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已经废除了机要秘书这个职位，因为这个职位有很多缺陷，而且我不得不承认。我不能给你安排一个很高的职位，但是我希望你能一直陪伴我，做一个第一执政身边的专员。你还年轻，你未来的路还很长，以后你会懂的。”正因如此，拿破仑之后也没有给过我与布里昂同等的待遇，我没有他的特权，也没有他的名号，因为我和拿破仑的关系并没有布里昂和他一样亲密。日子还是继续过，我还是第一执政或者说皇帝的秘书，甚至还是他的机要秘书。拿破仑的很多信件都是我负责写的，有时候他甚至都不看，因为他太忙了，他甚至允许我以他的名义给那些大臣写信。我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所以我从来没有用这个特权做过任何不当的事。拿破仑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后就会和约瑟芬在会客厅待一个小时，他会让我陪着他去。有时候我会去。但是我一般都会自己待着，毕竟空闲的时间是很少的，而且我也没什么时间见我的家人和朋友。当然，大部分时间我都是陪拿破仑的，但我没有以权谋私，也没有向别人吹嘘过我的功劳。但我这么认真地工作并不只是为了取悦他，也不是因为他很多疑，我从来不觉得他多疑。他经常还因为我认真工作而开我玩笑。他曾说我工作太默默无闻了，很多在宫里的女士和一些来访的客人都不认识我，事实上，很多宫廷里的内务大臣都知道我的名字，但从来没见过我。在拿破仑写给弗勒里·夏布隆的信件里，他说：“梅纳瓦尔和费恩都是深居在自己世界里的人，我宫殿里的一些管家，在工作四年之后，都没见过他们。”但是他非常信任我，而且觉得我应该有权力看他的信件。
在我成为第一执政的助手之前，他忙得不可开交，那时候有几个人帮助了他，这是不得不提的。
这两个人就是众所周知的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前者是一名饱学的律师，他平安地度过了大革命，这应该要归功于他审慎的态度和高超的辩护能力。在大革命时期，他是司法部部长。他的学识和处事能力引起了拿破仑的注意。康巴塞雷斯是一名颇有手段的政客。他是拿破仑忠实的顾问，拿破仑对自己的判断很有自信，但他也经常会和康巴塞雷斯商谈。虽然康巴塞雷斯很喜欢开玩笑，但他还是一位非常可靠的人。
勒布伦是第三执政。他给莫普总理做过文员，文风高雅，条理清晰。他是一位纯粹的、高雅的作家，他的空闲时间都在研究文学。他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和财政问题。因为他的文章，他受到了议会和元老会的注意。他学富五车，文学造诣极高，所以他成了拿破仑的得力助手，而他友善的性格使他免于遭受无情的审查。
拿破仑选择这两人是十分明智的选择，而这三人的组合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我们这个部门有8个成员。先说塔列朗，他是外交部部长。他的名气很大，我就不在此赘述了。他和拿破仑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坎波福米奥条约》的签订。他很有才华，所以他迟早有一天会被拿破仑重用。他善用权谋，而且热爱自己的工作。他曾经也为法院工作，也参加过大革命，也正是因此，他才被拿破仑赏识。他有手段，有能力，所以他选择了外交部。这些特质让他比任何人都更适合处理外交事务，也让他成为第一执政的得力助手。
警察部部长是富歇。第一执政的同事开始不同意让富歇担任这一职位，因为富歇在大革命中表现出了血腥、暴力和不道德的一面。但由于他知道所有党派的秘密和计划，他的关系很多，而且给人一种可以信任的感觉，所以在督政府时代，他还能保全自己的位置。他的长相让我想起了马拉——我年轻时候的玩伴。富歇更高一点，而且很瘦，他的头发和眉毛都比较淡，眼睛总是充血，面色铁青。他很健谈，让人觉得好像他把自己的想法都和盘托出了。他给第一执政办事都竭尽全力。有时候就算拿破仑不在马尔梅松他也会去，然后他会找到我，和我一起到花园里散步，告诉我他是怎么处理那些不安全事件，是怎么镇压那些不满的群众的，告诉我他有多辛苦和认真。在说完这些之后，他总会加上一句：“一定要告诉第一执政我做的事情啊。”
