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达纲领批判》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所作的天才预见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恩格斯正是依据这些著作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1年制定了一个新的纲领。1902年，当俄国社会民主党制定革命纲领时，列宁曾明确地以《哥达纲领批判》为依据[21]；1917年夏天，当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殊意义时，列宁也曾明确地以这篇著作为自己的依据。[22]《哥达纲领批判》的思想在列宁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中得到了充实，在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些思想为制定共产党的战略奠定了基础，革命实践已经明显地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
本卷所收的一些文章以纲领性的语言阐明了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目标和基本任务，《对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也属于这类文章。这一草案是以原则宣言的形式写成的，它为法国工人党起草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纲领导言奠定了基础。在《导言》中，马克思在表述法国工人党的任务时，考虑到了巴黎公社之后国际工人运动在各方面的经验，同时也阐发了他的理论思想的精髓。针对法国工人运动中广泛流行的空想主义学说和政治冷淡主义倾向，马克思在《导言》中论证了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必然性，以及为战胜资本主义社会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从这一方面来说，文中提出的下列要求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23]这就为革命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使他们有可能为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而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并对蒲鲁东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政策进行有力的批判。恩格斯在谈到这一卓越文献的精辟之处时，曾把《导言》称做“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24]《导言》的实践意义在于，它在各个方面都符合1871年后的新时期对于革命最高纲领的理论要求与政治要求。作为这样一个范例，《导言》对欧洲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具有持久的影响。就这一点而言，它也是《哥达纲领批判》和《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之间的最重要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本卷刊印的《导言》与以前发表的文本有所不同，我们所依据的不是在巴黎《平等报》刊载的文本，而是日内瓦《先驱者》杂志首次发表的文本；后者更接近马克思拟定的原稿，但迄今为止一直不为人所知。
各个工人政党的纲领都提出了要为明确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各种形式问题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欧洲大陆相比，英国和美国具有较为有利的条件。通过和平过渡来取得政权；基于这一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开始着重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道路与非和平道路的问题。早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认识到，在这两条道路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分界，从其中的一条道路转向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在《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文章草稿）》中，马克思剖析了俾斯麦的反动的对内政策，同时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先前已经取得的成果。他打算在这篇预定草拟的文章里深入而又详尽地揭露德国反动派的企图，即“以暴力镇压它所不喜欢的，而从法律观点是无懈可击的发展”[25]。根据《草稿》来判断，作者准备在文中证明，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存在着原则区别，因此不能将无政府主义者视为革命工人运动的“极端派”。基于这种估价，文章将指出，有人向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指控，说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周围的人已将个人恐怖活动升格为政治原则，并同那些行刺威廉一世的人保持联系，这种指控纯属无稽之谈。此外，文章还将在原则上证明，“只有当该社会中掌握政权的那些人不用暴力方法来阻碍历史发展的时候”，历史发展才可能是和平的。[26]这一认识是颠扑不破的阶级斗争学说的组成部分。《草稿》中的一些重要思想也反映在马克思1878年12月对来访的《芝加哥论坛报》通讯员发表的谈话中。这篇谈话记录曾被美国其他报刊和丹麦一家报纸转载，并得到了传播。[27]
同样，由于当时需要对阶级斗争中的实际问题作出准确的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丰富了有关政党的革命思想。《通告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与意义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之所以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是因为它全面而又明确地叙述了1871年以后的时代对社会主义工人群众政党的要求。其中详细地论及了党和党的革命报刊的社会基础与理论依据，以及在意识形态上与组织上团结一致的必要性；论及了对待小资产阶级势力和阶级敌人政策的态度，以及纲领和政治实践的关系。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征作了经典性的论述。
由于俾斯麦施行了非常法，这就给党造成了异常艰难的处境；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通告信》帮助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们去战胜艰难险阻。在这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当务之急是必须阻止右倾机会主义势力对党的政策施加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详细说明筹办党的机关报经过的同时，就发展德国工人革命群众政党的问题作了详尽的指示。他们首先强调，这样一个政党必须保持它的“无产阶级特征”，必须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其次，他们着重指出，这个政党不能为了对旧社会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而把自身目标的实现推迟到遥遥无期的未来。最后，他们要求党坚决回击敌人的进攻，坚定不移地同感伤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小资产阶级观念进行斗争，并摒弃那些博爱的资产者，以保持党的领导的纯洁性。《通告信》使团结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周围的革命力量明确了方向，增强了斗志；这些革命力量堵住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通行的道路，使他们无法借用《社会民主党人报》这面“德国党的旗帜”[28]（这是恩格斯后来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评价）从“某些思想或原则（如正义等等）”出发来论证社会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向党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定的原则。
