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1部分第25卷前言
本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75年5月到1883年5月所写的文章、著作、手稿和声明，其篇目从马克思对哥达合并代表大会纲领草案的批判开始，直到恩格斯为马克思逝世而写的文章为止。包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合作的最后一段较长时期内所完成的著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年中进行了多种学科的研究工作。从事了多方面的政治活动，因此本卷内容极为丰富。本卷著作中，既有纲领性的文件、理论和历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对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状况的分析文章和对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战略和策略问题所作的指示，又有考察统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势力内政与外交政策的研究论文，针对违背科学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歪曲历史的倾向而写的论战文章以及为战友们撰写的传记和纪念文章，此外，在附录中还收集了一些讲演和谈话记录、采访报道以及第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完成的著作。
本卷汇集的文章包含一系列新的认识，这些认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入研究革命理论、国家理论和有关政党的思想，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入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社会主义学说和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学说。本卷的文章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中所作的广泛而又深入的论述，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马尔克》有着密切的联系。上述恩格斯的著作将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1部分第26和27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尽心竭力地支持正在组建的社会主义群众政党，为了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卓有成效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克服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观念，从而推动科学共产主义走向胜利，曾经共同进行过不懈的斗争；本卷汇集的文献反映了这一斗争历程。此外，这些文献还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同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工人领袖、工人组织以及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有着紧密的联系。恩格斯在谈到他的朋友马克思时曾经这样写道，“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马克思，并在紧要关头向他请教。[2]这一评价也适用于恩格斯本人。那时一大批革命的工人领袖就这样成长起来了，他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掌握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要点。
最后，本卷的这些文章还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持有完全一致的理论见解和政治见解。正像在以往那些风雨同舟的岁月里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5年至1883年间也进行了最密切的思想交流。他们以各种方式互相支持，而且，他们所采取的“公开行动总是预先互相商量好的”[3]。他们之间进行了日益细致的分工。这种分工表明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所具有的特色，那就是在科学领域中，在从事创造性的思维时，各自保持独立性和独创性。恩格斯除了从事自己的理论工作之外，还承担了另一个任务，即在定期报刊上同各种敌对见解进行斗争，捍卫他们两人的共同观点，“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4]。同时党的通信工作日益繁重，这些工作大都也是由恩格斯来承担的。[5]但是马克思也“仍然和过去一样积极地参加欧洲和美洲的工人运动”[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5年至1883年间从事的科学研究与政治活动完全是在组建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政党的过程中进行的，当时，这些政党面对有产阶级日益加剧的压迫，必须巩固自己的组织。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各自具有不同的条件和特点，但在那里，这些政党都同样面临着一个艰巨任务，那就是坚持不懈地从三个方面，即实践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理论方面同剥削阶级进行斗争。1874年恩格斯明确地规定了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后工人领袖们在这些方面所负的责任。[7]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德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的条件对运动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经济状况的特征是，自1873年爆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后，严重而持久的萧条景象笼罩着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当时产生的一些征兆表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因而也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开始日益加剧。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美国企图把英国从它的工业垄断地位上排挤掉，欧洲大陆列强则力图在非洲和亚洲占有殖民地。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的结果本来已经使欧洲列强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新的冲突，而1875年至1878年出现的东方危机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复杂化了。同时，欧洲社会的进步开始呈现出崭新的前景，这是因为，由于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沙皇制度的削弱，俄国开始丧失了它作为国际反动势力主要支柱的作用。
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求促进并刺激了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技术科学的形成。在这些学科中，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在世界观方面占主导地位，它还没有消除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种种特征。至于那些关于社会的学科，它们在方法上越来越多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而在哲学上又主要囿于唯心主义的观念，但是，这些学科也同样开辟了许多先前不为人所知的领域，发现了许多新知识，其中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起到了一种特殊的作用。同时，正如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不可知论和悲观主义所表明的那样，资产阶级开始放弃思想的迹象也更加显著了。这些现象与有产阶级以及国家和教会极力阻止革命学说广泛传播的行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鉴于这种发展状况，鉴于恩格斯在1878年所指出的工人运动日益走上现实政治的首要地位这样一个事实[8]，当时很有必要对自然和技术方面，尤其是对人类社会起源与发展方面的各种各样新知识进行一番清理，并在理论上加以概括，以利于全面论证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努力支持革命工人政党的同时，也明确地给自己提出了这一任务。[9]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科学研究和革命实践相互之间在原则上具有密切的辩证的关系。他们一贯致力于对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实践问题及时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并以行之有效的形式使科学知识直接为革命实践服务。根据这一客观事实，我们将不仅从理论意义方面，而且从实际效果的角度来评述本卷所收的文章。
