子说:“古人说:‘危险却不知道辅佐,要跌倒却不知道搀扶,哪里用得着这样的人呢?’君臣之间正常的关系,是应当尽心尽力纠偏补过。我以往读书的时候,每次读到夏桀错杀关龙逄、汉景帝错杀晁错的时候,都放下书卷深感痛惜。我希望你们能够正直坦诚地批评规劝我,这对于我们治理好国家和教化大有好处。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因为你们冲撞了我和违抗了圣旨,而对你们恣意惩罚。我近来上朝处理事务的时候,也违背过国家律令。你们却把这些过错当成小事,不敢大胆地批评。所有的大事都是由小事累积而成,小的事要是不处理好,最后演变成大事就无法补救了。一个国家的灭亡,无不是由这些小事引起的。隋炀帝凶残暴虐,最后死于凡夫俗子手中,但普天之下,却没有听到过为此悲痛惋惜的声音。你们为我思考隋朝灭亡的教训,我为你们思考龙逄、晁错被错杀所造成的损失,这样,君臣之间互相保全,不是很好吗?”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1]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2]不可致化。”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3]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4],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5],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6]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阙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7],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顾谓徵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注释】

[1]秘书监:官名。唐时秘书省置监一人,掌管国家经籍图书之事。[2]造次:急遽、急速。[3]封德彝:名伦,观州人。先是在隋朝做官,为内史舍人,后降唐,为李世昂参谋军事。贞观初拜右仆射。[4]浇讹:风气浮薄。[5]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秦朝的统治专用刑法律令,汉朝的统治以王道、霸道兼施。[6]黄帝与蚩尤:黄帝,传说为上古时代姬姓部落首领,号轩辕氏或有熊氏。其部落最初兴起于今陕西北部,后沿北洛水南下,东渡黄河,定居于河北涿鹿附近,从游牧转向定居。传说,他在率领诸部落共同开发中原的过程中,先后发明了蚕丝、衣服、舟车等,因而被后人尊为中原各民族的共同祖先。蚩尤,传说为上古时代东方九黎族首领。曾活动于今山东、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后与向东发展的炎帝族发生冲突,曾战胜炎帝。但在向北追击时,在涿鹿之野为黄帝、炎帝联兵所败,被执杀。[7]勍(qíng)敌:强劲的敌人。

【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与秘书监魏徵讨论自古以来理政的得失,于是说:“现在正值天下大乱后不久,不可以马上实行礼教治国。”魏徵回答:“我不同意皇上的这个观点,一般而言,人处于危难之中的时候,就担心死亡;担心死亡,就会思考礼乐法度;思考礼乐法度,就容易教化。大乱之后百姓容易教化,就像饥饿的人急于吃东西一样。”唐太宗说:“仁义的君主总是在治理国家百年之后,才考虑用礼乐去教化凶残的人,废除杀人的刑法,实行仁政。大乱之后就实行王道,恐怕可望而不可及。”魏徵说:“对于普通人是这样,对于圣哲却不同。圣哲治理国家,全国上下同心同德,人民积极响应,有条不紊、不急不躁而很快就能收到成效,一个月就可以稳定局势,这不算太难,三年治理成功就算是晚的了。”唐太宗认为有道理。大臣封德彝却不以为然地说:“尧舜禹之后,人心渐渐阴险狡诈,所以秦朝重用刑罚,汉代实行霸道,难道有谁不愿意实行礼教吗?现实不允许实行礼教的缘故。如果像魏徵所说的那样去做,恐怕会天下大乱。”魏徵说:“有使用武力而统治天下的,也有实行仁政而称王称帝的。三皇五帝的时候,国家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当时上位者的政策都能够推行天下。翻看史书,就可以知道,古时候黄帝和蚩尤大战七十多回,天下混乱不堪,黄帝得胜后不久,天下又恢复了太平。九黎叛乱,华夏大乱,颛顼前去征伐,平定动乱之后,百姓又很快复归宁静。夏桀暴虐,商汤讨伐,国家也是秩序井然。商纣无道,周武王讨伐,成王继承王位,又使国泰民安。如果说人心越来越阴险狡诈,不再淳朴,那么到了现在人不都成为鬼怪,再也不可教化了吗?”一席话说得封德彝哑口无言,无法对答,但他仍然不同意魏徵的观点。唐太宗继承王位之后,勤于政务,几年之内,天下富庶安宁,连一直与唐朝抗衡的突厥都归顺了。唐太宗对大臣们说:“贞观初年,大家对如何治理国家意见不一,很多人认为当时不可以实行王道仁政,只有魏徵劝我实行王道。我听取了他的意见,没过几年,就天下太平,外族臣服。突厥自古以来就是汉族政权的强敌,现在他们的酋长和带刀侍卫都来归顺,部落成员都接受了汉族的文化,穿上了汉族人的服饰。我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政绩,都是魏徵的功劳。”说到这里,唐太宗回过头来对魏徵说:“玉虽然美好,如果存于乱石之中,不经过能工巧匠的琢磨,它跟石头是没有差别的。如果遇到了高超的工匠,那么它就可能成为万世之宝。我虽然没有什么美好的品质,但多亏你的启发劝诫,你不厌其烦地规劝我做仁义之君,开导我以德治国,使我能够取得这样的政绩,你真是一个能工巧匠啊。”