而财政部部长这个最重要的职位则是由高登先生担任。高登一开始是管理税收，然后就担任了财政专员，接着是总干事。督政府任命他为财政部部长时，他拒绝了两次。而雾月政变之后，他接受了第一执政的邀请。在他接受这个职位之时，整个国家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信用体系已经崩溃，税收很不规范，而且在每个地方都受阻，国库空虚，国家破产只在旦夕之间。在他接手这个烂摊子之后，国家的状况马上就好转了，这位廉洁奉公、手腕非凡的部长重建了国民的信心，他在几个月内就重新建立公共服务和各财政部门，并且还建立了一些新的部门。混乱的状态变得有序，而各大公司、银行又重新持有国债。拿破仑曾说，如果有一个人，能把国家的混乱系统造成的一切不良影响在短时间内抹消，而重新设立一系列有益于国家的原则，并且建立良好的金融体系，这个人非高登莫属。拿破仑对高登寄予厚望，他认为高登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管理者，他的进步比较缓慢，但他的未来肯定一片光明。事实上，在未来的15年内，拿破仑都是让自己的大臣们完善高登建立的体系，他从来没有质疑过高登的任何措施，因为他知道，这些措施都是正确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贝尔蒂埃将军是当时的军政大臣。贝尔蒂埃一直是拿破仑的首席参谋。他很适合这个职位，而且一直都是如此。第一执政非常信任他，并给他很多自主权。贝尔蒂埃将军是一个意志不太坚定的人，但是拿破仑很喜欢他，在他退休后也对他很优待。
海军部部长则是德克里。他很有勇气，在战争当中也表现出了过人的指挥技巧。他是一个很有智慧也很有知识的人，他很懂得语言技巧。他是一位勤勉正直的指挥官，但是他不是很合拿破仑的胃口，因为拿破仑觉得他太保守了，每次需要冒险的时候，他总是停止不前。德克里不喜欢远游，据说是他觉得如果自己不在，自己的地位可能就不保。最后，他因为对自己的挫败感提交了辞呈。拿破仑想留下他，然后就给他写信，并交给了德克里的密友康巴塞雷斯转交，希望他能劝德克里撤回自己的辞呈。
据说德克里不太会看人，所以他拒绝了许多优秀的水手，只是因为他看他们不顺眼，这件事让他树敌太多。拿破仑知道，法国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样才能有机会对抗英国，并维护政府的威严和权力。然而，他在海洋上的远征总是不成功，他不得不推迟自己强化海军的计划。而德里克对拿破仑非常忠心，而且也尽力地在帮助他。
那时候的内政部部长是莎普塔尔先生。他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从农业到金融，从化学到艺术，他无所不通，而且他还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博学多才，所以担任内政部部长，管理万千事务，他是非常合适的。
阿布里亚先生之前是一位律师，他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许多职位，他曾经是大革命的支持者，而且很快就成为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的检察官。他廉洁奉公，满腔热血，认真地为地方法官和法庭工作，之后他成了司法部部长。在上任几个月之后，国务委员雷尼埃先生——也就是之后的马萨公爵——接替了他的位置，并把司法部门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上。
巴贝马霸先生则管理着公共财政。他曾经在圣多明各担任地方官，他对当地进行了许多改革，打压暴力行动，并且改良了财政状况。后来，他加入了元老院，而在雾月十八日，他被指控为保皇党，被判驱逐出境，流放到圭亚那。在工作的日子里，他适应了圣多明各的气候，没有染上任何致命的热带病。雾月政变发生时，他正在奥莱龙岛上。第一执政把他从流放中召回，并把他任命为国务委员，而在公共财政部部长迪佛雷纳去世之后，巴贝马霸就接替了他。巴贝马霸是一位正直的人，他条理清晰，要求严格。这些优秀的品格使得他能够管理好公众的财产。
波塔利斯先生负责主笔民事法典，他是一位能言善辩且博学多才之人，那时候，他负责教会事务，之后，他晋升为宗教部部长。他性格温和，对法律也熟稔于心，他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有说服力，而且和各大宗教的神职人员都有良好的关系。
那时候还有一位国务秘书，他是在部长会议上做记录的专员，他还负责统筹各部的决议和法令、保管机密文件。他也被叫作部长，但是他却不喜欢这个称号，他实际上是一位秘书，负责沟通各部、完善各部。他就是马雷先生，也就是之后的巴萨诺公爵。他在参与国民会议时总是非常小心谨慎，他也是第一位国民会议的记录员，他所做的记录就是《通报》的基础。他跟着外交部部长马姆斯伯里勋爵，在伦敦和里尔的外交谈判中学到了许多外事知识，而且他还有丰富的知识、强大的记忆力，他有一种正直又高雅的气质。这让拿破仑觉得他是自己最好的同事，所以经常让他陪同出行。
