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徵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题解】
论“君臣鉴戒”，重点是以历史为镜子，引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说明“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的道理。君臣之间利益攸关，可以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国家兴旺，君臣共享荣华；国家混乱，君臣同受其害。贞观君臣以史为鉴，相互劝诫，同心同德，肝胆相照，其情义与成就足以彪炳青史。
【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无论国家安定还是混乱，安全还是危险，君臣都应该同舟共济。如果君主能接受忠言，臣子能够直言进谏，那么君臣之间就会非常默契，这是自古以来治国所重视的方法。如果君主贤明，而臣子却不匡正辅佐，想要不亡国，是不可能的。君主要是失掉了江山，臣子也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家族。像隋炀帝，他为人非常暴虐，臣下不敢进言，这使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最后国破家亡，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这个惨痛的教训离我们并不远，我和各位大臣能不谨慎吗？我们不能被后人所耻笑啊。”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论隋日。魏徵对曰：“臣往在隋朝，曾闻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1]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2]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3]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曰：“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4]，苟求悦誉[5]？君臣如此，何得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6]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注释】
[1]於士澄：原为隋将，后降唐。[2]大理丞：大理，大理寺，即最高法院。大理丞，隋时大理寺的副职。[3]逗遛：本文是地址不明，形迹可疑的意思。[4]谄佞：奉承，谄媚。[5]悦誉：本文指得到君上的欢心和称誉。[6]囹圄（líng yǔ）：牢狱。
【译文】
贞观四年，唐太宗和大臣们谈到隋朝的兴亡，魏徵说：“我在隋朝的时候，听说有一次有人盗窃，隋炀帝让於士澄追查。只要有可疑的人，就严加拷打，最后屈打成招了两千多人，隋炀帝下令一天之内将他们全部处死。大理丞张元济感到奇怪，便试着查阅这些人的案卷，发现其中有六七个人，在盗贼闹事那天还被关在别的地方，刚刚被放出来，也遭到审讯。因为受不住严刑拷打，被迫自认是盗贼。张元济从这件事上查起，结果两千人中只有九人形迹可疑。官员中有人认出这九人中有四人不是盗贼。负责监斩的部门认为隋炀帝已经下令处斩，就不再将实情上奏，将这些人全都杀了。”唐太宗听后感慨地说：“不仅仅只是隋炀帝残暴无道，他手下的臣子也没有尽到责任。臣子应该纠正君主的过错，而不应该只是明哲保身，害怕遭到惩罚。做臣子的怎么能只知道谄媚逢迎君主，博得君主的欢心呢？君臣之间如此，国家怎么能不灭亡呢？我有幸得到各位大臣的辅佐，所以全国犯罪的人很少。愿你们能够善始善终，一如既往地大胆进言。”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1]，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2]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3]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4]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魏徵对曰：“臣闻鲁哀公[5]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愿陛下每以此为虑，庶免后人笑尔。”
【注释】
