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法老，本身就是神，有着神的名字。中国商代的王不是神，但同时领有大祭司的身份，所以可以透过种种方式，与居住在另一空间的祖先沟通，获得祖先的指引或协助。商王的地位与权力，很大一部分源自他控制甚至垄断了和祖先之间的沟通。“卜”是他用来领受祖先信息的重要形式，甲骨文则是他用来记录祖先信息的一套神秘符号。
这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展出的楔形文字，大异其趣。楔形文字是表音的，用芦笔在泥板上画出少数几个符号，就可以用来记录语言。而且楔形文字的原始用途，主要是在商业上。楔形文字从记录商业行为进而演变为商业契约，充分利用了文字一旦写下就不会变动的特性，弥补了语言无法精确存留的缺点。
到大英博物馆或卢浮宫，去参观他们的“古代近东”部门，就会发现主要的藏品中，一定有为数庞大的“泥印”。“泥印”是圆柱形的，上面刻蚀了漂亮的花纹，晒干或烤干了之后，可用来保障泥板上书写的内容不被任意改动。具有契约意义的泥板，需要加封另外一层泥片，在上面用“泥印”滚过，“泥印”上的花纹就会转印在泥片上，别人就没办法在不破坏泥印花纹的情况下，改动底下泥板的文字内容。这是苏美尔人，乃至于整个两河流域商业贸易之所以早早发达的关键助力。
原本用在宗教上的中国文字，到商周之际，经历了重大变化。周人承袭了殷商的文字，却将其原有的强烈宗教色彩除去，赋予文字很不一样的意义。
商朝很早就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商人会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不过这些铭文主要属于族徽的性质，用来标示青铜器属于哪个家族，并不是真正的文字。
到了周人手中，青铜器铭文的性质改变了。周代青铜器上开始有了金文，也就是文字的连缀。很快地，青铜铭文有了固定的格式，其中一个常见的铭文用语，是“子子孙孙永保用”。这个句子表明了周人对青铜器的一个重点看法——这是可以抵抗时间，不会毁坏，能够一代代不断传留下去的东西。此外，这句话也标示出了在青铜器上刻蚀文字的核心用意——让这些由文字记录下来的信息，可以和青铜器一样不朽，一直存留。
从商代的甲骨文到周代的金文，尽管两者使用的文字符号高度重叠、雷同，但其根本精神已有了巨大改变。甲骨文的本质是神秘的，代表超越的信息；金文的本质则在于凝结、固定、传留意义。书写的行为，在殷商时带有人世之外的神秘气息，在周代则呈现出强烈的时间感，或说“抗拒时间流逝”的特性。
为何书写？为了要把有价值的信息或真理，借由文字固定下来，使它得以跨越岁月，让后人也能接收。周代的书写，最早从和青铜器的结合中，取得了这样的新意义，然后这种性质回过头来感染、传递到文字上。不只是刻在不朽青铜器上的文字，所有的文字都被周人视为恒久的，因此受到重视甚至尊敬。
这样的渊源，使得周代早期的文字记录，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属于那些有能力从殷商那里学会如何刻写文字，又有能力继承殷商青铜铸造技术的极少数人。也就是说，文字在周代明确属于“王官”的传统，是以姬姓、姜姓等几个建立周朝的大族为中心，发展出来的统治阶层文化。
其次，文字和时间、世系纵向联系，三者有着密切关系。为了保留，所以不辞辛劳写下来。那也就表示了周人建立了一套新的标准，认为有些前人的所作所为具备特殊价值，不该随时间消逝，应该找到方法把它们留存下来。所以他们就挪用了本来商人发明的用于记录非人事、超越界信息的文字，改成这样的用途。
《诗经·国风》里的内容，大部分明显来自民间传唱的歌谣，如果不是有“采风”“采诗”的封建政治动机，这些内容应该也不会被转成文字记录下来。于是，这些原本表达小人物朴素情感的诗，到后来会被《大序》《毛诗》诠释成承载政治大道理的工具，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原本属于民间的歌谣，为了统治或统治教育上的需要，才有机会化为文字，在“王官学”中找到位置，被传留下来。后来与《诗》一起被列为“经”的那些内容，都有这种共同的历史特性。
被遗忘的《尚书》
在这些“经”之中，《尚书》和“王官学”的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尚书》里所收的内容，在周代就被称作《书》，表明这是最早的书写记录，是周人最早认定应该被书写下来的内容。到了汉代，因为“书”这个字运用得愈来愈广泛，为了分辨出专有名词的意义，才将《书》改称为《尚书》，然而“尚”这个字，仍然清楚标举了“时间上最古远”的意思。
