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吕内维尔期间，还见到了一位不得不提的人，阿纳托尔·德·拉沃尔斯坦尼耶，他的叔叔是科本茨尔伯爵，他到吕内维尔就是去见他叔叔的。阿纳托尔当时只有十二三岁，但已风度翩翩了。
1789年革命抑制了封建势力的发展，因此在很多方面对拉沃尔斯坦尼耶家族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也影响到了阿纳托尔的继承财产。阿纳托尔的祖母让里斯太太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布鲁拉特本来准备把西勒里的房产遗赠给阿纳托尔，但他们都在大革命中受到了重创。路易斯·德·科本泽尔伯爵对他的小侄子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他曾向阿纳托尔的父亲提出要带阿纳托尔去奥地利完成学业，这样他就可以进入军队。但是出于对法国身份的认同和对法国军队的喜爱，这个孩子并没有接受这个提议，之后，科本茨尔再也没能指导这个孩子一次。
科本茨尔马上要离开巴黎去维也纳，在临行前，他向阿纳托尔的父亲提出，既然不能带着自己的侄子走，他希望阿纳托尔能跟着我学习，因为我是约瑟夫·拿破仑的秘书，而且他和我私交甚笃，他觉得这对阿纳托尔来说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我本身就很喜欢这个孩子，在和他交往之后更觉得他越发可爱，他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小兄弟。他很早就进入了枫丹白露军事学校，在即将离校的时候，他进入了一个骑兵团，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和热血勇敢，他很快得到了升迁。在26岁时候，他就成为上校，在灾难性的滑铁卢战役当中，统率第3骑兵团。但随着帝国的衰败，他的前途也就变成了泡影。
这个时代，诞生了许多伟大而英勇的计划。这些计划当中，有许多都与拉沃尔斯坦尼耶家族有关。然而，在这个伟大而荣耀的时代，拉沃尔斯坦尼耶家族却并不支持恢复帝制，甚至，这个家族还开始憎恶起我们的体制。而这种憎恶的爆发体现在他们和朋友的聚会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去咖啡店，然后在那里聚会，他们穿着路易十四时代的衣服，甚至装扮成路易十四的样子，看起来好像这个国王只是在1788年之后就睡着了，到1814年又醒来。阿纳托尔和他的朋友在咖啡馆里上演了逼真的一场舞台剧。这件事在巴黎引起了轰动，当局认为应当制止这种荒唐的行为。阿纳托尔去了比利时，那里是他家族的发源地。他在那个国家安定下来，就住在布鲁塞尔附近。直到1830年革命开始，他才回到法国，又一次参了军。他在塞纳担任了几年的指挥官，从上校升到了中将。
吕内维尔的协议一经敲定，基本上所有的大使们都离开了那里，回到了巴黎。我还记得西摩恩和我都想看一些戏剧来庆祝这件大事。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留在了吕内维尔。
科本泽尔和约瑟夫·拿破仑一起回到了巴黎。在条约实行之后，国家又开了一系列会议，来商讨如何补偿莱茵河左岸那些被割让地区贵族的利益。《吕内维尔条约》第七款规定，普鲁士必须补偿这些被驱逐的贵族，第一执政对这种补偿表示理解，并对各地领主表示了安慰和同情，然而并没有马上做出补偿。然而，这个补偿推迟了一年，因为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找出了各种借口来拖延时间。然而，法国政府并没有让步，而是拿出了从《吕内维尔条约》中获得的利益来补偿给各位领主。俄国内阁被迫加入了这个计划。结果，布勒——俄国的大使去了慕尼黑，而拉斐特——法国大使也去了这个地方，一同商讨解决事宜。
经过7个月的讨论，他们终于敲定了最后的分配方案。法国终于确定了它在德意志诸邦的地位。这个方案是由第一执政牵头，主要方案是塔列朗先生提出的，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家，对这次方案的提出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俄国在这次雷根斯堡的行动当中，只充当了一个见证者的角色，而主导者则是法国。法国在这次会议中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而这次法国的这种主导者地位给它也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这次会议中，公平根本就不存在，毫不夸张地说，所有存在争议的地区都像是放在台面上拍卖一样，就算有些不同的声音也马上被压下去了。那些从这次会议中获益的领主们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吹嘘自己的获利，而同样，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也没有抱怨。最终，法国大使列出了一张表，列出了每个人的获利和损失。拿破仑把这张表给了公共财政部部长——莫利安伯爵，并要求他把一切所得赔偿放入偿债基金。然而，烦琐的事务和残酷的战争让拿破仑没有时间与精力去核实这份清单。王朝复辟也给社会带来了动荡，人们也没有再去计较这件事。
