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淡渍堂三种(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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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关于道德 人民性问题的争论(2)

张庚同志的文章,指出了社会意识形态(包括道德观念)现象的复杂矛盾的事实,在上引朱卓群同志批评的那段话后面,紧接着还有一段话,大意是:第一,分析剧本不要单从字面出发,要看到字面背后形象地表现出来的实在的东西。第二,因为“在那个时代,人民还不得不运用为封建阶级所运用的带有封建气味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到一定历史时期,人民就无法创造一种足以普遍号召的,能够更加鲜明地表达自己思想的语言”(张庚同志原文)。第三,单从字面出发,就容易否定许多具有人民性的传统剧目。我觉得这样的分析是正确的,是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状况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从这个分析中,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和封建统治阶级虽然都使用了忠、孝、节、义等道德观念,其内容则有本质的不同。可是张庚同志没有明确地分析人民的道德与封建阶级的道德的区别,只笼统地说“忠、孝、节、义这类思想,固然有封建性的一面,但也不是没有人民性的一面”,就把事实弄模糊了。朱卓群同志指出张庚同志这些论点是正确的、有益的,因为今天用超阶级的道德论去评价古典文学戏曲作品的观点是不少的。这里,我只想举出与本文所谈道德问题有关的例子来说明情况。比如有人在《论古典名剧〈琵琶记〉》一书中,对赵五娘的“孝”是这样分析的:

赵五娘在灾荒中尽心竭力地孝敬公婆,显然表现了普通人类同舟共济、患难相扶的高贵情谊。如果我们不把这种在被剥削阶级的人们中存在得更为普遍、更为纯洁深厚的正常人类的共同感情,只归于封建阶级一个阶级,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不忍说侍养饥饿的白发公婆的赵五娘是一个世俗孝妇。……她正跟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一样,拭去了自己的满眶热泪,却去劝另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不要痛哭!她正跟一只受了重伤的苍鹰一样,并不因为它的两个同伴害它受了伤而心存芥蒂,相反,它却不顾自己的创痛,毅然负着同样受伤的两个同伴在暴风雨中飞行……

文中歌颂赵五娘的“孝道”,指出它不是封建道德,这是对的。但这也只是说明在人类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共同历史背景”(恩格斯语)这个事实,并不证明它是基于人性的“永恒道德”。但作者又把赵五娘的孝看作是基于人性的“永恒真理”。你看那些描写、那形容词,晶莹光洁,一尘不染,像水晶美人儿似的,可惜她没有生命。回头再看看张庚同志的论述,他虽然表述不清,却把问题放到历史背景上去叙述,又不脱离生活,而且分清传统剧目的精华糟粕的目的十分清楚,实在比朱卓群高明多了!朱卓群高举反人性论的大旗,对张庚穷追猛打,整整批了一年,最后自己却陷入“人性论”的泥窝,不是十分可笑吗?

评价传统剧目的“人民性”,必须依据事实、依据历史,不可任意为之。历史上既存在不同阶级共同使用同样的道德观念,就不能片面地只取一端,问题在于我们要科学阐述这种复杂现象。今天帝国主义一面进行疯狂的备战,一面故意装扮成“和平天使”的模样,企图在人民猝不及防的时候,放手发动一场侵略战争。正是这个时候,麦克米伦、劳埃德之流,正在拟订一种什么人类“共同行动的准则”,所以我们特别要警惕帝国主义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观念“普遍化”的欺骗勾当!也正因在这一点上,我们十分重视朱卓群同志的看法,但他又把问题绝对化了,他所以要把秦香莲的斗争说成是自觉的合法斗争,就是要说明人民身上不可能有封建道德观念。应该说,封建社会的人民,在一定历史阶段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和人民运用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作合法斗争的事实,都是存在的。但《秦香莲》这个戏中的秦香莲,她的阶级觉悟还没有达到懂得向封建统治阶级作合法斗争,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程度,也是很显然的。从整个戏中,我们看不出秦香莲有这样鲜明的高度的阶级意识的表现,实际上她不懂,也不可能懂得陈世美的行为是一种对阶级、对人民的叛变,这是作者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所决定的。因此她在责备陈世美的时候,也不能完全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更不能提出一种与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相对立的、新的道德概念,而只能用在她的时代生活中已经存在并且为她熟悉的忠、孝、节、义这些概念。秦香莲的斗争,正反映了封建时代人民的阶级觉悟还不甚高的时候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正义的,所以我们同情赞成,同时也不因为同情赞成而抹杀它的历史局限性。

一个阶级的意识,当然与别个阶级的意识有本质的区别,这是绝不能混淆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某个阶级的意识本身也是有发展的。我们还是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明。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时说:

自从资产阶级的废除阶级特权的要求被提出之时起,与之相并地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废除阶级本身的要求——开始这要求采取宗教的形式,以早期基督教为凭藉,以后,就依据于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之上。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它应当不仅实现于国家的领域中,它应当是现实的,它应当实现于社会和经济的领域中。

他又说:

所以平等的要求,在无产阶级口中就有双重的意义。或者它是——尤其是在初期,例如在农民战争中——反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反对富人与穷人之间、领主与农奴之间、美食者与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或者,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为着对抗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而提出的,无产阶级的要求从资产阶级要求中,吸取多少正确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这时它只是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去反对资本家的一种鼓动手段……

无产阶级是一个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最先进的阶级,在其为废除阶级的斗争中,尚且有“宗教形式”的、“自发反应”的那种平等观念的初期阶段,更不用说农民了。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有无数次的农民起义的革命运动,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才有比较明显的资产阶级性的平等思想(如“天朝田亩制度”宣布“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还规定妇女与男人在经济上同等的地位,废除封建买卖婚姻等),由此可见,秦香莲提不出一种新的足以表明自己的思想的道德概念,而不得不仍用那些忠、孝、节、义的字眼,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在我国许多传统剧目中,这种情况反映得十分明显,同一个剧目,由于时代经济的发展,人民阶级觉悟的提高和道德观念的发展、其人民性也有所发展与提高。《秦香莲》、《西厢记》、《白蛇传》等剧目,莫不如此。自然,这种发展与提高也都是在民主思想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