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册序言里指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4]后来，在《资本论》2、3卷的最初草稿中，他又描述了那种使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原有的统一发生破裂，并且必将在更高的层次上使这种统一重新恢复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在这些手稿中，他不仅着重指出，他的方法表明了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35]而且，他还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同地质层系的产生进行类比，认为在涉及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问题时，也同样“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36]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当马克思借助于内涵更广的形态概念，从世界史的角度对公有制从瓦解到以更高的形式重建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期时，他再一次进行了这种类比。他不仅用“古代的或原生的形态”来说明公有制社会的原始类型，而且也用这一概念来说明公有制社会的较高级的类型，从而将这种类型同“次生形态”区别开来，因为“次生形态”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类型。在这种分期中，原始社会与共产主义体现为含有不同阶段或发展层次的、具有深广内涵的形态类型。原始社会内部产生了阶级社会，而阶级社会的最高阶段又创造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共产主义这种形态的特征就“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37]这样一来，《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有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见解就从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这一角度得到了深化。马克思从这些认识出发，进一步在理论上探讨了恩格斯在1875年开始研究的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早在撰写《资本论》第1卷序言时，马克思就曾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社会如果“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那么，它“虽然不能跳过它的自然发展阶段，但是却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基于这一思想，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只有肃清向俄国农村公社袭来的破坏性影响，农村公社才能作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而发挥作用；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对这一观点作了阐述。至于俄国农村公社在哪些条件下，即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才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于1882年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用纲领性的语言对此作了如下说明：“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8]列宁接受了这一有关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的思想，并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加以运用，从而使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使它成了共产国际在战略上的指导思想。[39]在此期间，世界革命的进程多次证明了这一思想对于当代民族解放运动所具有的根本意义。在本卷中，《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是按照马克思的手稿依次排印的，稿本的正文经过了细致的校勘，并详尽地列出了各种版本的异同。
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对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他除了从事自然科学和哲学方面的研究之外，还对历史和语言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这两部博大精深的手稿就是这种研究的重要成果。恩格斯为《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制定的宏大计划以及他对欧根·杜林关于历史上经济与暴力关系的反历史观点所作的批驳，尤其是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各种要求，都促使恩格斯把以前开始的历史研究继续进行下去，并着手开辟新的领域。这种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古代历史和中世纪历史。恩格斯认为，为了在理论方面更好地适应阶级斗争的要求，为了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农村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有必要以所有制关系和历史转折关头的发展进程为主线，来阐述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描述了日耳曼氏族在民族大迁徙开始以前的历史概况。恩格斯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根据有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同时也借助于语言学，对日耳曼人的居住领域和氏族的情况，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机构的形成条件与表现形态作了概略的叙述。他重视文化史方面的情况，指出同罗马的贸易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说明罗马人的征服政策必然遭到失败。他同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针锋相对，描绘出了一幅不受条顿化与民族主义歪曲的日耳曼人的历史图景，而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赖以建立的基础。
在《法兰克时代》一文中，恩格斯探讨了封建社会初期的所有制关系和法律关系。正如在撰写《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时那样，他在撰述这部著作时也以有关的原始资料和专题著作为依据。他以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和卡罗林王朝时期土地关系的变革为出发点，指出这一变革不可避免地会使国家制度和人民制度出现种种变化，并导致这些制度的封建化。恩格斯证明，随着自主地演变成为商品，财产分配日益不均的状况就必然出现，于是，大地产以及与此相应的阶级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恩格斯论证了大土地占有者阶级和失去土地与自由的民众阶级形成的经济规律，揭示了政治杠杆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样，他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当时，以研究政治史为主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在关于中世纪皇帝政治的争论中分裂成了两个阵营，这种历史编纂学没有能够揭示出对于卡罗林王朝的崩溃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经济原因；而就在这时，恩格斯却对西欧封建主义的产生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这一说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封建主义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被证明是正确的结论。
在这两部手稿中，恩格斯运用了语言学、方言学和地名学，将它们作为研究历史的辅助学科。在《法兰克时代》的手稿中，恩格斯总结了他对“法兰克方言”的研究。在这一未完成的研究中，他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语言学，并且获得了许多新知识。与经院式的资产阶级日耳曼语言学的唯心主义方法论相反，恩格斯证明了部族历史和语言历史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论证了语言实际运用者的历史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地位。