[1]惟善是务：凡是好事，就认真去做。[2]福祚（zuò）：江山基业。[3]桀、纣：桀，夏末代国王，名履癸。剥削残酷，暴虐荒淫。后被商汤所败，出奔南方而死，夏亡。纣，商末代国王，名受辛。嗜酒好色，残暴无道。周武王伐之，兵败自焚而死，商亡。[4]颜、闵：指孔子的弟子颜回、闵损，二人以德行著称。[5]鲁哀公：春秋时鲁国君，名蒋。公元前477年秋，鲁哀公被鲁大夫三桓（孟孙、叔孙、季孙三家贵族）赶出国外。不久回国，死于有山氏。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周朝与秦朝刚得到天下的时候，治理国家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是周朝推行仁政，积累功德，所以能够将自己的基业保持八百年。而秦朝恣意妄为，骄奢淫逸，所以只经历了两代帝王就灭亡了。这难道不是行善可以延长福祚，作恶可使国运衰败吗？我又听说桀、纣是帝王，但是凡夫俗子都对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颜回、闵损是普通百姓，但帝王却以他们的言行为荣耀。我时常用这些事对照自己的行为，并经常告诫自己，担心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被人耻笑。”魏徵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个人很健忘，他换了住宅就把自己的妻子给忘了。’孔子说：‘还有比这个人更健忘的，我看桀、纣这些君主连自己都给忘了。’希望陛下以此为戒，以免被后人耻笑。”
【原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1]平[2]，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谓房玄龄曰：“高昌若不失臣礼，岂至灭亡？朕平此一国，甚怀危惧，惟当戒骄逸以自防，纳忠謇[3]以自正。黜邪佞，用贤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以此慎守，庶几于获安也。”魏徵进曰：“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瓷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张子房[4]，汉王计画之臣，及高祖为天子，将废嫡立庶[5]，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争也。’终不敢复有开说。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汉祖方之，彼不足准。即位十有五年，圣德光被[6]，今又平殄[7]高昌。屡以安危系意，方欲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8]四人饮，桓公谓叔牙曰：‘盍起为寡人[9]寿乎？’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出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宁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谓徵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时，公[10]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注释】
[1]高昌：西域国名。[2]平：征讨平定的意思。[3]忠謇（jiǎn）：正直的言论。[4]张子房（？-前186）：即汉初大臣张良。[5]废嫡立庶：嫡，宗法制度下指家庭的正支，跟庶出相对。本文中废嫡立庶是指汉高祖刘邦打算废掉妻生的太子盈，立妾生的赵王如意为太子。[6]圣德光被：君王的恩德像阳光一样普照天下。[7]平殄（tiǎn）：平定消灭。[8]管仲，鲍叔牙，宁戚：三人都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大臣。[9]寡人：古时帝王、诸侯的自称，意谓寡德之人。[10]公：对人的尊称。
【译文】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因为平定了高昌，在两仪殿招待各位大臣。席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高昌如果不丧失作为臣子的礼节，怎么会遭到灭亡呢？我每次平定了一个地方，都心怀畏惧，勉励自己切莫骄奢淫逸，应该把接纳忠言、纠正自己的错误作为自己的责任。治理国家就要任用贤良正直的人，罢免奸邪谄媚的人，不要听信小人的谣言，以免误解了正人君子。无论做什么都谨慎，国家就有望得到太平。”魏徵趁机进言道：“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他们在创业的时候，都能够有所警戒，倾听老百姓的呼声，采纳忠臣的意见。天下太平之后，他们就开始穷奢极欲，只喜欢听谄媚讨好的话，厌恶逆耳的忠言。张良是汉代的开国元勋，汉高祖称帝之后，想废掉嫡出的太子另立庶出的公子，张良说：‘这件事不是口头说说就可以决定的。’之后，张良就再也不敢开口提这件事了。况且陛下目前功德这样卓越，汉高祖还不足以与你相提并论。陛下即位已有十五年，圣德广播，现在又平定了高昌，还能够心怀忧患意识，采纳忠言，广开言路，真是国家的大幸。过去齐桓公和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个人一起饮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我的国家能够长寿吗？’鲍叔牙举起酒杯站立着说：‘愿主公不忘过去逃亡在莒时的情形，管仲不忘在鲁国被囚禁的情形，宁戚不忘当年在车下喂牛时的情形。’齐桓公听后，站起来感激地说：‘我和管仲、宁戚如果能不忘你这番话，那么国家就不会有危险了。’”唐太宗听了，感激地对魏徵说：“我一定不会忘记自己身为平民的时候，你也一定不要忘记鲍叔牙的为人，那我们的江山就不会有危险了。”
