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知识运动（其成果颇多，就中以组织与玻璃珠戏本身的成立为最）的发端，可以溯自文学史家普尼略斯·柴根豪斯（Plinius Ziegenhalss）所指的“副刊时代”（the Age of the Feuilleton），因为它与这个名称一同流传了下来。这类的名称相当漂亮，但也有其危险性：经常诱使吾人对我们所指的那个时代作偏颇不实的观察。事实上，所谓“副刊时代”，并不是没有软化的时代，甚至也不是知识上的贫乏期。不过，假如我们相信柴氏所言不虚的话，那个时代对于与软化有关的东西只有极为模糊的认识而已。或者，换句话说，那个时代还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与国家体制之间派给文化以适当的地位。坦白说来，对于那个时代我们所知确实很少——尽管它是使得我们今日文化生活不同凡响的近乎每一样东西所由滋生的土壤。
据柴根豪斯说，那是一个十分“粗俗”的时期，几乎为一种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所独占。从柴氏的描述中列举一些与它相关的特色。借以烘托当时的气氛，则我们至少可以确信，那些特色并未经过胡乱杜撰、东拉西扯，或夸张瞎说。我们之所以从这位学者求取线索，是因为，直到现在为止，他是认真探究副刊时代的唯一史家。但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在阅读下文的时候，对这个遥远时代的错误和野蛮不可嗤之以鼻，否则的话，那不仅是轻率，而且是愚昧之举。
自从中世纪结束之后，欧洲的知识生活似乎一直沿着两条主要路线发展下来。其一是思想解放与信仰自由，摆脱一切权威的支配。实际上，这是理性的斗争，它终于感到，反对罗马教会统治，争取本身独立的时代已经来到了；与此相反的另一个倾向，是悄悄而又积极地寻求一种手段，以理性的本身建立一个崭新而又胜任的权威，以使此种自由获得它的合法地位。我们不妨概括地说，心灵终于赢得了这场往往极为矛盾的战斗，此盖由于这两个目标基本上是互不相容的。这场战争系由无数牺牲而来，值得吗？我们目前的心灵生活结构得到充分发展了吗？能够持续到足够的程度吗？所有这些牺牲，这些痛苦、动乱，以及反常的变态：审判异端，实施火刑，导致科学“英才”发疯或自杀，值得吗？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历史已经如实写了下来。不论它是好是坏，不论它的发生要得要不得，不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它已有了“意义”——所有这些，如今皆已了不相干。总之，为了人类知识“自由”而作的斗争，终于“发生”了，而到了前面所述的“副刊时代”，人们终于得到了极度的知识自由——自由得几乎使他们感到难以忍受。此盖由于，他们虽然完全废除了教会的“守护权”，甚至还部分地摆脱了国家的“保护权”，但他们却未能制定一套他们能够遵守的真正法律——一种新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对于那个时期所发生的知识的堕落、腐败，乃至自欺，柴根豪斯曾经列举了若干令人咋舌的实例。
我们得坦白承认，所谓“副刊时代”，它的作品如何，我们实在无法给它一个确切的描述。它们在每日的报纸上似乎成为一个颇为吃香的部分，销路有数百万份之多，是缺乏软化的读者的精神食粮的主要来源。它们所报道或“闲聊”的知识项目，有一千零一种之多。尤甚于此的是，在它们的作家中，较有才智的人似乎都取笑他们自己的作品。但无论如何，柴根豪斯认为，许多这样的作品，由于非常难以理解，只可视为作者本身的一种自我解嘲。很可能的是，这些粗制滥造的作品里，确实含有一些讽古和自嘲的东西，除非重新找到它们的关键所在，否则无法理解。这些琐屑的制造者，有的是属于报馆的同仁，有的是属于自由投稿者的代书。他们往往享有响亮的“作家”头衔，但其中也有不少似乎属于学者阶层。著名的大学教授，为数很少。