本卷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思想方面和组织方面对各国工人政党和各国革命运动的直接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文章里不仅介绍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普及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批判地分析了统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丰富多样的创作与实践活动证明了：即使在第一国际解散之后，这两位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团结各国无产者”的作用也没有停止。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长的，“因为工人运动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40]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注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是因为它在1871年后实际上在欧洲工人运动中起着表率作用。正如恩格斯所强调指出的，主要是由于德国工人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德国工人“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41]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德国工人的理论意识，并且努力使他们继续保持这样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对于于1875年哥达合并党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进行了严厉的原则性的批判。然而他们的批判没有得到必要的和可能的考虑，所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在关于国家和联盟的问题上保留了机会主义观点。其后果已经在关于法国政治危机的争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以后对于革命的工人运动和现代共和国的关系问题倍加重视，关于这种共和国对工人阶级为争取政治权力而斗争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因为当时在莱比锡《前进报》上发表的文章完全曲解了民主共和国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意义，恩格斯参与了这场辩论。他指出，要看到资产阶级共和国不仅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典型形式，同时也是资产阶级统治瓦解的典型形式，据此威廉·李卜克内西写了一篇短评文章。此后不久，恩格斯在分析法国工人运动状况时，他自己也公开表明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看法。
恩格斯写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也间接地批判了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此文是恩格斯与普鲁士德国的****和波拿巴主义长期论战的继续。这篇讽刺性论文的主旨在于揭露普鲁士容克某些寄生的经济根源。
向拉萨尔主义妥协首先导致在党内复活旧的和萌生新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反对这种“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42]的腐败风气的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了党的革命领导力量。恩格斯以《反杜林论》这部被列宁称为“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43]为此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部著作反映了恩格斯为写作《自然辩证法》而进行的研究中所获得的认识，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特征，并从而卓有成效地解决了一个对于革命理论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任务。恩格斯通过总结到那时为止所获得的重要的革命理论的基本成果并进而作了重要的补充，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性。恩格斯在强调马克思在社会理论思想中所引起的革命的同时，在这篇论战文章的引论里首次分析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这两个伟大的理论发现的根本意义。他指出，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对于这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反对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论战中曾称之为“德国的科学社会主义”。[44]现在则开始用“现代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45]这些概念作为革命理论的专门术语。随后马克思本人也采纳了这个说法，并且将它跟“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46]一起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理论词语的同义词。这样就在概念上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划清了界限。
恩格斯后来，如在以后不久写成的传记文章《卡尔·马克思》里还一再提及马克思的这两个伟大的理论发现的意义。恩格斯将他的朋友的事业同革命的工人运动中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并从而间接指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连续性。在普及科学共产主义（这里称之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47]）的基本思想的同时，恩格斯还附带研究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新现象。资产阶级在解决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各种后果时所遇到的难题使恩格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能力继续领导生产和分配了。恩格斯在大约写作《反杜林论》中这一观点的同时，写了《卡尔·马克思》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联系这一观点写道：“统治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48]去建立新的社会。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作为历史上已经过时的阶级的特点的这些阐述，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里讨论过的一个思想，从而丰富了《资本论》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经济学上的论述。恩格斯几乎同时在《反杜林论》里也是这样写的，应该使工人群众认识到这个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49]恩格斯以《卡尔·马克思》这篇列宁给了高度评价的文章为以后关于马克思的所有科学的学术性传记作品的写作奠定了经典性的基础。
当时的德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且基于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工人运动不只是局限于中心城市，所以“向农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状况”便成了工人党最重要的任务。为适应这种需要，恩格斯写了《威廉·沃尔弗》这组系列文章。恩格斯在这一文中以沃尔弗的个人功绩为例，介绍了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经验教训，尤其是在反对农村的容克地主阶级和封建残余的斗争中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结成同盟方面的经验教训。恩格斯写的文章不仅在思想上起到发扬革命传统觉悟，继续与拉萨尔的教条作斗争的作用，而且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农村的鼓动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进而还对1877年帝国国会选举结果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