参政院由5个部分组成：立法、行政、金融、军事、海军事务。在进行立法之前，要在相关部门先开会，并起草法律。所有的公众事务规范、诉讼、法律和行政的冲突、各个公众团体之间的冲突、有关政府的一切问题和涉外事务都是由参政院解决。
参政院是新政府的中流砥柱，也是所有重要政策和动向出台的地方。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负责人，也有各部门自己所主持的事务，拿破仑每周都要主持这些部门开一个会，而他不在法国的时候，则偶尔由第三执政主持。大家在会议上各抒己见，每个人都有发言权。第一执政甚至鼓励大家产生分歧，希望能把问题分析清楚。有时候他也会同意多数人的观点，但他心里也是不情愿的。他在参政院里征召了各种人才，包括革命党和保皇党，并且对他们一视同仁，只要他们愿意帮助他建设国家。所以，每个参政院里的人都对国家尽心尽力。
参政院里的人数没有限制。那时候大概有25个人，而对某些事务雇用的专人还有12个。而这些人当中只有布莱·德·拉·莫尔特、雷金纳德·德·圣·让当热利、得斐蒙和贝利埃是从开始一直到帝国结束都留在参政院里的人。而其他人要么是暂时雇用的，要么就晋升到别的职位上了。这些参政院中的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他们为国家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发挥自己的才能。而那些为了特殊事务暂时雇用的人，也是随叫随到，以国家利益为先。
那时候，拿破仑费最多心力的几件事情就是：赦免流亡者、建立公立学校——包括大学、修改宪法还有建立荣誉军团。
事实上，判决发出之前的两周，有关赦免流放者的法律就已经纳入日常议程了。基本上所有被流放的人都被赦免了。但是，有一些人是例外：领导军队对抗共和国的，在外国军队中任职的，为波旁王朝服务的，通敌的，还有那些不愿意从教区退职的神职人员。被赦免的人本来计划不超过1000个，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减少到500个。在国外生活的法国人有15万，如果这些人不能回到法国，他们就会生活在恐惧、压迫和不现实的希望下。然而因为有大赦，所以这些人的顾虑都不存在了。他们要回家，肯定会经历一些挫折。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则是那些被没收的不动产，是不是会被归还给这些流亡者，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如果政府执意保留这些不动产，那么，这些流亡者肯定要暴力反对政府。而如果全部还给他们，则会让他们不知感恩。在这些流亡者的财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林地，在流亡者回国之后，政府保留了300阿邪[1]的林地。政府的这个决策使原来占有大量林地的家族与政府疏远。而在对个人的赔偿上，拿破仑则获得了民心。正是因为那些被政府没收的不动产，尤其是那些林地，才让国家能补偿那些复辟时期的贵族，让他们得到安居之所，这些林地变成了圣日耳曼郊区。
这项大胆而慷慨的政策由第一执政提出并实现，第一执政一个人承担这件事的不良后果，而且体现了新政府的魄力。这项政策得到了大量的支持，但只有很小一部分共和党人和将军支持，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这些流亡者，他们觉得这些人还是敌人，而且要回国来享用革命果实。
这个法令是以元老院法令形式发布的。拿破仑马上要登上权力巅峰，他意识到改革必须要用合适的方式，这样才能让改革更加温和，并且更平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把这种构想发展成了君主制度。一般的议会会反对这种行为。但是，这个国家的重大危机是可以被一个有力的人解决的，所以大家都同意。在帝国的初期，议会支持这样一位给国家带来繁荣的人，然而，一旦国家出现了问题，这些人就背叛了这位创造、尊重、扩大了法国的人，用的正是他给他们的枪。
赦免的人员当中有两个人，两个被法国王朝信任的人，他们要求被赦免，要求重新踏上法国的领土。其中一位是布雷特伊男爵，他被引荐给第一执政，拿破仑喜欢和他聊天，因为可以听听他在皇廷中的见闻。布雷特伊男爵曾经把自己的侄子引荐给第一执政，于是小布雷特伊就成了参政院的实习生，之后被指派为奥地利省的官员。他一直尽心尽力地为国家服务，直到1814年。说句公道话，小布雷特伊一直对拿破仑心怀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