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四：清代地方戏、京戏中的军事题材戏、打朝戏。清初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为戏曲向民间大普及、大发展打下了基础，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引起了重大的变化。大量“三国戏”、“水浒戏”、“杨家将戏”和“反朝戏”、“打朝戏”的广泛流行，是反映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其根源仍然在于明清以来连绵不断的农民战争。对于长期贫穷、困苦、被压迫、被剥削、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广大农民群众来说，农民战争是他们昂扬、欢乐的节日。农民战争过去了，记忆却留在他们心里，并且一代一代地保存下去。如果说，在清初传奇作品中，我们看到士大夫们带着哀伤的、惋惜的心情为这个悲剧时代做着总结的话，那么在清代地方戏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农民群众对那个时代欢乐自豪的回忆。这种历史情感很自然地与蓄藏在农民心里的乐观主义精神相结合，就成为产生这类喜剧的群体心理的底蕴。我们可以在歌颂军事智慧的《群英会》、《空城计》中，察觉出他们欣赏的目光；我们可以在反映农民起义队伍里领袖间平等关系的《花打朝》等戏中，看到他们溺爱的微笑；我们也可以在歌颂女英雄、女将领的某些“杨家戏”（如《辕门斩子》、《杨排风》）、“薛家戏”（如《三请樊梨花》）中，体味出他们对男尊女卑等封建意识的调侃和揶揄。而诸葛亮、薛刚、穆桂英、樊梨花、程七奶奶等，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如前所述，我们所举的例子，只是从古代剧目中选择经典剧目标准的一种考虑，而且还仅仅是人物形象典型性和独特性这一主要方面的考虑，具体选择某一剧目，还要结合其他方面进行统一的考虑。这里还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1）所谓经典，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意思。任何古代剧目都有自己的局限，即使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剧目也不能例外。比如《琵琶记》的主题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在这种主题的制约下，存在不少描写不真实的成分，包括其“大团圆”结局在内；又如《牡丹亭》、《邯郸记》，提出的问题非常现实、非常尖锐，但其解决问题的结局又那么软弱、无力、苍白，而且对杜宝、陈最良、卢生的批判仅止于“劝说”的程度；同样，《长生殿》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主人公们的“情悔”上，是儒家以自我修养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唯心史观的表现；而《桃花扇》中存在着歧视农民起义的阶级偏见，更是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都是古代作家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所致，是古代作品中的一个普遍的问题。但尽管如此，依据它们的思想艺术成就、在历史上做出的贡献和在群众中的广泛影响，仍不失为“经典剧目”的地位。对于古代作家、作品，要进行历史的评价，只能看他们比前人是否做出了新的贡献，而不能按今天的标准要求古人做他们做不到的事。（2）同为经典剧目，也允许存在差异，不能一刀切齐。所以绝不能拿某一类或某一个剧目作为“标准”、“样板”，去要求其他剧目。艺术创作是一种极其精细、复杂的精神现象，时代的特点，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作家认识的不同，审美能力、审美方式的差异，决定了艺术作品的独特性、不可重复性。《窦娥冤》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牡丹亭》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群英会》、《空城计》等同样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艺术作品的特性是它的生命和活力之所在。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个性特征不仅不应被排除，反而正是我们所要特别关注的所在。