《尚书》《诗经》都是西周贵族教育中的核心内容，不过进入东周之后，这两份文本有了不太一样的遭遇。《诗经》逐渐呈现出高度的实用性，被运用在日常交谈及外交折冲上。《诗》也构成了优雅言词的基础，即使是表达同样的意念，辗转透过《诗》中的句子作为典故说出来，会让说话的人显得更有气质，有效地提高了所表达内容的说服力。
春秋战国时，原本“王官学”中的《诗》之学，非但没有在列国相争的新环境中没落，反而还获得了新生命，进一步发展。所以，《诗》得到了较好的保存，而且和东周以降的中国语文，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相对地，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尚书》虽然也被新兴的百家言论引用，但其普遍性远远不及《诗经》。
《尚书》里保留了大量西周初期的文字写法，其文法和西周青铜器上保存的金文大体相同。将文字保留在青铜器上的做法，到了西周中期之后，明显衰退了。这种衰退，最有可能是受到了在木竹简上刻写文字的新风气影响。毕竟，在木头、竹子上刻写文字比刻铸在青铜器上要容易太多了。就算木头、竹子的保存时间比青铜差，但木竹上可以刻写更多内容，而且便于抄制副本，这些优点，足以弥补其缺点。
比对甲骨文和金文，尽管甲骨文的时代早于金文，但我们发现甲骨文的文字总数超过了金文。这反映了青铜器铸造的难度限制了金文的发展。青铜刻铸耗时费工，所以金文必定高度减省、浓缩，走的是一套与语言无关、自成一格的书写文法。将文字改成写在木竹简上，必定会为文字开放出新的自由空间，新字、新词、新句，乃至于较为复杂的文法就会随之出现。
书写的新形式与新空间，同时也打开了文字接近语言的可能性。尽管木竹简上的文字，用的还是旧的非表音符号，但在可以写得比较长、比较多文字的技术影响下，文法就变得活泼、有变化。
在金文和《尚书》的文法中，同样的字往往要在不同的句子里承担不同的意思。因而必须有方法来标示这个字在这里到底应该读作其众多意思中的哪一个，所以只有少数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有能力解读、书写。
基于书写技术革新而连带产生的文法变化，大约就发生在春秋时期，恰好也是“王官学”与“诸子学”消长交替的关键年代。“王官学”是西周封建文化中固定的贵族教育内容，“诸子学”则是封建秩序动摇后新产生的、带有地域甚至个人色彩的思想学问。“王官学”和“诸子学”交接处最重要的产物，就是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从记录孔子个人言行这件事看，《论语》是最早的“诸子学”文献，不过《论语》的核心内容，又是孔子向弟子传授、解释关于传统“王官学”的教育内容。
金文的没落，意味着《尚书》所使用的这套文法，逐渐被新的文法取代了，也意味着《尚书》和后来兴盛的“诸子学”所使用的文法，有了愈来愈大的时代隔阂。而且《尚书》的内容又不像《诗经》那样取得了明确的实用价值，到了战国后期，能理解《尚书》的人就已经很少了，《尚书》的传抄也出现了问题。
周朝结束后，迎来了秦代的知识学问浩劫。统一是许多东周君王都有过的志业，也是长年战乱之后很多人民所期待的，但最终获胜的秦始皇，他最大的野心，不在于统一六国。秦始皇最惊人的地方，是他不只要完成一统，还要建立一片过去没有出现过、不曾存在过的新天地。他要切断时间、切断历史，重新开始。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名号——“皇帝”，又将自己称为“始皇帝”，并且规定在他后面当皇帝的，都按照数字排下去，“二世”“三世”……直到“百世”“千世”。
这样的命名方式，推翻、改变了周代的谥号传统。我们今天称为“周武王”的这个人，当他活着时，是不会知道自己叫“周武王”的。等他死了之后，继任的天子与臣子们依照他一生的行谊功绩，选出一个字来代表、总结或凸显他的作为，才有了“武王”这个名号。换句话说，谥号就是对帝王盖棺定论的成绩单。
周幽王如果知道自己会得到“幽王”的名号，一定会拒绝，一定会想办法改掉。那是个带有强烈谴责意味的、很糟糕的成绩单。谥号从周代建立之后，一直保留着，成为我们今天一眼就能判断一个君王好坏的简单记号。只有秦代是例外。
秦始皇不接受这种做法，不接受死后还要被继位者及臣下议论。他推翻了周代的陈规，自己设计了另外一套纯粹以数字标示前后顺序的办法。而他就是“始”，是“第一个”，前面没有任何人。还有，透过纯粹的数字，他可以安心地想象自己的王朝跟数字一样，可以无限累积，延续下去。