在这些文章之中，比较吃香的题材，是出自著名男女生活或函札的奇闻趣事。它们的标题种种不一，如《尼采与1870年的妇女时装》《作曲家罗塞尼所偏爱的小菜》《巴儿狗在名妓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此等等，皆属其例。另一类比较吃香的文章，是以历史为背景的作品，也是当时富人之间时常谈到的东西，例如《若干世纪以来的造金梦》《理化实验对于气候的影响》，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题，数以百计。我们如将柴氏所列的标题过目一下，对于当时的人竟以吞食此类闲聊作为日常的精神食粮，自然不免感到讶异，而比这更加使我们感到吃惊的却是，那些颇有名望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作者，居然也曾帮着为这种空洞无聊的庞大消费尽过一分“服务”的心力。说来颇有意思的是，“服务”一词不但是当时流行的习语，同时也被用以指称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
在某些时期，访名人、谈热门话题的文章特别流行。对于此点，柴氏另辟专章。例如，化学名家或钢琴好手，会质询政治方面的问题，而名演员、舞蹈家、体育家、飞行员，乃至诗人，则会情不自禁地谈起光杆生活的利弊或财政危机的可能成因。所有这些作品中的要点，总是将某个名人与某个热门话题扯在一起。柴氏为此举了上百的例子，其中不乏惊人之笔，读者不妨参看。
如前所述，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这种匆匆造出的产品中，一定混入了不少讽刺之作；那也许是一种有些邪气的讽刺，一种不顾死活的讽刺——对于我们而言，要使我们自己设身处地地站在那些人的立场去看去想；好使我们真正了解他们所知所感的一切，实在很难。不过，可以想见的是，那些似乎颇爱看报的多数读者，必然都曾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领受了这些怪异的东西。如有名画易主、贵重的手稿在拍卖会上售出、古老的宫殿遭到回禄之灾，或有贵族头衔的人士涉及丑闻案中，数以万计的专载，读者马上就可洞悉事实的真相。尤甚于此的是，事出当天，最迟不过次日，他们就会收到一份增刊，以当时的时髦语书刊出有关的奇闻趣事、历史串述、心理分析，以及色情资料。不论巨细，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有大量的急就章倾泻而出，而所有这些，不论在性质上、种类上，以及用语上，都带有批发标记的货色，都被不负责任地竞相制造出来。
附带一提，报上经常刊出某些游戏项目，作为专载文章的陪衬。在这些游戏中，读者多扮演积极的角色，运用它们的一些知识饲料。柴根豪斯曾以“纵横字谜”这个奇妙的题目写了一篇长文，将此种现象做了一番描述。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大多是工作辛劳而生活艰苦的人——利用余暇，附身在用字母拼成的方格和十字上面，依照某些规则填充其间的空隙。但我们必须小心的是，不但不可只看其荒谬或癫狂的一面，而且要避免采取嘲弄的态度。此盖由于，这些人虽玩这些孩子气的猜谜游戏，但既不是天真无知的孩童，更不是喜欢吃喝玩乐的有闲阶级。相反的，他们不但焦虑地处身于政治的、经济的，以及道德的混乱之中，同时还参与了许多可怖的大战和内战。而他们所玩的这些小小的软化游戏，也并不只是没有意义的孩童稚气而已。他们玩这些游戏，完全出自内心的需要，好让他们能够闭起眼睛，尽可能天真地回避一下未了的现实问题，逃避一下想象世界的逼人凶兆。他们勤恳地学习驾驶汽车，玩玩那些难玩的纸牌，让自己沉浸于纵横字谜之中——因为他们几乎毫无保障地面对死亡、恐惧、痛苦，以及饥饿，不但不再能够得到教会的安慰，即连理智的忠实也没有了用处。这些人由于读了太多的文章，听了太多的讲演，以致没有时间和精神锻炼他们本身，抗御外来的恐惧和怕死的心理；他们一时一刻地挨着过活，对于明天没有任何信念。
因为，此外尚有大量的演讲，也是此种专载文章的一种较为庄重的变体，是故，我们也得在此略加申述。各种专家与知识掮客两者，都以大量的讲演供给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市民（他们仍然依恋着固有文化观念——尽管它早已丧失了以前的意义）。这些讲演不仅具有在特殊场合举行节日演说的性质，而且有一种热烈的交易存在其间，故举行的场次之多，几乎无法理解。那时，一个中等城市的市民或其妻子，每周至少可有一次（大城市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机会出席，听他们为某个讲题——艺术作品、某些诗人、学者、研究人员、环球旅行——提出学理的说明。