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因为这些符号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我们就理所当然地用后世的看法，把它们视为带有声音的意义。不是说它们一定没有，而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们有，在功能上，它们大可以没有相应的声音。
并不是所有的符号都是声符，都有可以念出来的声音，甲骨文首先就是一套符号，一套用来记录不在这个世界的缥缈之灵的意见的符号。商人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了甲骨文，而且显然没有打算让很多人了解、运用这套符号。懂得这套符号，是份本事，更是一种特权身份。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这份别人没有的本事，抬高了他们的权力、地位，他们能比别人更有效、更有把握地与超越世界的神灵沟通，取得了使别人不得不臣服、不得不畏惧的特权力量。
从对于早周文化-周人在今天陕西地区兴起时留下来的遗迹-的考古探索中，我们清楚发现了周人曾经试图要模仿甚至窃取商人的这份通天地、传递超越讯息的特权力量。尤其在陕西岐山凤雏村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没有文字的甲骨，以及部分写得粗糙、歪歪扭扭的甲骨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民族对抗的关系中，周人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与地位，从商人那里承袭、挪用甚至偷取了制造青铜器、以甲骨占卜，还有用符号记录祖先意志的方法。
不过，周人有周人自己的风格与文化，和商人极其不同。所以这些在商人社会中充满鬼神意义的东西，进入周人社会后，就有了根本的改变。原先象征着来往两个世界的神秘动物使者的青铜器复杂纹饰，到了周人手中就愈变愈简化，愈变愈线条化，失去了和动物形象间的联结。
同样地，甲骨文被周人运用后，也改变了其基本性格。周人保留了文字部分的神秘性质，不过他们更看重的，毋宁是文字的长久性，文字可以抵抗时间，将讯息固定下来，长久地留存。在周人的手中，文字由记录、保存超越世界讯息的功能，转变为记录、保存人间的现世讯息。
很可能就是在周人进行挪用、转化的过程中，才确定了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周人采用了商人发明的符号，这套符号从来就不是要为语言服务的，却被周人用来记录、保留语言。和全世界绝大部分文字系统不一样，中国的文字不是表音的，文字符号上没有容易学的声音规律，因而如何建立文字和声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明课题。
这是别的文明没有遇过，或者是没有解决过的大课题。就算有些古代文明也采用过非表音的文字符号，遭遇到语、文分离的困难，他们几乎都很快就放弃了原有的表意文字系统，改用更方便、更合理的表音文字。
是的，从宏观的人类文明角度看，中国的非表音文字系统很不方便，甚至很不合理。就是因为那么不方便、那么不合理，所以中国文字成了独一无二的特例。
这么不方便、这么不合理的文字，竟然能够成功地建立和语言的关系，竟然能够传留下来，不能不说是一项奇迹，也是一项历史的奇观。世界上其他文明陆陆续续都走上了表音文字的大道。表音文字最大的好处就在让文字和语言密切相连，甚至可以说让文字作为语言的衍生物，语言怎么说，文字就按照语言的声音怎么记。只要学会二十六个字母，学会字母作为声符与声音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就懂得了如何将听到的英语，化为笔下写的、可以传送到空间与时间上的远方的文字。
中文从来没有走这条容易的路。中国文字先有了自己的逻辑，和语言平行发展，到了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才转而让这套原本不是依照声符原理设计的文字，用来记录语言。中国文字在转用于记录、传抄语言之前，已经确立了其神圣性。即使被运用到记录、传抄语言后，这份神圣特质仍然保留着。于是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相互关系，就和其他文明表音系统中的关系，大不相同。
表音系统中，语言是主，文字在后面跟随、追摹语言。语言变化了，文字就跟着变化。因而文字被视为语言的不完美替代品，文字是复制的，语言才是真本、真品。但是在中国的系统中，却是文字地位高于语言，语言是暂时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要靠文字才能取得定性，才能抵抗时间，不再变化，也不会倾颓磨灭。
