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巴枯宁主义分子企图盗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声望的时候，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建议下撰写了《意大利的情况》一文。恩格斯从介绍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政治和社会变动时期的形势出发，叙述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就的鼓舞下，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意大利联合会克服了巴枯宁主义者的影响而“同伟大的欧洲工人运动采取了共同的立场”[50]。恩格斯想借这篇文章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继续走政治斗争的道路。1881年恩格斯告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关于欧洲的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堡垒垮台的消息以供发表一事，表明恩格斯是何等清楚地认识到欧洲工人运动的决定性的趋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地关注着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随着这一斗争，“东方危机”看来标志着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51]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将有利于俄国的革命。他们认为，在俄国“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52]摧毁反革命的这个堡垒就会大大推进和加速欧洲的革命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东方危机”的看法和他们据此为各国工人党的政策所作的推断，都在他们给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些领导人的信件中表达得一清二楚。他们认为，工人报刊对东方问题研究和报道得太少了。[53]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努力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使他们在欧洲诸列强的政策这些复杂的问题上能辨明方向，作出对付俾斯麦外交政策抉择和在议会活动和新闻工作中坚持一条符合人民群众和平利益的对外政策路线。马克思提供给威廉·李卜克内西发表的有关基本指示，现以《论东方问题》为题收入本卷。另有一篇印在附录里还转载了威廉·布洛斯的文章《涅瓦河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这篇根据恩格斯的材料写成的文章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东方问题上形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怎样一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帮助。
正当俾斯麦在1878年夏准备清除他的反动政策最坚定不移的敌人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布赫尔先生》和《答布赫尔的“说明”》这两篇表态文章为谋求对社会民主党的国际声援作出了努力。他们在文章里揭露了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指出了国际形势中潜在的危险，即有人想把在1848—1849年革命中被摧毁的政治制度重新强加于德国人民的头上。
《通告信》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继续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反对俾斯麦的非常法和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获得了正确的方针。马克思和恩格斯郑重警告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们将“结束”一向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54]这一警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机会主义分子被击退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批评工人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而且也批评左倾宗派主义倾向。当约翰·莫斯特和美国当局之间的冲突有可能被利用来反对居住在美国的社会党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诬谄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给〈每日新闻〉编辑的信》对此作出了反应。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同当时流亡在英国的以革命传统的代言人自居的那些来自德国的前政治家和记者们进行论战。恩格斯的《关于卡尔·布林德》一文就是为了这一需要而写的。这篇评论布林德关于拿破仑在欧洲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那些神话的文章，本卷首次用原文发表。
尽管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经过多方努力在国外创办了一个革命的党的机关报，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并没有赞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直到1881年初，在报纸更换了编辑人员，而使报纸的“调子变得流利而且坚定”之后，[55]恩格斯才认为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文章的时机到了。伯恩斯坦于1881年1月底开始写作有关基督教十戒的系列文章。恩格斯为了支持他的计划，就“不许通奸”这个戒条写了一篇材料。在这篇首次用原文收入本卷的材料中，恩格斯讲述得饶有趣味。他想以此给伯恩斯坦指出一个既能讲述这第六个戒条，“而又不陷于庸俗道德说教的办法”。[56]然而伯恩斯坦并没有运用这篇材料写文章；相反卡尔·考茨基却把恩格斯的这些提示加工成一篇针对资产阶级虚伪的伦理道德的文章，题为《无产阶级状况剖析》。恩格斯也以《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反对德国统治集团在80年代初千方百计乞灵于基督教来挽救他们的社会。恩格斯在高度评价了布鲁诺在他那个时代作出宗教史方面的贡献的同时，还阐述了基督教是如何在奴隶制逐渐解体的条件下产生的和为什么“在荒漠”中，成千上万的预言家和宣教者那时创立了无数宗教上的新东西，但只有基督教的创始人获得了成功。[57]恩格斯揭示了宗教意识和宗教行为的社会根源，从而加深和具体说明了这样一个认识：人民群众只有推翻剥削社会，才能够摆脱宗教的精神奴役。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以新的科学启发。
恩格斯写的《布雷的牧师》一文可以说是他积极支持《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个重要证明。恩格斯以发表这篇文章来驳斥那些有关他和马克思与《社会民主党人报》之间关系出现问题的流言蜚语。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以嘲讽的笔法，不仅批驳了机会主义的观点，而且也剖析了俾斯麦毫无出路的政策。恩格斯当时忙于出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德文版的准备工作，为此他撰写了《马尔克》一文作为德文版的附录。同他在此之前所写的文章和反驳杜林观点的书一样，这次他又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支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澄清思想认识的过程，而且群众影响更大和更加深远。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创作中支援法国工人运动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跟法国工人阶级在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失败这段时期，作为本国的一种政治力量和“欧洲革命的先锋”[58]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相称的。在法国工人运动刚从反动派施与的可怕的血腥屠杀中恢复过来并在70年代末迎来它的新生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尽力帮助了以茹尔·盖得和保尔·法拉格为核心的最先进的力量，并且有力地支持他们在创建工人的社会主义群众性政党的道路上迈出最初几步。马克思为此作出了根本的贡献，他重新校订了《资本论》第1卷的法文版，并在1875年以前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188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具有直接的巨大影响，这本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的书，在很短时间内“在许多优秀的法国人的头脑中引起了真正的革命”。[59]
