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经典里的中国(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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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尚书:追寻永恒的天命(4)

《酒诰》开头“王若曰”,《大诰》篇开头“王若曰”,《康诰》篇第一段的描述结束后,第二段开头“王若曰”,《多士》篇第一段的描述结束后,第二段开头“王若曰”,《君奭》篇开头“周公若曰”……这些例子让我们了解,这里的“若”字就是一个表示敬意的符号,所以通常用在文章中重要人物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用来强调他的尊贵地位,或他说话内容的重要性。这很像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表情记号,一副很严肃、很认真的表情被标记在这里,只是这些记号和文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

还有一项麻烦之处。前面提过,金文使用的文字符号少于甲骨文,所以同一个文字符号经常带有多重的功能。“若”有时当作单纯的标示记号来用,有时却是具备意义的文字,而且,在某一段中代表的是“好像”的意思,在另一段却变成是“柔弱”或“幼小”的意思,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只能从累积的阅读经验中,小心地、尽可能地分辨出来。

《尚书》中比较可信的篇章,其文法接近金文,很有可能是将原来铸在青铜上的字句翻抄下来的,但检验现存金文的经验告诉我们,因为牵涉到复杂的工艺技术过程,加上显然不是每个工匠都能充分理解、掌握金文,所以铸在青铜上的文字,无可避免地夹杂了许多错误。最容易察知的例子,是同一套的青铜器上照理铸的是完全一样的铭文,但一比对,中间却出现了差异,那无疑是铸造过程中产生的失误所导致。

铸的时候可能就有错,从青铜铭文翻抄下来,又可能出错,别忘了,后来还要加上另一道手续——将古大篆写的内容改写成汉代通用“今文”,这里头也可能出错。

诚实地说,对于《尚书》的文句意义,我们只能大概地模拟、趋近,在把握程度上,是无法和《诗经》相提并论的。

周人的深层焦虑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一个特别被标记为庄严地位的王,对受封的康叔说:“你去商王纣原来的那块地方,昭告他们这件重要的命令。”“大命”指的就是周公代替成王,将“妹邦”封给康叔并由康叔来管辖的这项决定。

“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要记得我们了不起的父亲文王,在西方创立了周。“肇”是开始、建造的意思;“厥”是代名词,承前文,指文王;“诰毖”换做今天的字就是“告白”,即清楚地宣告;“庶”字是复数记号,表示不止一个;“庶邦”就是所属的邦国;“庶士”是底下负责管事的臣子;“越”是金文中常见的连接词,其用法其实最接近英文中的“and”,但是比现代语言中的“和”“以及”还要再广泛些,有转折“而”的意思,也有因果关系“于是”的意思;“少正”“御事”都是重要的官职。整句的意思是:还在西方时,文王经常早晚告谕所有的人一项重要的原则:“只有在祭祀时,才能饮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周公援用周人的天命观提醒康叔:我们能够成立、能够发达,不是人力所及,而是上天赐给我们机会与使命,所以只有在“大祀”,也就是祭天时,才能够用酒、饮酒。

接着说:“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这里有了一个比较整齐的对句。意思是,天会赐给我们机会,也可以惩罚我们(“天降威”),如果上天要让我们败德乱行,那么就一定是用酒来害我们。“罔非……惟”是极为强烈的表现方式,指“必定”“只会是这样”“没有别种可能”。然后说: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因为过去的经验,不管是大邦或小邦,凡是灭亡了的,毫无例外,都一定是被酒所害的。

这里清楚显示了周人的两项重要信念。第一是“天命”,周人相信,以他们在西方边缘的小国,竟然能够一举打败被他们尊称为“大邑商”并比他们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殷商,是因为后面有超越的天的意志在主导。而天不是人可以控制、左右的,人只能小心翼翼地保守“天命”,不能败德乱行。殷商原本费心照顾人民,所以拥有“天命”,但后来商人败德乱行,所以本来在他们身上的“天命”,就被移转给了周。同样道理,如果周人胡搞瞎来,那么“天命”也会换给别人,带来周的毁灭,让周人和商人一样,沦入失国为奴的悲惨遭遇。