1801年，约瑟夫·拿破仑在他莫尔泰丰坦的别墅里待了一整个夏天，几乎所有在巴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被召集于此。巴乔基夫人、勒克莱尔夫人、缪拉、第一执政的两位姐妹、吕西安·拿破仑，还有科本茨尔都在场，除了他们，还有以著名诗人卡斯蒂、作家斯塔尔夫人为代表的文化界人士：斯坦尼斯拉斯·吉拉尔丹、迈厄特、勒德雷尔、若库尔等。这些政治家、文学家、诗人、思想家共聚一堂，仿佛在世外桃源。
他们在那里打猎、钓鱼、散步、玩游戏；到了晚上，进行音乐演奏或者朗诵；有时还会猜谜。科本泽尔先生非常了解我们的诗歌和戏剧，甚至还引经据典地跟我们打趣。他曾经常常组织一些小游戏，他本人也会参加，而且让拿破仑的两位姐妹在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的法语说得很好，没有口音，听起来一点都不像德意志人。虽然他很笨拙、身材也比较矮胖，但他对人非常有礼貌，给人感觉很有气质。科本泽尔说话非常浅显易懂而且风趣幽默。他的性格比较随和，但脾气多变。有时候他正玩得开心，会突然板下脸来，眼睛也一动不动，好像突然静止了一样。他总是对一切都感到好奇，对所有事情都表现得很满意。这让约瑟芬感到很困扰，因为好像总也找不到他最喜欢的东西。
他唯一的秘书——霍普先生——则是一位典型的普鲁士官员。他，小个子，三四十岁，眼睛很大，笑起来有皱纹，大概是因为每天处理文字所以眼睛特别劳累。他做事很严谨，人算得上是有点刻板了。他曾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也曾担任过一位伯爵的随行人员。他是一位很好的人，他对科本泽尔伯爵非常忠诚，而伯爵对他也非常好。
约瑟夫·拿破仑人很好，他邀请了我的老朋友巴里索到莫尔泰丰坦，但巴里索在那里待了几天，但不太习惯，所以很快就离开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尽管巴里索被招待得非常好，尽管他也极力地去适应这种生活，但他还是觉得完全不能融入这种气氛，所以他没有说一个字就回去了，而且也没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这件事，这不太像他的风格。
诗人卡斯蒂那时候常常在晚上背诵自己白天写的诗。他在莫尔泰丰坦写了很多诗。常常有人看到他坐在参天古树下，面向湖泊思考。卡斯蒂是维也纳的桂冠诗人。他是由科本泽尔先生引荐到莫尔泰丰坦的。那时，他都快八十岁了，但是思维灵敏一如年轻人。他曾获得铁质勋章，年轻的时候，他生过一场大病，治疗方法非常残酷，但他还是挺过来了，但给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现在说话会有些不清晰。他以前总是和巴乔基夫人、勒克莱尔夫人争吵，因为她们俩总是爱打趣他。但被说得烦了，他都不愿意再和这两位夫人说话。他和巴乔基夫人聊得比较开心，还为她写了一首牧歌，他还把这支牧歌钉在了画室的墙上。这首牧歌写得非常好，以拿巴乔基夫人的名字做文章，让人看了会心一笑。
机智而善良的安德里厄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戏剧家，他写的诗也非常动人，他是莫尔泰丰坦的常客。他为了政治而放弃文学，但之后政局动荡，他就回归了文学。他曾说过要把卡斯蒂的诗写成戏剧，但他从来没有真的这么做。他很喜欢翻译别人的作品，这让他感到开心。
在莫尔泰丰坦也有很多的聚会和打猎活动，这些大部分都是由贝尔迪尔将军等人组织的，他们总是在为狩猎节做准备。
莫尔泰丰坦的气氛非常融洽和热情，那里的人都彬彬有礼，让人感到宾至如归。
吕西安·拿破仑的别墅就在普莱西斯-沙尔芒附近，他也经常和莫尔泰丰坦联系，为了提高这两个地方的格调，他做了很多事情。不夸张地说，这两个地方的人简直是完美的代表。从这种角度上来看，普莱西斯就变成了莫尔泰丰坦的竞争对手了。在普莱西斯，人们比较愿意观赏和演出悲剧，这些悲剧都是在步度根的指导下完成的。
吕西安的第一任妻子克里斯汀·博伊尔很早就去世了，她留下了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嫁给了罗马王子加布里埃利，另一个的第一任丈夫也去世了，之后，她嫁给了贵族达德利·斯图尔特。巴乔基夫人和她的哥哥关系很好，她经常在普莱西斯度夏。圣克鲁兹伯爵夫人来自西班牙，她也是吕西安的熟人，他们是在吕西安任职马德里期间认识的，她帮巴乔基夫人很多，而且对吕西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约瑟夫·拿破仑曾经经常从莫尔泰丰坦到拉·马尔梅松去，我有幸能一直陪着他。我们经常在那里待半天，然后吃完晚饭后就回到莫尔泰丰坦。我们去拉·马尔梅松总是去同一个地方吃饭，波拿巴家族也经常在那里举行家庭聚会。第一执政总是坐在一边，路易·拿破仑夫人坐在他身边，而约瑟芬坐在他对面。第一执政的副官也会入座，通常还有一位执政官、一位大臣和一两名女士也会加入聚会。这种聚会没有陌生人。