【原文】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闻君为元首[1]，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礼》云：“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2]。”《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士康哉！”“元首丛脞[3]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然则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
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以石投水[4]，千载一合，以水投石，无时不有。其能开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内尽心膂[5]，外竭股肱，和若盐梅[6]，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礼之而已。昔周文王游于凤凰之墟，袜系解，顾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结之。岂周文之朝尽为俊乂[7]，圣明之代独无君子者哉？但知与不知，礼与不礼耳！是以伊尹[8]，有莘之媵臣；韩信，项氏之亡命。殷汤致礼，定王业于南巢，汉祖登坛，成帝功于垓下。若夏桀不弃于伊尹，项羽垂恩于韩信，宁肯败已成之国，为灭亡之虏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于宋；箕子，良臣也，陈《洪范》于周，仲尼称其仁，莫有非之者。《礼记》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欤？’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纳，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纳，出亡而送，是诈忠也。”《春秋左氏传》曰：“崔杼弑齐庄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
【注释】
[1]元首：本文指人的头。[2]容敬：容仪端庄。[3]丛脞：细碎，无雄才大略。[4]以石投水：把石头投到水中，遇不到什么阻逆。借喻君臣关系协调。[5]心膂：本文指聪明才智和浑身力气。[6]盐梅：盐味咸，梅味酸，皆为调味所需。比喻国家需要各种人才。也用来赞美做宰相的人。[7]俊乂（yì）：有才德的人。[8]伊尹：商初大臣。名伊，尹是官名。一说名挚。传说奴隶出身，原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汤用为“小臣”，后来任以国政。帮助汤攻灭夏桀。汤去世后，历佐卜丙（即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后，其侄太甲当立，他篡位自立，放逐太甲；七年后，太甲潜回，把他杀死。一说仲壬死后，由太甲即位，因太甲破坏商汤法制，不理国政，被他放逐，三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死于沃丁时。
【译文】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书说：
为臣听说国君就像是一个人的脑袋，大臣就像是一个人的四肢，只有同心协力地配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人的整体。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脑袋虽然高贵重要，但必须有四肢的配合，才能成为一个整体。国君虽然英明，但必须依靠大臣的辅佐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礼记》上说：“百姓把国君看成是自己的心，国君把百姓看成是自己的身体，内心端正，身体才会舒畅健康，内心肃穆，面容才会恭敬。”《尚书》上说：“国君英明！大臣贤良！百姓安康！”又说：“国君无能，大臣懒惰，万事不成！”所以，国君抛开大臣而独断专行地把国家治理得很有条理，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听说过。
君臣要配合协调相得益彰，自古以来就是一件难事。就像把石头投进水中，让石头顺从流水，千年才能碰上一回；而让流水顺从石头，则时刻都在发生。君臣能够秉持公正的道义，让天下人才发挥各自的才能，国君在内尽心尽力，大臣在外竭力辅佐，二者融洽得就像汤中的盐和梅，坚固得就像金石一样。达到这样的境界，不在于高官厚禄，而在于以礼相待。过去周文王游凤凰台时，系袜的带子开了，他看了看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可以使唤的，便自己把袜带系好了。难道周文王的朝臣全都贤良，而今天的圣明时代倒没有君子吗？只不过是了解不了解，礼遇不礼遇罢了。伊尹是有宰国的陪嫁之臣，韩信是从项羽手下逃亡的大将，商汤给伊尹以礼遇，在伊尹的帮助下，成就了帝业。如果夏桀不嫌弃伊尹，项羽施恩于韩信，难道会丧失已成之国而做亡国之虏吗？还有微子，他是商纣王的骨肉同胞，武王灭商以后受封于宋；箕子是位良臣，为周武王陈述《洪范》，孔子称赞他的仁德，没有人不赞成。《礼记》上说：“鲁穆公问子思：‘被放逐的朝臣，仍为原来的君主服丧，古来有这种情况吗？’子思说：‘古代的君主，用人时以礼相待，辞退时也以礼相待，所以虽不在朝，仍有为君主服丧的礼仪。然而现在的君主，用人时恨不得搂在怀里，辞退时恨不能推下深渊。不兴兵讨伐他就不错了，还谈得上什么服丧之礼？’”