商人的遭遇让周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使得他们长期处于戒慎紧张的状态中。他们尤其担心的,是该如何察觉“天命”还在我们身上呢?于是产生了他们的第二项信念:周人从殷商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发现商朝毁灭过程中最糟糕、最可怕的现象,是他们沉湎于酒,并因酗酒引发了种种恶行。因而周人相信,喝酒、酗酒,正是“天命”移转,即一个原来拥有“天命”的民族被天抛弃了的主要迹象。

这很像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描述的那种加尔文教派信徒心中的焦虑。加尔文教派主张“预选说”,相信全知全能的上帝早就有了完整的计划,选好了谁该上天堂、谁该下地狱。渺小的人不可能有资格借由自己在世间的表现来影响上帝的决定。如果上帝还要拿个点名簿、成绩本在那里考察人的表现,才决定谁上天堂、谁下地狱,这还算全知全能吗?以为自己的行为可以改变上帝的决定,只是人的傲慢与过度自信。

所以依照加尔文教义,一屋子的人谁是“选民”,早早就决定好了,你做再多好事、上再多课、读再多书,都改变不了这个预选的结果。如果你是加尔文派的信徒,你会怎样想?你会觉得:哇,这样多好,反正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果,那我高兴怎么享乐就怎么享乐啰!

不是这样。活在加尔文派的社群中,如果你纵情声色,尽量享乐,你就会发现周围的人用一种高度同情、怜悯而绝非羡慕的眼光看待你。唉,你这样的作为,不就百分之百证明了你是被上帝放弃的人,是注定死后下地狱的那个吗?被人家用这种眼光一看,难道你不会心中悚然一惊,吓得不敢去看但丁《神曲》里是怎么描述地狱的吗?

加尔文教徒的焦虑在于如何说服自己:我是上帝“预选”名单上的人。他们小心翼翼,表现出像个“预选选民”的模样。上帝不会选懒人,反过来说,被上帝选上的人不可能懒惰,于是他们非得勤劳不可,稍有懈怠,就开始担心会不会因为我不在“预选”名单上,所以才这么懒散?会被上帝选上的人,照理说并不贪图世间的享受,更不可能耽溺于世俗欲望的满足,于是他们就得过着简朴清苦的生活。稍稍吃得浪费些、住得豪华些、听点美妙的音乐,就不免紧张兮兮地害怕:会不会因为我不在“预选”名单上,所以才会喜欢世俗的享乐?

韦伯分析:就是在这种深度焦虑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生活态度,勤勤恳恳,努力工作,获致了成就、赚到了钱,可是却又无论如何不能将这些成就、这些财富转化为享受。那怎么办?只好勤勤恳恳地拿已有的财富去换取更多的财富,就是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产生了资本累积与“资本主义精神”。

周人的“天命”观念,也给自己带来类似的深度焦虑。战战兢兢地建立起成功的国家,却绝对不能自满、不能松懈,要一直不断地自我检查,看看身上是不是出现了什么迹象,可能代表“天命”的不满,或“天命”正要离开、移转。这是“周人精神”,也是周文化的基础所在。

原则与弹性

接下来: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文王告诫我们这些后辈,以及身负执掌责任的人,不能经常喝酒,不能养成喝酒的习惯。“彝”是“常”的意思,是“经常”,也是“固定不变”。至于那些属邦(“庶国”),就只能在祭祀时喝酒,即使祭祀时喝酒,也必须维持正当行为(“德”),不能喝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惟曰”作为一个标示记号,将这段和前面文王的“诰教”区分开来,接着再对康叔耳提面命。“民”,是“勉”的意思。“我勉励、指导你们这些年轻人,要特别爱惜土地上长出来的东西(重视农业)。你们的心地要善良,要把耳朵竖起来,好好听从祖上前辈的常道,不管大小德行,都以同样态度重视。”“聪”字原意本来就是形容耳朵敏锐,可以将细微声音听得很清楚。