【原文】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1],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徵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又奏称:“晋文公[2]出田,逐兽于砀[3],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厌而徙之小泽,则有矰[4]丸之忧。鼋鼍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必有钓射之忧。今君出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注释】

[1]科差:中国历代封建政府对平民财物或劳役的征发,是徭役向赋税的转化或其合并。名称起于唐,到元代成为赋税项目。[2]晋文公(前697-前628):晋国国君,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姓姬,名重耳。[3]砀:古邑名,县名。秦置县后,治所在今河南永城县东北。[4]矰(zēng):一种猎取飞鸟的短箭。

【译文】

贞观八年,太宗李世民对侍臣们说:“隋朝的时候,老百姓即使拥有财物,但怎能保得住呢?自从我平定天下以来,一心一意体恤百姓,没有什么差役摊派,每个人都能维持生计,守住自己的钱财,这些都是我赐予他们的。要是我不停的加收各种赋税,即使多次赏赐资助他们,还不如不这样做。”魏徵听了,回答说:“尧、舜在世的时候,百姓会对尧或舜说‘我靠种庄稼获得食物,打井取得泉水’。百姓们丰衣足食,自在快乐,尚可能对尧、舜说:‘你对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现在陛下如此关爱百姓,百姓可能觉得这只是满足了日常所需而什么都不知道。”魏徵觉得这些话说得还不透彻、清楚,还不足以让太宗明白其中的道理,便又向太宗上奏道:“晋文公出去打猎,在砀山这个地方追赶野兽,进入了河水交错的地方,迷失了道路,不知道该从哪儿走出去。不久发现了一个打鱼人,文公对打鱼人说:‘我是你的国君,这路该从哪里出去?如果你告诉我,我会重重的赏赐你。’打鱼的人说:‘我愿意带路。’文公说:‘走出这个大泽再领赏吧。’打鱼的人回答:‘鸿鹄要是生活在汹涌澎湃的大河海洋之上,就能保全性命;如果迁徙到小河周围,就会受到猎人弓箭的袭击。龟鳖只要生活在深水中,就能安然无恙;如果跑到浅水滩,必然会受到打鱼人的威胁。现在你在砀山追捕野兽,一直追赶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呢?’文公听了,大声赞叹:‘太好了!’便命令随行的人记下打鱼人的姓名。打鱼的人说:‘你凭什么叫作国君呢?是国君就应该尊奉天地,敬重社稷,保卫边疆,爱护百姓,减轻各种徭役赋税,我也就得到好处了。国君要是不尊天事地,不祭祀社稷之神,不巩固边防,外不结交诸侯,内又丧失民心,一旦国破家亡,我这个打鱼人,即使拥有你丰厚的赏赐,也得不到保全啊。’打鱼人于是坚决推辞,拒不接受文公的赏赐。”太宗听了魏徵的话,称赞道:“好!好!你说的太对了。”

【原文】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1],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2],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注释】

[1]京师:周朝建都镐京,后世把天子建都之地叫作京师。本文指隋都长安。[2]夙夜孜孜:夙夜,早晚,朝夕。孜孜,努力不怠。夙夜孜孜即时时刻刻不敢懈怠。

【译文】

贞观九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当年刚平定隋朝都城的时候,宫中到处都是美女和奇珍异宝,把所有的宫院都挤满了。但隋炀帝还不满足,四处征求,没有止境。再加上生性好战,到处讨伐,使老百姓忍受不了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徭役,终于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这些事实我都耳闻目睹,因此为了不重蹈覆辙,我每晚都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只想清心寡欲,使天下太平无事。所以我坚决不摊派各种徭役赋税,这样再加上国家年年五谷丰收,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我常想:治理国家就像栽树一样,作为根基部分的树根只要牢固不动摇,那么树木自然就会长得枝叶茂盛。国君只要能节俭不贪婪,清心寡欲,百姓怎么不会安居乐业呢?”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特进魏徵对曰:“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1]、伍子胥[2]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3]昏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徵曰:“遵彦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注释】