齐景公问晏子：“忠臣是如何对待君主的？”晏子说：“君主有难不以身殉，君主流亡不相送。”齐景公说：“君主为臣子分封土地，加官晋爵，为什么臣子要这样对待君主呢？”晏子说：“忠臣的建议被采纳，君主就会终身无难，忠臣还为谁而死呢？忠臣的规劝被接受，君主就会终身太平，臣子又去为谁送行呢？如果忠言不被采纳，有难而死，这是妄死；如果臣子不进献良言，等君主死了去相送，那是虚伪的忠诚。”《春秋左氏传》上说：“崔杼杀死了齐庄公，晏子站在崔府大门外，有人问他：‘齐庄公死了吗？’晏子说：‘难道只是我的君主死了吗，我也死了。’那人又问：‘送别了吗？’晏子说：‘是我的罪吗？君主为了国家而死，我也会跟着死。如果君主是为了自己死的，不是他的亲戚，谁会为他痛哭，为他而死呢？’于是开门而入，抱着齐庄公的尸体痛哭，过后，又站起来大步离去。”孟子说：“君主把臣子看成手足，臣子就会视君主如心腹；君主把臣子看作犬马，臣子就会把君主视作陌路人；君主把臣子看作粪土，臣子就会把君主视作仇敌。”虽然臣子对待君主没有二心，至于进退的礼节，应当以君主对臣子的恩德而定，然而作为君主，怎么可以对臣下无礼呢？
【原文】
窃观在朝群臣，当主枢机之寄者，或地邻秦、晋，或业与经纶[1]，并立事立功，皆一时之选，处之衡轴[2]，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闻国家重惜功臣，不念旧恶，方之前圣，一无所间。然但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之心，不可以为政。君严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启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溃，其伤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无不乱者也。《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
【注释】
[1]经纶：整理丝缕。引申为处理国家大事。也指政治才能。[2]衡轴：本文指中枢岗位。
【译文】
“我私下观察在朝身居要职的众大臣，有的是在西北地区担任过边防的重臣，有的是在朝廷参与朝政的要员。他们都建功立业，功勋卓著，都是当代优秀的人才。他们处在最关键的位置上，责任非常重大。朝廷给他们的责任虽然重，但对他们的信任却不深。这样就会使人有时产生疑虑，有疑虑就会怀有得过且过的态度，怀有得过且过的态度，就树立不起忠君报国的节义，节义树立不起来，纲常名教就不能振兴，名教不能振兴，而想巩固太平基业，保住七百年的大唐国运，是不可能的事。我又听说国家爱惜功臣，对他们过去的过错不在计较。这与以前圣明的国君所做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陛下对大事宽大，对小过错反而严厉处理，有时发脾气训斥人，不免带有偏见。这样是不能处理好朝政的。国君法令严厉，还有些臣子敢于触犯，更何况在上位的人带头违犯，下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就像河水冲垮堤坝，泛滥成灾，伤害的人一定很多。那黎民百姓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说，国君开启了一个弊端，下面就会出现一百个弊端，这样一来，天下就没有不乱的地方。”《礼记》上说：“喜欢的人要知道他的缺点，不喜欢的人要知道他的优点。”如果憎恶一个人就抹杀了他的优点，那么做善事的人一定会产生恐惧情绪；如果喜爱一个人就包庇他的缺点，那么做坏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诗经》上说：“国君如果发起怒来，作乱者就会很快收敛。”然而，古人的震怒，是为了惩处邪恶的人，当今的严厉惩罚，却助长了奸邪的风气。这不是尧、舜那样圣明君主的本意，也不是禹、汤那样贤明的国君所应该做的事。《尚书》中说：“爱抚我的人就是我的国君，残暴地对待我的人就是我的仇人。”荀子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所以孔子说：“鱼失去了水就会死，水里没有了鱼还是水。”所以，尧、舜这样圣明的君主总是小心翼翼地治理国家，一天比一天谨慎。因此，治理国家怎么可以不深思？怎么可以不熟虑呢？
【原文】
夫委大臣以大体[1]，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2]，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治矣。
【注释】
[1]大体：本文指重要的，关系大局的事情。[2]辜：罪。
【译文】
让大臣负责国家大事，让小臣负责具体的小事，这是治国的普遍道理，也是处理政务的正确法则。现在委任职权时，却是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遇到事情时，又轻信小臣而怀疑大臣。这是信任自己所轻视的而怀疑自己所重视的。这种做法，怎么能实现天下大治呢？再者，朝政贵在有稳定的规范，不能经常变化。现在有时责令小臣办大事，有时又责令大臣去管理小事，小臣处在他不该占据的位置，而大臣又失去他应当担当的职责。大臣或者因为小过错而获罪，小臣或者因为大事故而受罚。职责和职位不相符合，所惩罚的事情，不属于他们各自的职责。要求他们没有私心，竭尽全力，岂不是很难吗？小臣不可以让他们做大事，对大臣不能因为小过错就治罪。给予很高的职位，追究细小的罪过，于是那些刀笔小吏就会顺着陛下的旨意，捕风捉影，舞文弄法，曲成其罪。大臣为自己辩解表白，就认为他是不肯服罪；不辩解表白，就以为都是事实。真是进退两难，不能自己分辨，于是只好苟且免祸。大臣苟且免祸就会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就会虚伪成风，虚伪成风就不能实现天下大治啊！