先训勉“小子”保持周人的特性,接着对照形容康叔要去的地方:“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意思是:“妹土”此地的人,是你要去统治的臣民,你要教他们努力种田,生产黍、稷等作物,勤劳地事奉父母长上。若是为了要孝养他们的父母,所以必须辛苦地牵牛拉车到远方去做生意,回来时,父母高兴准备了庆宴,那时候是可以喝点酒的。“服贾”是做生意的意思,“洗腆”或做“先腆”,指的是设下盛宴。

周公先对康叔定好了周人自身饮酒的原则,然后交代他管理“妹土”商遗民喝酒的方式,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周人是个典型的农业民族,所以还是希望商遗民以土地生产为重,不过他们显然也明了这个地方人民有着不同的谋生方式,他们会牵牛拉车,远离家乡到别的地方做买卖。这样的人,跑一趟远路回来,父母会要设宴迎接欢聚,一定不让他们喝酒,说不过去吧!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殷商之民和动物的关系极为密切,很早就懂得利用动物的力量,开发出较大的迁移、活动能力。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证据,不过传统上讲到买卖生意有“坐贾行商”的说法,固定开店的叫做“贾”,流动、跑来跑去的叫做“商”,用的就是“商朝”的“商”,两者应该是有关联的。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意思是:各种官长、诸侯贵族,都要听我的指示,你们只有在进献美食、款待老人与长上的特殊场合,才能够放开来吃喝饮酒。“羞”是美食,做动词为“进献美食”之意,“耇”是长寿的老人,“君”是地位较高的长上。

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丕”是分段发语的语词。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平常要是能经常观察、反省,所作所为都切合标准,那么再向神明进献美食时,你们才可以放松管制,多喝点酒。“稽”和“中”都是符合、切中的意思,“德”是正当的行为标准。“馈”是进献、赠送的意思。“自介”就是“自求”,“用逸”指的是脱离常轨。

这是周公让康叔带给“妹土”官员、贵族的训诫。“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意思是:这样你们才算是尽到责任的王臣,得到上天善德,也才能长久不被王朝灭亡。“忘”在此不是“遗忘”,而是“亡”,灭亡的意思。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封”是周公对康叔的叫唤。“棐徂”是过往、从前的意思。周公说:“封啊!我们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从前的诸侯、官长,乃至后辈小子,都能奉行文王的指导,不多喝酒,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能够将天命从殷人身上转移过来。”这是再三提醒,周人之所以能打败殷商,靠的就是不酗酒、不沉溺,叫康叔一定不能忘了,绝对不能到了“妹土”去,就被商人感染、影响,而失去了原本的清醒纪律。

殷鉴不远

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周公再进一步告诫康叔,其实商朝早期的贤君,也不是这样沉迷饮酒的。他说:“封!我还听说,殷商当年聪明有能力的王,他们敬谨对待天命和小民,拥有智慧来按照正确的规范行事,从开国的成汤到帝乙,个个都是努力有所成就的王,旁边有兢兢业业辅佐的相,抱持谨慎的态度,不敢自我放纵、偏离正轨,更不必说敢耽溺喜爱饮酒了!”“迪”字是语词。“天显”就是“天命”。“棐”在此是辅佐、协助的意思,“矧曰”是强调的习惯用语,意思是“那就更不必说”或“何况”。

原来,殷商也是靠谨慎和自我节制才发达起来的。周公又接着说:“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不只是殷商先王贤相不喝酒,他们所统辖的“外服”——联盟内远近不一的这些诸侯邦国——从最近的“侯”到最远的“邦伯”,以及在殷商本部领有责任的种种官员,再到服从领导的一般部族领导,以及曾经任事、现在退休了的人,都没有敢沉溺于喝酒的。他们不只是不敢,平日致力于分内职责,也没有闲暇可以用来喝酒、醉酒。他们在忙什么?忙着打算彰显王的明德,以及治理人民,使他们遵守规矩。“尹”是“治理”的意思,“祗”是“敬”,“辟”是“法”,“法则”“规矩”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