编入本卷的许多材料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共同合作的最后一段时期对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问题，尤其是对原始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这一工作是他们以前就已开始的研究工作的继续。他们认为：这个“太古时代”，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写的那样，“在一切情况下，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最有趣的历史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的更高的发展的基础，因为它以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为出发点，并且以克服将来联合起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为内容。”[29]对人类过去历史的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既体现了革命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也体现了科学共产主义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规律性。早在《资本论》第1卷的最初草稿中，马克思就已经详细地论述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不过在这之后，他并没有对这些生产方式进行分析，而只是加了这样一句说明：“（这一切将更深入地和更详尽地再一次加以分析。）”[30]后来，马克思在继续撰写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时实现了这一计划。他打算根据俄国的情况来透彻地阐述地租问题，就像先前以英国为例证来阐述工业雇佣劳动问题一样；与这种必要的研究相联系，马克思在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初期对俄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土地公有制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此同时，他广泛地研究了世界史、文化史与制度史，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学。除此以外，他还研究了数学，研究了自然科学与技术在工农业中的应用问题。许多摘录和提纲反映了这些准备工作的成果，证明了马克思即使在他有生之年的最后岁月也仍在孜孜不倦地从事科学研究。
马克思尤其注意研究那些涉及土地公有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形式的发展和历史使命的问题，并研究那些有关社会不平等的产生以及有关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形成的问题。1877年，进化论学派在民族学领域最著名的代表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提供了理解人类原始史的关键。这本著作不仅证明氏族在原始社会中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础，而且还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在所有制社会被战胜以后，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与博爱必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复苏。在马克思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写成的有关民族学著作的笔记中，涉及摩尔根著作的笔记居于中心地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有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批判性的清理，将原始社会纳入了他们的历史框架之中，这样他们就可以进一步在理论上深刻地说明阶级社会的历史特征，并全面地阐述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手稿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草稿》就包含着这些基本认识。在这两组文稿中，马克思坚决地否定了某些人的做法，即试图把他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性描述变成关于所有国家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一般性理论。正如他在摘录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关于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时所做的那样，他在这两组文稿中也批判了那种从形式上对历史进行类比的做法。马克思以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条件为例，证明了坚持运用历史主义的研究原则的必要性。因此，马克思将“历史环境”这一范畴引进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术语。他在上面提到的几篇文稿中使用了“历史环境”这一范畴，借以概述各个时代的具体的国际发展条件，指出这些条件总是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对民族范围内的社会进程和现象产生影响。
马克思打算通过《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恳切地告诫俄国革命者，不要忽视具体的历史环境，机械地根据西欧的发展过程来判断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他建议俄国革命者实事求是地判断自1861年以来明显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马克思在概括他的思考结果时写道：“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31]恩格斯后来曾对此作过说明，他指出，马克思当时估计沙皇统治行将崩溃，因而间接地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32]马克思逝世以后，这封信才在俄国发表。恩格斯曾将它复制成3个副本。这封信对于俄国革命者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信中论述了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而“最重要的纲领性原理的解决”都以这个问题为转移。[33]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草稿》中，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及其在1861年改革之后可能出现的历史机遇作了专门研究。他将俄国公社置于阶级社会以前的土地公有制及其形式在世界历史上发展的整体联系之中。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就一般地指出了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排挤与公社被瓦解为小农的乡村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系。而马克思则从这种小土地劳动中发现了私人占有的源泉，从而也发现了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与社会平等的因素。他揭示了农业公社二重性的产生过程和其中包含的辩证法；正是在农业公社里，发生了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过渡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这一历史性演变。同时，他还着重强调了俄国农村公社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而可能获得的得天独厚的机遇，即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揭示了公有制解体的规律性，并将这一规律性同他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消亡的必然性一起置于历史循序演进的整体之中，这样，他就丰富了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