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则没有那么幸运。战国末年，《尚书》之学已经凋零没落，懂《书》、传《书》的人很少。《书》的内容又极为高古，和当时流行的文法有极大差距，而且没有韵脚的规律，有几个人能把这样的内容记在脑海里呢？到了秦代，书籍文本被管制、消灭，不用多久，《尚书》的内容就很难复原了。
注释：
[1]汉初仿秦制设博士官，项目驳杂，文帝时多达七十余人，其中包括《孟子》博士、《孝经》博士、《尔雅》博士、《论语》博士。
哪个版本才可靠
经秦之破坏，汉初《尚书》几近失传。《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这是历史的偶然幸运。伏生在墙里藏了禁书，受战祸影响离开，回来时墙里的书还保存了二十九篇。他拿这二十九篇教学生，留下一点《尚书》经学的种子，到了文帝时，他稍稍注意讲究经学，此时，伏生九十多岁了，竟然还活着，因此才能够把他的《尚书》学问传给晁错。
原来“王官学”传统中的《尚书》，应该有百篇左右，伏生所教的，只剩下不到三十篇。而且伏生传《尚书》，虽说有壁中藏书，但好像主要还是靠他的记忆来口传。一种可能是到文帝时，这二十九篇旧籍已经不存了；另一种可能是伏生所藏的《尚书》是用大篆写成的，秦代施行“书同文”的政策，以小篆作为统一的文字，因而到了文帝时，也就没有什么人读得懂大篆了，是以《尚书》的篇章内容，只能靠伏生口说传授。
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尚书》，用汉代当时的文字重新抄录过，后来就被称为《今文尚书》。之所以加上“今文”二字以示区别，是因为后来出现了《古文尚书》。
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载：“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罄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比对文献，《汉书·艺文志》中“武帝末”的说法，恐怕有误。应该是在景帝时，鲁恭王想拆掉保留多年的孔子旧宅，结果在墙壁里发现了用古老文字抄写的书籍多篇。鲁恭王后来打消了拆孔子宅扩充自己宫室的念头，古书则落入孔子后裔孔安国手中，武帝时，孔安国将书献给武帝，所献的《尚书》，比原来伏生口传的，多出十六篇。这是《尚书》分别“今文”“古文”的来历。
不过，孔安国献上的《古文尚书》，当时并没有特别受到朝廷的重视。朝廷已经设立了“五经博士”，《尚书》部分的博士官，都是以伏生所传的“今文”为本的。这些博士官大概读不懂“古文”，也没有动机去改变自己所主掌的知识内容。因为没有立为博士，缺乏朝廷的支持，这些《古文尚书》的篇章，到了西晋，又都散佚消失了。
西汉成帝时，曾经有一个叫张霸的人，他大胆地假造了一套共有一百零二篇的《尚书》呈给皇帝。皇帝要人从库房里找出当年孔安国所献的书予以对照，发现两书中同样的篇名却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王充《论衡·正说》载：“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有百两篇矣。”
依照王充《论衡》的说法，成帝虽然明知张霸呈上的《尚书》是假的，却很欣赏张霸的文才，不仅饶他不死，还让他的假《尚书》在世间流传，于是读张霸伪造之书的人，就相信《尚书》全文应该有一百零二篇。
从这段记载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第一，到成帝时，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还留在宫中；第二，皇帝实在不怎么重视《尚书》这门学问，觉得让伪造的《尚书》流传也没什么关系。
再往下，到了东晋。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突然又出现了，是豫章郡内史（太守）梅赜所献。
魏征《隋书·经籍志》载：“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