三千年前，中国人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们从嘴巴里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来表示“吃饭了没”这个意思？我们不知道。三千年前的中国语言，已经彻底消失了，无从还原。那样的声音，没有用任何形式传留下来，也没有留在文字里。
虽然文字里记录的是“曰若稽古帝尧”，但这绝对不是两千多年前中国人说话的方式。文字并不是忠实记录语言本身，而是用文字的逻辑将语言传抄、改写了。而且，因为是非表音的符号，也就没有留下关于两千多年前这几个字怎么发音的证据。
但他们要表达的意思留下来了。而且他们表达意思的方式保存在文字中，一留留了几千年，一直到20世纪白话文兴起前，没有太大的变化。若司马迁于九泉之下，对两千年后的梁启超说话，两人绝对无法沟通，连猜都无从猜起。但是，让他们两个人用文字写下自己想讲的，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除了极少数特别名词外，两人完全可以快速、直接、充分地沟通。
周朝人如何唱歌
我们不知道两千多年前的人怎么说话，然而因为有《诗经》，所以我们知道周朝的人怎么唱歌。
《诗经》收录的内容，具备高度的歌唱性。《诗经》是中国文字和声音相结合的最早例子，不过不是和说话结合，而是和歌唱结合。歌唱的语言，比日常生活说话的语言来得简单，更要来得有规律、有规则，其中有许多重复，而且有明确的声音模式。
《诗经》让我们知道周朝人如何唱歌。不过要小心，一来不能从《诗经》去推断周人如何说话，二来也不能从《诗经》去推断那个时代的人都这样唱歌。
我们无法排除一种可能，说不定周人也曾产生过长篇的史诗。用有韵的语言编写重要故事，到处传唱，像古希腊荷马史诗那样。不过，即使周文化中产生过长篇史诗，也不会留传下来。因为他们所使用的这套文字，不方便追摹、记录长篇的声音，既不是表音的，符号又复杂难写。缺乏适当的记录工具，史诗那样的声音艺术，在中国是无从像在古希腊环境中那样保留下来的。
这套不能记录史诗的文字，却还有办法应付四字一句、句子又不断重复的短歌。读《诗经》，让我了解中国文字系统如何尝试着去接近语言，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套文字系统能否在中国建立其主流、至高、唯一地位，还很难说。在与“歌”的接触中，当时的人们摸索出办法来，让文字至少能够部分地记录声音，并且建立起图像符号和声音之间的一些规律、原则。
我们很容易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找到文字与声音间的这些基本关系，迫于功能上的需要，当时或稍后的中国人，很可能会去发明、尝试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表音性的文字，那么中国文明势必就彻底改观了。
《诗经》之后，证明了这套本非为语言而设计的文字，虽然不方便、不好用，却毕竟还是可以用的。将就将就、妥协妥协，文字和语言就用这种方式联结了。
封存起来的声韵
《诗经》里的诗句，绝大多数都是押韵的，我们今天没有把握能够复原那些韵的声音，因为两千多年来，声音有了很大的改变，而我们用来查对“韵”的参考书，都是在《诗经》成书超过千年之后才编撰出来的。
目前通用的“国语”，只有四声加上一点点“入声”，这是一套相对简陋的声音系统。古代汉语至少在声调上一定比现代语复杂得多。此外，古代汉语使用的声母和韵母，也和现代语有很大的差距。可以这样说，现代“国语”在声音上，恐怕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简陋、最单调贫乏的一套系统。
说闽南语、客家话、广东话的人都知道，这些方言里的声调、韵母都比“国语”多得多。为什么“国语”会在声音上那么简陋？或说，为什么选了声音上这么简陋的系统来作为统一的“国语”呢？
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倒过来问：相较于“国语”，为什么这些方言在声音上都那么丰富？因为如果不动用那么多声音，语言里会产生许多同音字，很容易造成误解，带来不便。较多的声调、声母、韵母，交错组合成众多发音，可以大大降低同音字、同音词出现的比例。
“国语”中同音字、同音词的频率其实高得惊人。言谈中，我们经常要靠上下文关系才有办法判定别人口中发出的音，代表的究竟是众多同音字词中的哪一个，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诉诸牵涉到文字的辅助说明，来确定音所代表的意义。例如我说“没有异议”，为了怕人家误以为是“没有意义”，我得解释：“是相异的异，和议论的议。”