此类讲演的听众大多抱持纯粹被动的态度，此盖由于，尽管听众与所讲内容之间不无某种关联，但因缺乏某种程度的基本知识、心理准备，以及感受能力，故而大都沉默无言。有些是具有娱乐性的热情或机智讲演，如讲歌德的事迹，便描述他穿着一袭蓝色的大礼服，从一辆驿马车上下来，勾引史特拉斯堡或魏滋拉尔的某个女子；或者大谈阿拉伯的文化。但不论讲些什么，都会有不少时髦的语句，像骰子一样从盘子里面掷将出来，使得每一个听众都感到开心不已——假如能在隐约中听出一两句流行新语的话。人们时常聆听谈论作家的演讲，有时还可看到投影在银幕上的相片，但他们过去从未读过那些作家的作品，将来也无意去读。他们聆听这些演讲，就跟拜读报纸上的专载文章一样，往往得非常吃力地穿过一道由孤立的文化事实和失去意义的知识碎片构成的洪流才行。简而言之，他们已经面临贬低语言价值的边缘——此种情形，首先在某些小圈子里面潜滋暗长，形成那种苦行式的英勇反动，不久之后，开始作显明而又强大的流动，最后终于导入新的自我训练和人智的庄严之中。
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知识生活，曾有许多方面显得生气勃勃而又辉煌壮观。我们现代人将与之俱来的那种不安和虚假解释为一种恐惧的征候——人们在一个显然胜利和成功的纪元完了之后，忽然发现他们所面临的是一片空虚：物质奇缺，民生困乏，成了政治和军事悉皆陷入危机的时期，因而对于知识的本身，对于它的长处和庄严，乃至对于它的存在，愈来愈加怀疑。不过，那个时代尽管充满了灭亡的预兆，但在知识上却也获得了若干良好的成绩，其中，使我们后代感恩不尽的，是一种音乐科学的发端。
然而，尽管我们不难巧妙而又明白地将任何过去的碎片嵌入世界历史的模型之中，但要当代人见出他们自己在这个历史模式之中的地位，却非易事。因此之故，纵使是知识上的雄心和成就在那个时代迅速地衰退了下去，但那时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却碰到了种种可布的疑惑和一种绝望之感。他们刚刚完全体会到——（自从尼采以后就不时悬在空中的一种发现）我国文化的青春期与创造期已经过去，老年和暮气已经来临。突然之间，每一个人都感到了此点，而不少人则率直地将这种识见表达了出来，于是有人以此来解释那个时代的许多险象：可厌的机械生活、深沉的道德堕落、国际间的信心衰退，以及艺术上的虚假。“衰世之音”已经发出，就如那篇微妙的中国寓言所说的一样；就如风琴上一道轻弹的低音一般，经过数十年的余音缭绕之后，它的震波终于逐渐消退下去；它的悸动可以闻之于中小学校、各种期刊，以及大专院校的腐败之间，乃至可以见之于仍可正视的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忧郁和癫狂之中；在各种艺术中，它以缺乏节制又颇泛滥的过度生产大吵大闹。对于这个已经破城而入，且已不再能够逐出的敌人，可以采取种种不同的态度，最好的办法是默默地承认并静静地忍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有些人企图否认它的存在，多亏某些预言文化没落的文学预言家露出了思想上的破绽，因而在他们的论文中寻出了不少弱点。尤其重要的是，凡是对上述预言家提出异议的人，都可在中产阶级之间得到发言权而产生影响力。此盖由于，认为他昨日还引以为豪的那种文化而今已经死去，认为他曾尊重的教育和艺术如今已不被视为真正的教育和真实的艺术，这种主张和论调，在中产阶级看来，简直像突然的通货膨胀和威胁其累积资本的革命一样，使他感到刺耳而难以忍受。
对付普遍灭亡的情绪，另一种可能的办法，是讥诮人生的犬儒主义。人们以跳舞排除忧郁，将挂虑未来视为一种过了时的愚行；人们写作迷人的文章，畅论即将来临的艺术末日、科学末日，以及语言末日。人们在他们用以建立报社的副刊世界中大谈心灵的完全投降，观念的彻底破产，并且故作姿态，以讥诮的镇静或闹饮的狂欢看待一切，以为，不仅是艺术、文化、道德，以及诚实而已，就是整个欧洲乃至“这个世界”，也都趋向毁灭的命运。因此，好人之间流行着一种谦逊的忧郁，而坏人之间则盛传着一种恶性的悲观。实际说来，若要打倒过时的形式，并以政治和战争为手段，重整这个世界和它的道德，必须先使文化的本身变得能够作真正的自我分析而成为一种新的组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