这次出现的《尚书》共有五十八篇，仔细比对可以发现，有三十三篇的内容和原来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是重复的，只是将《尧典》和《皋陶谟》两篇给拆开来，其他二十五篇则是《今文尚书》所没有的。
从此以后，在超过千年的时间里，梅赜所呈的《古文尚书》被视为是《尚书》最完整的版本。不过从宋朝开始，就有学者对梅本《古文尚书》提出质疑，觉得不管在字句或意思上，多出来的二十五篇，都和原来的二十九篇有很大的差异。到了清朝，考据学大为发展，阎若璩写了《古文尚书疏证》，仔细罗列所有找得到的文献证据，提出了超过一百条论点，显示《古文尚书》是假的。
阎若璩的书一出，此案算是定了，那二十五篇绝对不是《尚书》原文，于是我们有把握可以阅读的《尚书》原文，又回到了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
累积千年的知识层级系统
为什么张霸、梅赜要费那么大工夫去伪造《尚书》？最直接的动机，应该是为了引起朝廷的注意，借此得到名利或升官机会。再进一步问：为什么伪造《尚书》会得到朝廷特别的关注呢？那就牵涉到中国根深蒂固而且愈来愈强烈的“尊古”观念。
我说，大家应该每天早起。这话如果是我说的，多少人会听、愿意听呢？换一个方式，我说，文献中记载，周文王告诫大家，每天早起才能成就事业。话里面的信息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但换个说法，显然就能吸引到更多的人。
为什么由周文王来说，比你我说的要更有效果？对传统中国社会来说，至少有一个不言而喻、不需要讲、不需要讨论的理由：周文王时代古远，时代愈古远，所说的话就愈近真理，愈具备权威。
“尊古”的精神刺激了中国历史学的蓬勃发达，也创造了我们今天还能读这些千年古书的基本条件。“尊古”，所以才会不惮其烦地保留老东西，宁可花几倍的时间与精力去学习不方便的文字符号，以及和语言分离的复杂文字文法。不过，“尊古”也让中国文化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其中一个代价，就是养成大家依附古人说话的习惯。中国传统书籍中，占最大部分的，属于“传注”形式，它们一层层地解释古代文献，同时也是一层层地依附古人说话的结构。“经——传——注——疏”是其基本层次，“传”的用途是解释“经”，“注”的用途是解释“经”和“传”，“疏”则用来解释“经”“传”“注”。一层层叠架着，而且里头有着明确的诠释权力安排，底下一层的解释，不能去质疑、改动上一层。
由“尊古”而“崇古”，而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知识权威系统，明白地将后来产生的知识，置于先前的古老知识之下，不准它们平起平坐。后来的人再聪明、再有学问，都只能将力气放在“注”“疏”或“集解”上。大儒如朱熹，因为生在宋朝，他对中国学术所产生的最大冲击和影响，就不会是靠他自己的著作或“语录”，而是靠他对古代经籍所做的“集解”，靠他将《大学》《中庸》从《礼记》里抽出来，和《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也就是：靠他懂得如何找到一种将个人哲学意见依附在古书上的办法。
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到，这套知识层级系统，对于后世有想法、有看法的人，产生了多大的限制。吾生也晚，生在不能写“经”，不能写“传”，只能做“疏”、做“集解”的时代。但就算我有学问可以做“疏”、做“集解”，又被规定“疏”和“集解”既不能破“经”，也不能破“传”，也不能破前人的“注”。这不也就是说：前人没说过、没表达过的，我都不能说、不能表达了？
除非……除非把我要说、要表达的话，想办法塞进古人的口中，让古人来替我说。“尊古”“崇古”的另一面，就是“伪古”带来的强烈诱惑。不只自己想讲的话必须塞进古人口中，就算要和别人辩论、表达反对意见，也得找古人帮忙。有人引用了周文王的话，主张大家都该早起，你不同意，你觉得晚睡晚起也有其好处，如果你真的希望别人听听晚睡晚起的道理，那没办法，唯一的方式是去找到或去发明：帝尧曾经说过，晚起有助于人保持一整天的活力。
今天读中国传统经典，不能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过去一百多年，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知识上产生的相应效果，就是革除掉了“尊古”“崇古”的价值，逆转为“追新”“崇新”，于是能够摆脱“尊古”“崇古”产生的偏见，对众多典籍进行总体检、总整理。