秦始皇的野心是要推翻周代一切制度，取消谥号只是其中一环而已。这项空前的野心，使得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非但没有安逸享受，还日夜忙碌，不得休息。所以他最讨厌、最受不了的，就是在设计、推动任何事务时，有人用“以前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话来质疑、反对他。偏偏过去周代的基本价值原则之一，就是引用过去的例子来鉴戒当前的情况，周人相信，先王圣贤的智慧与真理都保留在旧有的记录中。
秦始皇有名的暴政之一——焚书，就是要消灭那些代表旧“王官学”的著作，禁止人们“耳语诗、书”，就是禁止引用《诗》《书》等内容来批评时政。和焚书相关的另一项暴政是坑儒，虽然根据《史记》记载，被坑的并不是儒生，而是方士，不过坑儒的说法，因为符合秦始皇衷心厌恶以传统为务的儒生，而流传了下来。
这些激烈的手段是要彻底切断秦和周之间连续关系，于是，属于周代“王官学”传统中的文献，在这一过程中遭受了巨大破坏。《诗》和《书》是当时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周代文明价值的文献，其遭遇尤其凄惨。
王官学之复兴
秦被推翻后，取而代之的是刘邦建立的汉朝。刘邦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南方楚地的流氓混混。《史记》里多次记录了他的种种无赖行径，还特别说到他讨厌儒生，遇到有人戴着儒冠来见他，他会动手动脚把人家的儒冠摘下来，往人家的帽子里撒尿。当上了皇帝之后，他身边的陆贾喜欢引用《诗》《书》，刘邦听了很不爽，就说：“你老子靠着在马上打仗得到天下，要《诗》《书》干什么！”陆贾才沉着地说出了“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的名言。
也就是说，在厌恶儒生、轻蔑周代旧传统这件事上，其实汉高祖和秦始皇并没有什么不同。汉朝虽已创立，但“汉家制度”却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从高祖到文帝、景帝，汉朝并没有对秦始皇建立的制度进行全面检讨、改造。“文景之治”最被称道之处，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最能代表这种精神的，是“萧规曹随”的故事，因而我们可以知道，在那段时间，新朝代新政府除了废除秦代过于沉重的徭役、税赋之外，并没有积极去创造自己的新制度。
“缇萦救父”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一直到文帝时期，汉朝仍然保留着残酷的“肉刑”。从《史记·酷吏列传》中，我们知道，秦代信奉的法家的严刑峻法原则，一直延续到了汉初。
意思是，反周代“王官学”的人文精神，强调和看重现实法律，要求人民“以吏为师”的这种精神，并不只短暂存在于秦代的十几年之间，而是秦亡之后，又在汉初延续了好几十年。一直要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汉朝才算真正逆转了秦朝的政治意识形态，正式致力于继承原本的周代传统。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王官学”经历了被压抑、被边缘化、被遗忘的种种过程。汉武帝取得今天的历史地位，就在于他依靠自己的雄才大略，决定了汉朝的方向，从原来文帝、景帝的保守、观望态度中脱离出来。他决定重新拥抱“王官学”的传统，走一条和秦始皇相反的路，所以把原来有着各式各样、五花八门项目的“博士官”[1]，收拾、统合为“五经博士”，除了“五经”，也就是除了“王官学”的内容之外，其他都从朝廷正统里被赶出去了。
“王官学”经过几十年的压抑、遗忘后，即使再被武帝抬高为帝国的知识正统，毕竟还是有些内容受到了无法还原的伤害。相对地，《诗》受到的破坏较少。一方面，因为直到战国末年，都还有很多人读《诗》、颂《诗》，将《诗》广泛运用在生活中；另一方面，《诗》的本源是歌，以有规律、不断反复的声音为其主体，很容易保存在记忆中，一时失去了文本，其实影响不大。秦灭亡之后，不待汉朝朝廷提倡，《诗》之学很快就还原复兴了，早早就有了“齐诗”“鲁诗”“韩诗”等家派，后来又有了“毛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