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游戏在各种不同的时候受到近乎各种科学和学科的接纳和仿效，这也就是说，受到各种专门科目的采用。有案可稽的是，它曾被用于古典语言学和逻辑学上。在音质的分析研究中，已将各种音乐化为物理和数学上的公式。不久之后，语言学借用此种方法测度语言的结构，就像物理学测度自然的作用一样。视觉艺术随后跟进，建筑学早就带头在视觉艺术与数学之间架起了桥梁。自此而后，愈来愈多的新关系、新类比，以及新的相通之点，都在以这种方式求得的抽象公式当中得到了发现。每一种学科只要用上此种游戏，莫不创造了各自的语言公式、略写符号，以及其他可能的组合。各地的优秀知识青年，都爱上了这些游戏及其公式的对答和级数。此种游戏，并不只是练习，也不只是休闲活动而已，它已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专注的自觉运动。尤其是数学家们，莫不皆以苦行僧兼运动员的严格精神和高超的技法从事此种游戏。它给他们的那种乐趣，似乎可以补偿他们舍弃世俗的享受和野心的损失。因为，此种克己的精神那时已经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美德。玻璃珠戏，对于副刊主义的彻底失败与新近唤醒的那种严格精神锻炼的兴趣，都有不少的贡献，因此，我们认为它是像修行一样严格的一种新兴的知识科目的起点。
世事已经变了。副刊时代的心灵生活，可以比作因为过度生长而耗尽精力的衰退植物，只有以衰败的枝叶培植它的根株了。如今打算埋首知识的青年，再也不想去上大学听课了，再也不想吃那些有名无实的教授所给他的零碎美食了，因为，毕竟说来，那只不过是过去高等教育剩下的面包碎屑而已。如今，他们像过去的工程师和机械师一样勤勉而又有系统地从事研究工作了。他们必须爬过一道陡坡，必须以数学和亚里斯多德哲学中的学术锻炼来净化、强化他们的心智。尤甚于此的是，他们必须学着放弃前代学者认为值得努力追求的那些利益：轻而易举地挣得金钱和荣誉、得到报纸的奉承、做银行家或工业巨子的乘龙快婿、过一种骄奢而又豪华的生活，著有畅销名著、得到诺贝尔奖、拥有乡村别墅的作家，手拥富婆太太、家有豪华客厅的教授，佩带荣誉勋章，又有制服仆人伺候的名医，在董事会占有要职的药师，占有副刊园地，在座无虚席的大厅作动人的演讲，而得如雷掌声和美女献花的哲学家——所有这一类的个中要角，如今不但皆已大江东去，而且一去永不复返了。尽管如此，但毫无疑问的是，而今仍有不少青年才俊羡慕此类人物，视之为心向往之的模范。然而，达到荣誉、财富、名望，以及豪华之境，如今已经不再能够经由讲堂、学院，以及博士论文得而致之了。此种根株业已败坏的知识行业，已在世人的眼中破产了。不过，他们得以再度热切而又忠诚地献身于艺术和思想，也不失为一种补偿。那些向往富贵荣华的才智之士，只好背弃已经变得过于淡泊的知识生活，转而追求仍有机会捞钱过舒适生活的职位了。
如果我们要将净化后的心灵世界如何在全国占得一席之地做一番详细的描述，也许离题太远。但经验立即晓示我们，一连数代的知识训练松弛，对于实际生活亦足以导致严重的损害。所有一切高等专门职业，包括与科技相关的专业在内，能力和责任皆已逐渐低落了。其补救的办法，是将人民和政府之间心智训练的监督之权交给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这在整个教育体制方面尤应如此；而此种情形迄今实无大变。在今日欧洲近乎所有的国家中，仍未受到罗马教会支配的学院，都在那些匿名的教会组织手中，由优秀的知识分子填充其缺。这班人的严厉和傲气，虽然不时受到舆论的指责，不时受到某些人士的反对，但此种领导地位依然屹立不动。它的刚正不阿、它的舍弃一切利益和方便——除了知识上的利益和方便——不但维持，同时也保护了它的地位。不仅如此，它还得到了久已成为常识，至少是一种普遍意识的支持：文明的延续，就靠这种严格的训练。人们知道，或隐约地感到，如果思想不能保持纯净和灵敏，如果心灵世界不再受到尊重，不久之后，船舶和车辆就要出轨了，工程师的滑尺与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计算就要失去合法性和权威性了，而混乱则随之而起了。使人明白到：文明的外观——科技、工业、商业——亦须有知识上的诚实和德性作为一种共同的基础，一定费了不少时间。