传统上说这些文献产生在什么时代，我们不能照单全收。如果是传统上视为西周的文献，我们得提高警觉查看，是什么时代的人如此主张？当年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的“古史层累造成说”，尽管不是一个严格的理论，但仍然有值得我们参考的价值。
那是一个大破坏、大逆转的时代，从传统的极端“崇古”一下子转成极端“疑古”，怀疑中国在西周中期之前的历史都是不可信的。西周“共和”时代之后，有《左传》的资料可供覆案，算是有凭有据，算是信史。但照传统说法，在西周之前，已经有了非常漫长、丰富的历史，从盘古开天到黄帝、蚩尤，到三皇五帝，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是从哪里来的？
顾颉刚的意见，简单说，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经历了一场古史大创造的运动。因为那是个大辩论的时代，迸发出百种千种不同意见，彼此竞争。为了增强自己意见的可信度，压倒论敌，争取支持，很多人不约而同地诉诸假造古代权威。在“尊古”“崇古”的风气下，愈是晚出的想法，就要诉诸愈早的古史权威。
要质疑周代信念，就要将自己的意见依托在周代之前的商代。要推翻号称是商代观念的意见，那就必须将自己的意见进一步依托给比商代更早的夏禹或尧、舜。那么要质疑依托给尧、舜的意见时该怎么办？当然就是找出比尧、舜更早的少昊、黄帝，让他们来替你撑腰了！
于是，说法上时间愈早的人物、事件、思想，往往是愈后来才创造出来的。在那段时间里，中国古史以一种奇特的倒反方向，不断增添更古远的内容。这就是“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基本看法。
但是，顾颉刚的说法并不是全然正确。在他提出这个说法之后，安阳殷墟的发掘，已经将中国的信史明确地从西周中期上推到殷商，而且因为《史记·殷本纪》所列世系表和甲骨文所见大致符合，从而推断《史记》中关于殷商建立过程的描述，或许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我们也不能机械地看待“层累造成说”，拿来一一对应，主张鲧的时代比夏禹早，鲧就一定是比夏禹晚出的传说。
虽然我们不能全盘接受顾颉刚的说法，但它毕竟还是重要、有用的提醒。提醒我们别用太天真、太简单的方式来看待中国古史。中国古史有其构成的过程，也就有其如何构成的特殊动机。古史的记载，更别说古史的说法，绝不能轻易等同为历史事实。
第二章 三千年前的政治启蒙
一字多义多用途
《尚书》分成三个部分——《虞夏书》《商书》和《周书》。依照传统读法，《尚书》涵盖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包括了尧、舜、夏、商、周所留下来的政府文书。最早的是《尧典》，然后有以《汤誓》为首的商代文书，最后是以《牧誓》带头的周代文书。
但如果我们认为，按照这种顺序，就能由远而近地认识古代文献，那恐怕就上当了，上了那些伪冒、伪造者的当。感谢顾颉刚的提醒，读《尚书》最好是倒过来读，从《周书》开始，再到《商书》，等到对《尚书》的文风与内容有一定的熟悉了，才来读《虞夏书》。
让我们从《酒诰》开始读起。这是西周初期康叔被封于卫时周公给他的告诫所留下的官方记录。卫这块封地，包括了殷商的旧都城——朝歌，这是商人势力大本营，康叔担负的任务，也就涵盖了统治居住在此地的商人社群。
《酒诰》中的文字与句法，都和金文极为类似。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内容很可能最早是在正式封建仪式中，铸鼎为盟，刻在青铜器上赐给康叔的。
金文没有标点符号，而且不像《诗》有声音的规律，可以提供断句的线索，所以金文很难断句，于是当时的人就运用了一些符号，来帮忙标示句法。这些符号，也是文字，但其功能既非表示声音，也非显示意义，而是文法上的辅助。《尚书》和金文一样，有许多这类虚字穿插其中，这就更进一步说明了，这套文字系统并没有和语言联系在一起，而是以视觉符号的形式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