【原文】
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1]，臣窃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之人哉？盖信之则无不可，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夫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2]，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太宗深嘉纳之。
【注释】
[1]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杼，织布的梭子。这句话出自这样一段史实：秦甘茂告诉秦王说：“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曾参的母亲，其母正织着布，听后泰然自若。后来第三次有人来报告这个消息，其母扔下梭子，越墙而走。臣之贤赶不上曾参，王之信不如曾母，怀疑臣的人也不止三个人，臣恐怕大王‘投杼’啊。”借喻流言经多次重复就会令人相信。[2]稷、契：稷，古代主管农事的官。契，传说中商的始祖，曾助禹治水有功，被舜任为司徒，掌管教化。
【译文】
朝廷任命大臣，都想让他们竭尽全力。而大臣却有所避讳不敢讲话，这就叫未尽全力。如果选拔的官员得当，即使是故旧又有什么关系。如果选拔的官员不得当，即是关系疏远也不算可贵。自己不给予别人充分的信任，又怎能要求别人忠恕呢？臣子虽然有时会犯过错，可是国君如此对待也不算得当！皇上既然对臣下不信任，那么必然认为臣下无可信之处。如果臣下都不值得信任，那么皇上必然也有让人可疑的地方。《礼记》上写道：“地位高的人互相猜疑，那么百姓就感到无所适从；臣子言行莫测，那么国君就会不放心。”国君与臣子之间互相不信任，就谈不上天下大治了。如今诸位臣子天各一方，相距遥远，对于三番五次的谣言而不信以为真的人，据我所知还未曾有过。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难道连一两个值得信赖的人都没有吗？用信任的态度去选择人，就没有绝对不能用的人；用怀疑的态度去选择人，就选不到信得过的人，难道这只是臣子的过失吗？即使普通人，一旦结为朋友，都可以用生命来报答，纵然死也不会改变，更何况君臣之间默契得如同鱼和水的关系呢。如果国君像尧、舜那样，臣子像稷、契一样，怎么会有遇到小的事情就改变志向，碰到小的利益就变心的道理呢？这虽然是由于臣下不够忠心耿耿，也是由于国君心怀猜疑、对待下属过于苛求的缘故造成的。这怎么谈得上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呢？凭陛下的聪明才智和现在的成就，要是能诚恳广泛地寻求贤能的人，君臣同心同德，就会天下大治，就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提并论了。夏、商、周、汉，又算得了什么！
太宗十分赞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徵曰：“朕克己为政[1]，仰企前烈[2]。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3]，朕皆庶几[4]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徵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5]，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注释】
[1]克己为政：克制自己的私欲，努力治理朝政。[2]仰企前烈：仰慕效法前代圣贤。[3]称首：作为首要之务。[4]庶几：也许可以。表示希望。[5]戎狄：泛指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
【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徵：“我克制个人的私欲，仰慕效法前代圣贤。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我时常把他们放在首位，用于勉励自己。世上每个人都苦于不能全面的了解自己，不知这四个方面，我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差呢？”魏徵回答说：“德、仁、功、利四个方面，陛下都在做。在我看来，陛下对内平定各种祸乱，对外消灭了戎狄对边疆的威胁，这是陛下的功劳。安抚百姓，使他们生活有依靠，这是陛下的功德。从这方面看，陛下的功利占了多数，只是德与仁这两方面，希望陛下自强不息，必定可以做到。”
【原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1]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2]，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3]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4]。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5]，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然。”