现在且将话题拉回玻璃珠戏：那时所缺乏的能力是统摄一切、超于各科之上的通才。天文学家、古典学家、经院哲学家、音乐学生，皆依照他们自订的规则去玩他们的游戏，但这种游戏却有一套可以用于每一种学科和分科的特别语言与规则。这需半世纪的时间，始可向超越此等隔阂的目标跨出第一步。其所以如此迟缓的理由，无疑是道德上的原因多于形式上和技术上的困难。弥缝的办法即使是在那时亦可找到，但与这种新兴的知识生活同时并行的，是一种清教徒式的退缩，避开所谓的“不智的越轨”，以免使各种学科与类目混淆不清。此外还有一种深切而又合理的畏惧：唯恐重犯肤浅不实和副刊主义的罪过。
几乎一下子使人明白玻璃珠戏的潜力，因而使它接近圆满边缘的，可说是某一个人的成就。而这个进步，又与音乐搭上了关系。一位热爱数学的瑞士音乐学家给这个游戏注入了一种新的激素，因而为它的最高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这位伟大人物在世俗的姓名已经无从稽考；在他那个时候，知识界的个人崇拜已经不太流行了。在史籍上，他曾以鲁索或约科拉多·巴席连西士（Lusor or IoculatorBasiliensis）之名活在人间。虽然，他的这种发明，跟所有他人的发明一样，乃是出于他本人的长处和兴趣，并非完全出于个人的需要和野心，而是受了一种更大动机的鞭策。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份热切的欲望，希望找到一种新方法表现他们的新观念。他们渴慕哲学，希望综合。完全退入本身学科的那种自娱方式，如今已经被认为不太适宜了。这儿，那儿，不时有一位学者突破他的专业藩篱，企图进入总持的境地。有些人梦想一套新的字母——一套新的符号语言以便传述和交换他们所得的新的知识经验。
这种冲力的强大，可由当年一位巴黎学者所写《中文警号》一文得到证明。当时被人讥为“唐吉诃德先生”的这位作者（顺便一提，他是中国语言学方面的一位杰出学者），在指出文化所面临的危机时表示，尽管目前的情况颇为体面，但如不能发展一套国际性的符号语言，则将不堪设想。这样一种语言，应如中国的古代文字一样，能以象形的办法表达极其繁复的物事，而不致排除个人的想象和证明，以使全世界的各种学者皆可理解。约科拉多·巴席连西士致力于这个问题，就在此时。他为玻璃珠戏发明了一种新语言的原理原则。这种语言系由符号和公式组成，数学和音乐在它里面都扮演着一个同样重要的角色，故而亦可结合天文学和音乐上的公式，以使数学和音乐化为一种公分母——似乎如此。虽然，他所做的工作并非完全没有争论的余地，但实在说来，这位来自瑞士巴席尔的无名氏，却为这种游戏的以后发展奠立了坚固的基石。
这种玻璃珠戏，起初为数学家所专享，其后又为语言学家和音乐家所酷爱，到了此时，又将它的法力逐渐施展到所有一切真正知识分子的身上。不少的古老大学，许许多多的联盟，尤其是已有历史的东方旅游联盟，都接二连三地转向了它。若干天主教会也因嗅出了一种新知的气息而拜服了它的魅力。在本笃会的若干修道院中，修士们对于这种游戏的热衷达到了极点，以致在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受到热烈争论的问题——其后亦被时常提起的一个问题：此种游戏，究该予以容忍还是加以支持？抑或应由教会和教廷出面禁止？
此种游戏，自从有了约科拉多·巴席连西士的重大创新之后，便非常快速地演进而成今日的伟观：知识与艺术的精华，最高的崇拜，文科大学所有一切卡斯达里校友的神秘结合。在我们生活中，它一方面承担了艺术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扮演着思辨哲学的角色。例如，在柴根豪斯时代，人们往往以种种不同的名字称呼它，而在副刊主义时代的文章中则又以一个共同的名字称呼着。那个名称——在那个富有太多先知精神的时代具体而微地表现了一种奇幻的理想，就是：魔术剧院。
玻璃珠戏，自从创始以来，因了这些原因，在技术与范围方面，均皆有了长足的进步，因为它对于玩它的人提出一切的知识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变成一种崇高的艺术与科学——在约科拉多·巴席连西士的时代，它还缺少一个不可或缺的要件。直到那个时候，每一种游戏莫不皆是许多思想与美学方面的浓缩观念的一种系统安排，一种整理、组合和对比，莫不皆是永恒价值观念与形式的迅速追忆，莫不皆是扫视心灵境域的一种特技飞巡。直到过了若干时期之后，才有人将默想的观念从教育体制的知识资产中，尤其是从东方旅游者的生活习惯中提出，纳入这种游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