在本卷著作中，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个里程碑，对于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新社会的思想具有关键的意义。马克思在《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一文中，通过对拉萨尔主义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念的分析，总结了他对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的认识。他根据自己撰写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根据他对1848—1849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将共产主义看做是一种经过长久的阵痛而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并将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10]早在以往的著作中，尤其是在《法兰西内战》的手稿中，马克思就认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在《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中，他首次提出了过渡时期这一概念，用以说明新社会的诞生过程，并在与此关联的论述中用下列著名的经典论断精确地表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1]这样，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一概念就获得了在当时条件下所能作出的最具体的表述。它被明确地定义为战胜旧社会的主要工具，因而它最终可以用来作为区别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明确的标准。列宁曾写道，尽管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会产生各种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2]在《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中，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13]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与已经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较高级阶段。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状况的角度论证了两个阶段的必然性，并且从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角度描述了它们的共同点和区别。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两个阶段中的分配原则，马克思作出了准确的规定。这一规定无论是对革命理论的发展，还是对工人政党的政治实践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更加深刻和具体地阐明了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所表述的关于社会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必要性的思想，以及有关在“自由人联合体”中进行有计划的社会分配的思想。在《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中，马克思剖析拉萨尔关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观点时证明，新社会的第一阶段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原则；因此，单个的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14]。不过，尽管有了这种进步，生产者们的平等权利仍然受到了限制，因为“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15]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为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带来了新动力，并且有助于创造先决条件，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能够代替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马克思在《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中第一次对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了如下的表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6]这样马克思就把握住了历史进步的两个方面，即物质生产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且把生产力的发展视为人的天赋能力的发展。马克思准确地划分了新社会的发展阶段，从而为明确地规定革命政党在为建立新社会而进行的斗争中的战略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1877年，马克思把这种新社会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加以描述，指出它“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17]
从写作过程与内容来看，恩格斯于1875年3月18—28日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构成了一个整体。马克思认为，制定原则性的纲领，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18]，因此，马克思抨击了那种依据普遍的人类权利与道德观念来确立社会目标的唯心主义倾向。他同恩格斯一样，也深刻地剖析了有关“反动的一帮”的滥调并间接地论证了为工人阶级而建立联盟的必要性。此外，纲领草案还否认工人阶级的国际性，把“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19]必须实行的国际主义归结为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样一句空话；对此，马克思也进行了批判。
在《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中，马克思把工人阶级与国家、因而也是与政权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心问题加以论述。对政权问题的正确理解，不仅是对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幻想进行斗争的重要前提，而且也是发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对反动的普鲁士德意志军事国家的性质作了确切的描述；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国家，因此人们就不能不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根据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教训，马克思强调指出，只有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20]中，为实现纲领目标而进行的斗争才能进行最后的决战。最后也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夺取政权的道路，明白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的性质。
《哥达纲领批判》所阐述的全部思想归根结底证明了这样一个千真万确的论断，即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科学共产主义的立场，才能完成它们的使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结束了理论领域的那些纷纭复杂的论争；从1871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种论争的过程中努力以科学的态度去阐明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