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同治时封侯爵，世袭。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中兴名臣”之一，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有《曾国藩家书》传世，是研究其人及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资料。
本书以清光绪三年的《曾文正公全集》为底本，从一千余万字的“全集”中选取了172篇对后世影响最深远、最能体现曾国藩思想精髓的“家书”，按时间顺序分为：养心之道、自勉之道、成事之道、为学之道、交往之道、理财之道、为政之道、养生之道八个方面。为便于读者深刻领会曾国藩思想的精髓，我们将每封书信的重要文字和名言警句摘录于标题之下，不仅美观，而且方便记忆。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今双峰县荷叶镇），卒于1872年。6岁开始读书，28岁中进士。后入翰林院，拜在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下，留京后10年7迁，并连升十级，37岁就官至礼部侍郎，升为二品重臣，后又担任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他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曾国藩因丧母返乡守孝，恰逢1852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了东南大部分省份。翻腾的巨澜横扫湘湖大地，直逼湖南长沙。1853年1月，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被清廷任命为团练大臣，负责湖南的团练招募、训练和自保，他便因势在家乡成功地组建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他以封建宗法关系为纽带，不招游杂、城镇市民，只招募青年农民，挑选同乡、同学、师生和亲友当军官，并先聘营官，由营官自己招募士兵，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他要求将士“忠义血性”“书生以忠诚相期奖”，与同僚左宗棠、弟弟曾国荃、弟子李鸿章率领这支军队转战10年，1860年湘军总数已达到30万人，并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曾国藩被加封为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江南军务。从此，曾国藩不但拥有兵权，而且掌握地方大权。不过自打下天京（南京）后，为消除朝廷的疑忌，曾国藩主动收敛羽翼，亲自裁减湘军，在朝中赢得了极好的口碑。后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
1865年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点设防、凭河筑墙、查办民圩的方略，欲在黄河、淮河之间，运河以西，沙河、贾鲁河以东的区域歼灭捻军。后因师久无功，次年冬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命其回两江总督本任。1867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曾国藩被清廷命令处理“天津教案”，十分惊恐，出发前甚至立下遗嘱。曾国藩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到天津后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以致后来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他自己也承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曾国藩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1870年9月，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总督府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病逝，终年62岁。朝廷赠太傅，谥文正。
治国大略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唯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曾国藩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才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力量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军事成就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各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化。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将领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曾国藩除了治军有法之外，还非常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1865年至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并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了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的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这些人中的成就突出者。
儒学思想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地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之思想亦有许多的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讼，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共同推进儒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