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的“人民性”，是属于美学的范畴。这里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审视。
文学艺术的人民性，来源于文学艺术同人民的联系。因此，我们在讲文学艺术的人民性的时候，应该把“人民”这个概念弄清。
“人民”这个词，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人民”这个词是全民性的。当社会分裂为各个不同的阶级的时候，“人民”这个词也就有了不同的阶级内容。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人民”这个词也就失去阶级内容了，成为全民的了。
在阶级社会中，比如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阶级。由于人们在各自特定的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利害关系不同，“人民”这个词所包含的阶级内容也不同。
“人民”这个概念，有这样复杂的历史内容，那么我们依据什么标准来区分：什么属于人民的范围？什么又不属于人民的范围？我们可不可以用劳动或不劳动这个标准来区分是不是属于人民？不可以。因为，在历史上，有些不劳动的阶级和阶层，他们也属于人民的范围。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剥削或者被剥削来作为区分标准呢？也不可以。因为历史上有一些剥削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属于人民的范围。
这个标准，主要看各阶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对待历史发展的态度。哪些阶级（或者阶层）能推动历史前进，是革命的动力，就属于人民；哪些阶级阻碍历史前进，是革命的对象，就不属于人民。
属于人民内部的各个阶级，他们在对待共同敌人、完成革命任务这一点上，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有共同的利益。但是，这种共同的利益，并没有消灭各个阶级本身的阶级利益，也没有消灭各个阶级之间的阶级界限。这是因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人民内部的各个阶级所处的阶级地位和历史地位不同，他们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结果，有的能改变阶级地位，有的不能改变阶级地位。在这些阶级中，有一个阶级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最先进的阶级，它代表着下一个社会阶段的生产方式。譬如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末期，它要求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消灭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如封建土地关系、城市里的封建行会关系等。消灭封建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对农民也有好处，农民也要求反封建，农民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城市中的封建行会关系，打破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同时对手工业工人、小商人也有好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共同利益是有条件、有限度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过这个问题。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而农民仍然处于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改变，农奴摆脱了人身依附地位，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因此农奴中的个别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变成资产阶级。高尔基有一本小说，叫作《阿泰莫洛夫的一家》，就是描写逃亡出来的农奴变成了资本家。但作为整个阶级来说，变为出卖劳动力的农业工人，仍然没有改变被剥削阶级的地位。
人民内部的各个阶级，不仅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不同，各被剥削阶级也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看到人民范围之内的各阶级的共同利益的同时，也要看到各阶级的特殊利益。共同利益并没有消灭了他们之间的阶级区别和阶级利益，共同性也没有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性。
“人民”这个概念既然包含着这样复杂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那么，作为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的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必然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它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更不是某种永恒的道德，或人类的共同本性的表现。所以，我们讲文学艺术人民性的时候，就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地把握它的丰富的内涵。比如说，《西厢记》、《牡丹亭》、《白蛇传》这三个戏，大家一致同意说它们有人民性，这是对的，但还要做具体的分析。《西厢记》这个戏大家都很熟悉，从它的发展过程来说，从元稹的《莺莺传》到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有很大的变化。对《莺莺传》，鲁迅批评作者文过饰非，这个批评很深刻。但是我们对《莺莺传》这个作品，还是要肯定它有现实主义的内容的。它反映了封建门阀制度已趋向没落、尚未彻底崩溃的历史条件下，一对青年恋人的悲剧。尽管作者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最后讲了那一套文过饰非的道理，但莺莺这个形象很可爱，使我们对她产生同情。到了王实甫的《西厢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作者对张生和莺莺的态度与元稹的评价不同，更重要的是塑造了红娘这个人物形象。红娘站在莺莺和张生一边，同情他们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揭露老夫人的虚伪和自私；但同时也批评了张生、莺莺在斗争中的软弱性，善意地讽刺了他们因袭的贵族的负荷。这种观点，反映了城市劳动人民的观点。它不产生于封建社会处于发展时期的唐朝而产生于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金、元，是与客观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也与莺莺的故事长期在城市流传分不开的。
拿《西厢记》和《牡丹亭》比较一下，《牡丹亭》就更多地带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个性解放思想。这部作品在中国文学史、哲学史、戏剧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它用人性的“情”，反对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理”，热烈歌颂了人的衣、食、婚姻等正当生活的要求，抨击了封建统治者鱼肉人民的无限贪欲。明王朝已处于封建社会的末世，封建伦理道德思想高度发展，成为官方哲学的核心。杜丽娘在“寻梦”里唱“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是很大胆的。
再看《白蛇传》。我觉得《白蛇传》反映了革命农民的思想，不过它是通过神话故事做了曲折的反映。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结束了明王朝的统治，清初农民斗争的规模也很大，这种情势使白蛇传说流传到明末清初，已向政治斗争方面发展，白蛇不仅是幸福生活的大胆向往者、爱情的热烈追求者，而且是宗教上的“异端”、政治上的叛逆。在白蛇和青蛇这两个典型形象中，凝聚着农民的革命情绪，同时也反映了农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最后是悲剧的结局。法海这个人物，他能呼唤天兵天将进行镇压。许仙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这两者之间，是封建社会不觉醒的小市民形象。
以上这三个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三个不同时期，都有它们的历史具体性，有城市劳动人民的，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有革命农民的。在我们的传统剧目中，除了有民主性的东西外，还有其他有人民性的剧目。如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剧目。反对外国侵略，或者反对同一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侵扰和掠夺，也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但与反封建的民主性有所区别。它们有人民性，却不等于是民主性。又如，描写历史上某一个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他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如在统一国家、形成民族、发展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艺术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作品中肯定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这样的剧目很难用民主性来包括，但它们有人民性，因为它们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古代作品的这种人民性，到今天仍然有益，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消失。当然肯定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不能过分地美化他们，更不能抹杀他们的阶级属性，超出前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的界限。传统剧目产生于古代，其人民性不可能有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那只能包含在今天作品的“人民性”范围之内了。
文学艺术“人民性”的发展，是越来越丰富，不是越来越狭窄。社会主义社会里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应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更丰富多彩、多姿多样，这是因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多方面的陶冶，没有广博的知识，没有深远的理想，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同时，多种多样“人民性”要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核心价值观所统率，这就是社会主义时代文学艺术“人民性”的特色。
（原载《郭汉城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