在这段时间内，主要的活动就是签订《吕内维尔条约》和敲定赔偿方案，在条约签订时间内，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英国总是利用海上霸权来压制别国，这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不满，而在这时，法国又获得了许多胜利，这让《吕内维尔条约》的签订成为必然，而第一执政的思想也在欧洲卷起了一大波风浪。英国的影响力大大下降，英国的专制引起了北部的反抗，这让本来保持中立的各国感到很愤怒。英国在它的货运港口派驻军舰，而且卑鄙地利用这个港口发动了对哥本哈根的袭击，这让本身就对它不满的国家团结得更加紧密。那时，保罗一世领导这一联盟。所以，第一执政马上和俄国的保罗大帝达成一致。第一执政马上把法国扣留的7个俄国俘虏送还俄国，没有收取任何赎金。这一行动赢得了保罗一世的信任，他马上与法国结成亲密的联盟，在他被残忍暗杀之前，他还与法国商讨如何对抗英国。现在，暗杀保罗一世的事情已经众所周知了，我不再赘述。官方的说法如下：
“保罗一世死于3月24日晚。英国舰队在31日就通过了海峡。”历史会告诉我们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
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保罗一世身上，就是因为他牵头对抗英国。不久之后，俄国的政策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杜洛克将军被召集到圣彼得堡去辅佐新皇帝，同时也是为了继续维系俄国先帝和第一执政的关系。杜洛克对法国的态度很友善，而且也希望能继续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大约6周之后，亚历山大皇帝就和英国签订了一份协议，屈服于英国的淫威之下，他父亲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克莱伯将军死去了，法国军队的指挥权落入了梅努将军手中，他也因为获得晋升。梅努是一位勇敢的将军，也是一位优秀的行政官，但他缺少军事才能。他致力于实现法国在埃及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转信伊斯兰教，成了一位伊斯兰信徒，而且娶了一位土耳其姑娘。东部军队的军官，要么不相信自己的指挥，要么就是不服气，所以对将军的话都只听一半，也正是这种不团结，远征失败了。英国利用了这种情形派遣了一支军队去了埃及。第一执政派去埃及的军队和补给都没有起到作用。梅努将军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亲自带领军队去阻止英国登陆，所以没能把他们赶走。他把自己的军队分成不同支队，分散在各个地方。也就是因为如此，他在重要的尼科堡战役中失败了，大量的军人投降。阿伯克龙比将军也在那场战役当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在开罗的贝利亚德将军和在亚历山大的梅努将军都不幸被俘，被迫同意了敌方提出的条件，把法国的援军和补给送回法国。
差不多同时，意大利的帕尔马亲王和他的夫人，以莱戈恩伯爵和伯爵夫人的名义去了巴黎。他们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第一执政认为，有一个保守的波旁王朝遗老来巴黎会对政局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样一位有波旁家族血统的人，臣服于现在的巴黎政府，并被封为亲王。
宗教协商会议在吕内维尔会议之后马上进行，这是第一执政的主意，而且他决心要在法国开这个会。看得出来，他觉得这个会议很重要。天主教看起来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了。大部分有影响的公众人物都愿意加入新教，他们也支持新教的教义，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法国人更青睐罗马天主教。这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改变的。虽然第一执政大力推行新教，但现实条件还没有成熟。
新教的推行，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人们对因为宗教引起的那些残酷战争还记忆犹新。国家会不会因此而分裂，人们会不会因此而流血？虽然第一执政推行新教，但他自己对罗马天主教很难割舍，但为了政治的稳定，他还是继续推行。法国周边的所有国家都信奉罗马天主教，它也需要这个优势。要摒弃这个宗教，会削弱法国的信徒，同时还会在欧洲引起骚乱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