在声音组成上那么简单、简陋的“国语”，依然能够使用无碍，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有了普遍的文字经验，文字统一了大家对于这些声音的认知与想象，靠着文字的存在、辅助，大幅降低了同音字会带来的误解，也就扩大了对于语言中同音字的容忍程度。
我们无法还原《诗经》的声音，不过《诗经》的韵文形式，大有助于我们追溯、理解中国古韵的规律。翻开任何一首作品，我们都可以借由其整齐形式，列出拥有同样韵母的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这样的句子里，“鸠”“洲”“逑”这几个字是押韵的，也就是有同样的韵母。如果遇到了《诗经》中形式上该押韵的字，在《佩文韵府》一类的后世韵书中分在不同的韵里，或者更常遇到的，用我们今天的念法念起来完全不押韵，那我们就知道中间有了韵上面的转变，也就能够试着从中整理、探查古今声韵的改变轨迹与规律。
不一定是大道理
《诗经》是歌，是歌词。今天的流行歌词无法充分、准确反映人们的生活与普遍的价值观，因而我们也就没有道理相信能够从《诗经》里充分、准确掌握周人的生活与想法。
《诗经》比较能够有效反映的，是周人唱歌的情境——当时的人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状况下唱歌？在歌中表现什么样的情绪与内容？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情感对他们来说是适合放入歌中的？这些是我们读《诗经》时应该探问的问题。
读《诗经》，我们不能忽视歌的形式，包括句子的字数、句子和句子间的连接、同样句子的反复规律，以及整首诗如何由重复及相异的句子组成特殊的结构。读《诗经》，我们还应该特别关心字与音之间的关系，认真看待形象的符号，和口舌发出的声响，中间是否有些什么固定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读《诗经》，不要一开始就掉进传统的泥沼里。《诗·大序》《毛诗》或朱子《诗集传》的解释，主张每一首诗都要有“微言大义”，都要有历史影射或道德训诫，往往非但无助于我们接近、认识这些诗，还会让我们对《诗经》里的作品产生不必要的距离与厌恶。
让我们记得，在成为“经”之前，这些作品先是周人传唱的“诗”“歌”。当他们唱这些“诗”“歌”时，绝对没有想到有一天，其内容会变成“经”，被赋予那么高的地位，被贴附上那么庞大的意义。《诗》被抬高成为《诗经》，而“经”的定义就是包藏古代圣贤智慧、真理之处，于是后人就一定得要在《诗经》里读出配得上古圣先贤的内容。
“经”是记录大道理的，《诗经》是“经”，所以《诗经》里一定都是大道理。如此论理是严重的时代前后错置，拿后来的定义来改写之前的作品，强迫之前的作品要包括后来规定的内容。让我们去除掉这种错置，尽量将《诗经》放回其产生的时代环境中予以解读。
采集民歌与封建统治
《诗经》里所收录的诗，约莫是在西周后期陆续以文字记录下来的，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作品。编辑成书之后，就成了周人“王官学”传统中的重要一环，用今天的语言说，是周朝贵族教育中的一门固定课程。诗、书、易、礼、乐、春秋，是当时贵族教育的核心课程。贵族教育为什么如此构成、如此安排？我们无法从史料上完整回答，但可以透过这些课程的内容，进行合理的推测。
《书》的内容，是古代史，记录了周朝建立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以及先人对于这些事件的检讨、教训。周人在自己都意外的情况下打败了他们眼中极为强大的“大邑商”——商朝，于是积极地寻找自己究竟怎么赢了的理由。这一过程及找到的解释，包括批评商人迷信鬼神、沉溺酒中的恶习，警惕“天命无常”的忧患意识等等，都收录在《书》里。透过《书》，将周人的特殊精神价值传递给后世的贵族们。
对应于《书》，有《春秋》，《春秋》是当代史，是国别史。这里的“国”指的是“封国”，齐、鲁、晋、宋……这些“封国”，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国别史，原本形式很简单，每年分春、秋两大条目，记录上半年、下半年各发生了什么大事，所以叫做《春秋》。
《礼》是行为规范教育。是维系封建秩序所需的规矩和仪式的总和。“礼”最早可能不是以文字、经书的形式存在，而是借由实际的演练来流传的。所以在孔子的时代，还普遍有“演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