恩格斯在《对一页〈公社史〉的意见》（本卷首次用原文发表）这篇文章里表示，他和马克思一样有兴趣对巴黎公社的历史作细致的描绘，以使政治上重新参加运动的法国工人永远记住那些冲天的巴黎人的英勇行为，并谴责法国资产阶级背叛民族的行径。这篇《意见》证明恩格斯具有渊博的军事历史学知识，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篇文章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支持普罗斯佩·奥利维耶·利沙加勒将他于1876年发表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一书增订改写的唯一直接的证明。
在法国无产阶级进步力量有了自己出版的刊物，而且于1879年在马赛召开的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决定建立一个革命的工人党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强了对他们的帮助。恩格斯在准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付印的同时，又写作了《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一文。恩格斯把剖析俾斯麦反动的经济政策的根源和后果与间接批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存在的国家社会主义幻想结合起来。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那本小册子的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补充，所以不仅是写给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而且也是写给那些在评论德国铁路的国有化政策时显得依违不决的那些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们看的。恩格斯用比较方式叙述了德法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从而指出，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德国阶级兄弟的社会利益其实没有任何区别。这一结论对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发展尤其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是因为当时在法国工人和他们的领导中还有些人对德国人马克思及其学说抱着疑信参半的态度。此外，恩格斯这篇文章也有着特殊的理论价值，这是因为文章深入研究了当时刚刚开始了的预示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的经济发展。他借俾斯麦的关税保护政策和铁路国有政策这些事例，指出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开始被否定的种种苗头。
为了把法国工人党的澄清思想的过程进一步引向政治经济学方向，马克思同意将他与蒲鲁东论战的文章《哲学的贫困》在《平等报》上重新发表，并且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引言。马克思之所以认为重新发表这篇文章是适时的，原因就在于“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60]。这篇写于1847年的文章能使读者较为容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著作的基本思想。马克思承认蒲鲁东的作为，但是他强调指出，法国社会主义者有必要克服小资产阶级观念的影响，就是说，要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往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工人调查表》一文或许是想以特别的方式促进这个复杂的过程。这份文件的法译文曾得到广泛的流传，而它的英文原文在本卷中却是第一次发表。这份为进行调查统计而写的《调查表》可以用特有的方式帮助工人认识他们自身的处境，就是说，帮助他们把经济要求集中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来，如何使他们认识到坚强的工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和促使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形成。《调查表》使人们了解到法国工人重要的经济要求，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男女同工同酬、禁用童工、缩短青少年的工作时间、工会组织合法化等等。马克思的《调查表》对于同广泛蔓延的蒲鲁东的政治弃权论和互助论的斗争、同路易·勃朗关于“各阶级的劳动组织”的幻想、总之同不久以后所谓可能派所持的观点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促使形成“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作出的种种努力，在直接帮助起草“法国工人党纲领草案”中和他们对“法国工人党最低纲领（草案）”的影响中达到了顶点。马克思不仅积极影响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的制订，而且还支持保尔·拉法格宣传“纲领草案”基本思想的意图。本卷第一次完全用原文反映了马克思参与写作《法国工人党宣言草案》的情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意大利革命工人党的创建同样自始至终给予了支持，这一建党过程始于1876年上意大利联合会的成立。他们之所以赋予这个以米兰的《人民报》为自己喉舌的新组织以如此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代表着意大利产业工人并且能够遏止巴枯宁主义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有害影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恩格斯为《人民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使这个年轻的组织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形势，并向它介绍了先进的斗争经验，从而指明它所面临的任务。
在《关于一八七七年德国选举》这篇通讯里，恩格斯以实例论证了利用选举作为政治斗争和教育工人的手段的必要性。恩格斯之所以明确把矛头指向“主张放弃选举的先生们”[61]，显然是要加深政治上较为进步的工人们对巴枯宁的政治冷淡主义的怀疑。《英国农民要求参加国内政治斗争》和《英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和农村的集体主义运动》这两篇通讯使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对英国农业工人状况有了了解。英国农业工人是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被剥夺了权利的阶级，根据他们通过直接参与政治生活以求改变农村所有制关系的努力和统治阶级竭力对这场新的运动施加影响这两种情况，恩格斯间接地证明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
恩格斯在《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一文中扼要分析和论述了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和在发展中所遇到的一些特殊的问题。其中他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俄国的革命形势，并且指出这场可以预料的俄国人民革命对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场革命一旦开始，必将加深它自身的社会内容，彻底铲除欧洲反动势力的庞大后备军。“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恩格斯写道：“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62]鉴于意大利的工人运动遭到愈来愈甚的压制这个情况，恩格斯在《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一文中，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为例阐述俾斯麦是如何在无意之中为德国工人的革命教育帮了大忙的。在重申俄国的人民革命是一个信号这种国际影响的同时，恩格斯也研究了俄国革命者的斗争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一般地反对把个人恐怖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手段，但是承认它在特殊情况下是一种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俄国的革命者面对沙皇制度的野蛮暴行必须起来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