[1]百里奚:春秋时人。原为虞国的大夫。晋国要借道虞国去伐虢国,目的在于同时把虞国也灭掉,百里奚知道虞公不听臣下的谏奏,所以不敢直言。后来虞国果然为晋所灭。百里奚作了俘虏,被晋作为陪嫁之臣送入秦国。[2]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楚大夫伍奢次子。楚平王七年(公元前522年)奢被杀,他经宋、郑等国入吴国。吴王夫差伐越国,越求和,子胥谏奏吴王拒绝越国求和的请求,吴王不听,并逐渐疏远他。后来吴王赐剑命他自杀。[3]齐文宣(529-559):姓高,名洋。高欢次子,高澄之弟。东魏时封齐王。公元550年废孝静帝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年号天保,仍在邺建都。在位九年,虽仍以鲜卑贵族为政权基础,但也重用汉人杨遵彦,制定齐律,抑制贪污,国力仍较强盛。但他嗜酒昏狂淫乱,终于暴死于北齐的军事中心晋阳(今山西太原)。当时的人们都说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侍臣:“君主昏庸,不理政务,而臣子在下面兢兢业业料理国事,相较于臣子犯上作乱,而君主清明,哪一个的危害更大呢?”魏徵答说:“君主圣明,就能够明察秋毫,对臣子的是非曲直了如指掌,满朝百官谁敢不服,谁敢不尽心尽力为朝廷效力呢?但是如果君主昏庸,不听劝告,虽然有百里奚、伍子胥这样的忠臣,依然无法避免祸患,国家的败亡是必然的事情。”唐太宗说:“可能是这样,但是我看到北齐文宣帝昏庸残暴,大臣杨遵彦却能够用严明的政治匡扶朝纲,使北齐的统治得以维持,这又如何解释呢?”魏徵说:“杨遵彦侍奉的是暴君,他能为天下苍生做好事做实事,使国家幸免于难,的确显得十分艰难。这哪能与国君威严圣明,臣子敬畏守法,敢于进献忠言,君臣之间互相信任支持相提并论啊。”

【原文】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1]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2]、隋文伐陈[3]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4]。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5],日旰而食[6],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7],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

【注释】

[1]骄矜:自恃地位崇高而骄纵自傲。[2]晋武平吴: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字世安。河南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公元265年,继承其父司马昭为魏相国、晋王。同年,废魏元帝曹奂为陈留王,自立为帝,仍建都洛阳,国号晋,史称西晋。公元279年十一月,他下令伐吴,次年三月,迫使吴主孙皓归降,重新统一全国。他在位期间,实行占田制,大封宗室,他贪财好货,荒淫腐朽。死后不久,全国便陷入分裂混乱的局面。[3]隋文伐陈:公元289年,隋文帝攻占建康,俘获陈后主,灭陈。[4]弛紊:松弛、混乱。[5]恒自抑折:恒,经常。抑折,控制约束。恒自抑折即经常克制自己的意思。[6]日旰而食:因心忧事繁而延迟到晚上才吃饭。[7]谠言直谏:谠,正直。即以正直的言论陈奏于皇上。

【译文】

贞观十九年,太宗对周围的侍臣说:“我看自古以来,那些由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而导致亡国的君王,简直多得数不清。我姑且不说年代久远的事,像晋武帝灭掉吴国、隋文帝征服陈国之后,内心狂妄自大,生活腐朽奢靡,处处不可一世。手下的臣子再没有谁敢多说话,于是国政日渐松弛混乱。我自从平定突厥、打败高丽、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来,让它们一一成为我的疆土,可以说边境上的外族无不敬畏天威,我国的声威教化从此广布四海。我由此而害怕内心滋长的自满情绪,常常自我告诫,要勤于朝政,废寝忘食,不敢怠慢。每天都期待有臣子大胆直谏,并且可以把它用于国家的政治教化,我要用对待师长那样的礼节对待忠臣。如果君臣能做到这样,那么国泰民安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

【原文】

(贞观十九年)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1],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2],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3],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4],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5],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6]。制驭[7]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8],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注释】