【注释】
[1]司空：唐时司空为大臣崇高的虚衔。[2]才行：才能德义。[3]化及：即宇文化及。隋相宇文述之子，为右屯卫将军。武德初，杀炀帝于江都，立秦王浩。后又杀浩自立，称许帝。二年，窦建德破宇文化及于聊城，将他杀死。[4]弑逆：杀君、反叛。[5]玄感：即杨玄感。隋相杨素之子，曾为大将。大业九年，起兵黎阳，围东都。隋主命宇文述等讨伐他，后被杀死。
【译文】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朝政从草创之主传到子孙手中，大多成了乱政，这是什么原因？”司空房玄龄说：“这是由于太子从小生长在宫里，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不能识别人间的真假以及国家安危的道理，所以他们一旦坐上国君的位置，就容易发生祸患，甚至国破家亡。”太宗说：“你把亡国的过错归于幼主，我却把它怪罪于大臣。王公大臣的子弟大多数品行不端，没有才能，全凭借前辈的功劳做大官，不注意加强品德修养，一味放纵奢侈。国君年小懦弱，臣子又没有才德，国家危险而不去辅佐，国家焉能不乱？隋炀帝为表彰宇文述的功劳，提拔他的儿子宇文化及做高官，宇文化及不但不报恩，反而杀害了国君，这不是做臣子的过错吗？我这样说，是想让你们勉励告诫子弟，使他们不要重蹈覆辙，这就是国家值得庆贺的事呀。”太宗又说：“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受隋朝恩惠最多的大臣子孙，可他们却都造反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岑文本回答说：“凡是品德高尚的君子都能永远记住别人的恩德并知恩图报，但玄感、化及都是小人。这是古人之所以尊敬君子而轻视小人的原因。”太宗说：“你说得对！”
【评析】
论君臣鉴戒，重点是以历史为镜子，引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说明“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的道理。唐太宗从多方面引用历史事件，提醒臣下尽为臣之道；魏徵等大臣也以历史鉴戒，要唐太宗做一位善始善终的有道明君，要他看清“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的道理。
联系实际来说，一个企业要发展，领导和下属就像“君”与“臣”的关系一样，必须群策群力，互相监督，互相借鉴，形成上下一心、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企业风气。如果仅仅依靠一方面的力量，领导事必躬亲，下属懒散怠慢，得过且过；或下属兢兢业业，领导不闻不问，都不能使企业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另外，不论是企业的领导还是下属员工，都应该具备丰富且广博的知识，能够从前人的经验教训中及时总结，“以史为镜”。
这一章节中对于“大臣大用”与“小臣小用”的论述非常精辟。所谓“大材小用”是指企业中一种将高级人才“小用”的现象。所谓“小材大用”则是指企业中一种将某些低水平、低能力的人员“大用”“重用”的现象。
有一句歇后语，“庞统当知县——大材小用”。周瑜病死后，鲁肃向孙权推荐庞统，孙权不用他。鲁肃就推荐庞统去投奔刘备，庞统没有交出鲁肃及诸葛亮的荐举信，以致刘备大材小用，误任他为耒阳县令。庞统不悦，他到了任上，“不理政事，终日饮酒为乐，一应钱粮词讼，并不理会。”刘备得知，特派张飞去荆南诸县巡视。庞统衣冠不整，扶酒而至。张飞见状大怒，“汝焉敢尽废县事？”庞统佯笑曰：“百里小县，些小公事，何难断决？”他当着张飞的面处理积压的公文，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不到半日，将百余日之事尽断了毕。张飞回去细说庞统之才，刘备顿悟，遂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庞统出类拔萃，与诸葛亮并称“卧龙凤雏”。而刘备只让他做了个小小县令，对这种“大材小用”的任用，庞统自然心怀不满，实际上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关于大材小用的危害，著名管理学家理查·柯乃洛曾说过：“将小问题交到‘解决大问题’的人的手里，比之将大问题交到‘解决小问题’的人的手里还要糟。将小问题交给‘解决大问题’的人物，他们必将厌烦乏味，不仅把兴趣转移到别的方面，而且还会离你而去，那就等于糟蹋人才。”
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中，也经常有这样的现象：真正有能力的人怀才不遇，做着非常琐碎基础的工作，而那些才干平庸的人却被委以重任、呼风唤雨，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等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作怪。对“大臣”求全责备，斤斤计较，对“小臣”则估量过高，最终一事无成，这就造成了“大材小用”与“小材无用”的结果。
因此，从用人者的角度看，企业管理者应善于把握一个人的能力大小和擅长领域，从而给他一个合适的职位。小材大用、大材小用，都不是理想的用人之策，唯有因才施用，才能发挥人的最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