古代剧目存在的情况和问题，与当代剧目有同也有不同。其不同首先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与古代社会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今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宇宙观、历史观、人生价值取向及审美理想等，都与古人有区别。我们不仅可以在审视现实中发挥这种优势，也可以在审视历史、审视反映在古代剧目中的生活、思想做批判性的认识和审美创造时，发挥这种优势。半个世纪的戏曲改革实践，正是发挥了这种优势，方取得了空前的、巨大的成就。我们对这种成就十分自豪和重视，所以在统一构思这两部书——《中国戏曲经典》、《中国戏曲精品》——的时候，特别注意要广泛搜求、精心选择，尽可能充分地把这种成果体现出来。在《中国戏曲精品》之中，收入在《整理改编剧目卷》、《新编历史剧卷》、《现代戏卷》、《民族戏曲剧目卷》的作品及其所创造的典型人物，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白蛇传》中的白素贞，《十五贯》中的况钟、过于执，《团圆之后》中的施佾生，《春草闯堂》中的春草、胡知府，《穆桂英挂帅》中的穆桂英，《秋风辞》中的汉武帝，《曹操与杨修》中的曹操、杨修，《文天祥》中的文天祥，《喜脉案》中的李珙，《罗汉钱》中的小飞蛾，《红灯记》中的李玉和，《芦荡火种》中的阿庆嫂，《山杠爷》中的山杠爷，《榨油坊风情》中的俏妹，《艾力普·赛乃姆》中的艾力普·赛乃姆，《藏王使者》中的禄东赞，《金花银花》中的金花、银花等。这些形象在戏曲发展史上是崭新的，其中有的可以无愧地与古代经典剧目中的经典形象相并立。
体现在古代剧目中的时代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在当代剧目中也同样存在。历史是一条无穷尽的长链，每个时代只是这条长链上的一个环节。旧的时代总要被新的时代所代替、所超越，新的时代又要被更新的时代所代替、所超越。所以，时代的局限、认识的局限是永恒的、无尽的。惟其这种无尽，才构成了历史的整体性，也构成了历史每一个时代的具体性和独特性。但历史运行的速度在古代和近代是不一样的，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了两千多年，而近代社会、当代社会合起来只不过一百多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短短的五十年中，又经历了好几个时期，真是瞬息万变，使人有眼花缭乱之感。这种情况使作家、艺术家在认识上产生了一定的困难，即事物的飞速变化，影响了作家对新事物本质的充分认识，从而造成了作品的不稳定因素；加上作家因审美能力的不同而造成作品艺术成就的差异，又加重了作品的这种不稳定性。所以，我们从众多的当代剧目中选择精品剧目的时候，尽量注意它的稳定性。像《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人面桃花》、《十五贯》，它们在古代已长期流传，影响极大，今天又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稳定性更大，就划到经典剧目中去了。我国许多古代剧目，一直流传至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一代又一代地不断磨炼出来的。而当代剧目受时间的考验较短，如果再经过一个反复磨炼的过程，增加它的稳定性，其中许多剧目也有成为经典剧目的可能。
三
我们编选的这两部戏曲剧本选集，还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的地方。
这两部选集是以历史发展的时序贯穿的，既有局部的作品欣赏价值，也有整体的历史研究价值。为了便于读者研究，我们也选入了几个在戏曲史上起过重大作用或对研究戏曲史有重要价值的文献性剧目，如《张协状元》、《蓝采和》、《诺桑王传》、《三打祝家庄》等。然而，其中清代的地方戏曲和近代戏曲有些中断的情况。造成这种缺陷的客观原因，是由于清代地方戏曲在增强了民间性和舞台性的同时，文学性和整体性却减弱了。清初文人歧视民间戏曲，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不再去撰写戏曲剧本，是清代地方戏曲文学性差的重要原因。另外，清代地方戏曲除《缀白裘》折子戏选集正式刊行外，其他多是民间钞本，很难判断它们的时代。编选时间短促，没有时间对清代地方戏曲进行普遍性勘察，也是造成这一缺陷的原因之一。我们尽可能在“精品”的传统剧目整理改编部分做了弥补。至于近代戏曲，由于时代变化大，改革时间短，艺术上、思想上还都在探索过程中，可供选择的就少了。
两部选集的体例，前后也不太一致。“经典”基本上按照南戏、杂剧、传奇等声腔剧种分卷；而“精品”则按照传统剧目整理改编、历史戏、现代戏及少数民族戏曲（把少数民族戏曲成一卷，是表示重视之意）分卷。这是由于古代的声腔剧种比较简单，现代的比较复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声腔剧种达三百余个，这就很难用古代的体例来统一现代的体例了。由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京剧在艺术上发展得最为成熟，故较多地选择了京剧的作品。
现在的“精品”卷，并不是凡是优秀的作品都选上了。这是由于现代的优秀作品太多了，而篇幅却有限制；我们的视野也比较窄，有些好作品还未发现。此外，选入现代作品都是要征得作者同意的，而其中有些作品由于某种原因未能与作者联系上，故未选入，只能表示遗憾！
“经典”卷没有注释，在帮助读者阅读方面有一定缺陷。如《张协状元》有不少地方土语，就难以读懂。这是由于篇幅所限，时间也不允许，故未加注释。好在《张协状元》有钱南扬先生的校注本，其他不少经典著作也有王季思先生、徐朔方先生等人的校注本，可以帮助读者解决这些困难。
由于水平、眼界所限，在剧目选择和编辑工作中，必然会存在种种缺陷和问题，我们竭诚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1998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