[1]踊贵:物价上涨。[2]嗟怨:叹息、抱怨。[3]从谏如流:如流,比喻迅速。从谏如流意即君主乐于接受臣下的正确意见。[4]息隐、海陵之党:息隐,唐高祖的长子,名建成,曾被立为皇太子。海陵,高祖第四子,名元吉,曾被封为齐王。建成贪色嗜酒,畋游无度,他见秦王李世民功高,与元吉谋害秦王,秦王知道了这件事,于是杀掉了他们二人。秦王即位后,封建成为息王,谥号隐。元吉为海陵王,谥号刺。[5]贪浊:贪酷,混浊。[6]清谨:清廉、谨慎。[7]制驭:控制、驾驭。[8]岭表:五岭之外。

【译文】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刚即位那几年,国家接连发生旱灾霜灾,粮食的价格很高,再加上突厥的进犯骚扰,州县更加不得安宁。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右一带地区,饥荒更为严重,甚至到了要一匹好丝才能够买上一斗米的境地。百姓虽然四处奔走寻找食物,但没有一个人埋怨,无不安分守己。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一带大丰收,百姓一个个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竟然没有一个人逃散。太宗皇帝获得人心竟到了这种程度,加上太宗善于听取意见,喜欢儒家之说,真心诚意寻求有才能的人,任用选拔贤能的官吏,废除旧制度的弊端,建立了许多好的制度,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国家秩序井然。当初,太宗的兄弟加害于他,一同参与的达到一千多人。祸乱被平息之后,太宗仍然任用这些人在他周围做官,大家都心地坦荡,从不互相猜疑。当时大家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太宗能正确处理重大的事情,很符合一个帝王的身份。太宗痛恨贪官污吏,有徇私舞弊、接受贿赂行为的,没有一个得以赦免逃脱。在京城以外贪赃枉法的官员,太宗都会派遣专人,调查情况,根据他所犯的罪行进行严厉惩处。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大多清正廉洁,谨慎行事。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豪富商贾,都慑于皇帝的威严,一个个不敢作奸犯科,因此欺凌侵占百姓利益的事情销声匿迹。出门旅游或做生意的人,也不会碰上小偷强盗,国家的牢房常常是空的,野外放牧的牛马不用看管,夜晚家家户户的门也不用上锁。又加上年年丰收,一斗米才卖三四文钱。外出无论是从京城到岭南岭西,还是从山东到沧海,都用不着准备粮食,在路途中就可以轻易获得。在泰山周围的乡村赶路,行人经过这里,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出发时还有东西赠送,这些事情都是亘古未有的。

【评析】

《政体》这一章节可以看作是《君道》的扩展和延伸,两篇政论构成对“贞观之治”政绩的概要说明。帝王如何处理国家政务,是为君之道的具体体现。这一章的内容,除补充说明诸如坚守宜道、灭私徇公、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正词直谏、裨益政教、惟欲清净、改革旧弊、从谏如流等君臣应当遵守的准则以外,还着重说明唐太宗能够实现“贞观之治”,很重要的一点是采纳了魏徵向他提出的当行帝道王道的意见,即“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这样一种大胆、坚决的主张,驳斥了封德彝等人认为“人渐浇讹,不及纯朴”的观点,因而仅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关中丰熟,咸自归乡”,“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古昔未有的繁荣景象。唐太宗对于“贞观之治”的出现,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魏徵的大胆诤谏:“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朕虽无美质,为公(指魏徵)所切磋,使联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通过《政体》这一章节的内容,我们更加立体、全面地了解了唐太宗与魏徵君臣之间关于诤谏与纳谏的方方面面。不管对君主还是臣子来说,偶尔一次的讨论与诤谏并不足为奇,而能够长此以往,将纳谏与献策作为一种惯例,并在朝中大臣之间广为提倡,持之以恒,那便是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对于魏徵的尊重、赏识与信赖,他将自己比作一块普通的玉石,只有经过魏徵这位能工巧匠的打磨,才会夺目生辉。九五之尊的帝王能够与臣子长期保持这样良好的关系,并将“贞观之治”的业绩归功于魏徵,是需要多么博大的胸襟与气度啊!

值得一提的是,太宗皇帝听从了魏徵施行礼乐教化的观点,使得天下臣服,华夏安宁,可见礼乐教化在民众心中的重要地位,它既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也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对于今天的人而言,在业余生活中多学习一些有关儒学、经史、礼乐等方面的国学知识,不仅可以提升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增强自身的素质修养,也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对于企业的领导者与下属来说,如何建立一种和谐融洽的干群关系,领导与下属既可以像朋友一样交换意见,促膝谈心,又不逾越正常的上下级界限,既可以在工作中保留个人的主张与见解,又不违背领导的总体意图,也是值得我们从中思考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