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有许多不同的材料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给英国和美国的工人运动以符合这两个国家条件的实情的指导所作的努力。由于英国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存在和斗争条件的特殊以及英国工人中固有的“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63]，还有因宗派主义导致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在群众中缺乏影响这些情况，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的工作遇到了异乎寻常的困难。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英美工人运动的政治实践的联系主要是他们与个别工人、政治家和记者之间的个人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这些人尽可能地去阐明工人运动的任务与目标，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促使群众在政治生活中同反动观点斗争。
马克思通过马耳特曼·巴里间接地与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进行论战，这是因为他们在1876—1877年间追随资产阶级自由派公开支持沙俄的巴尔干政策。在《格莱斯顿先生和俄国的阴谋》、《格莱斯顿先生》和《被撕下假面具的大鼓动家》这几篇文章里，英国自由派的对外政策遭受了严厉的抨击。也出于这个目的，马克思为凯斯·奥克莱里的演讲稿《论俄国对波兰的蹂躏》提供了关于沙俄在波兰推行高压政策的资料。马克思的《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是写给那些所谓的工人领袖的。马克思在这一文中以实例阐明了对第一国际历史的篡改必然导致对革命的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在与豪威耳先生所持的关于第一国际已经失败的观点的论争中，马克思指出了以下的事实：第一国际的革命传统已经被各国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继承了下来。从这点出发，马克思推出了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历史编纂学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即国际已从它“诞生的初期”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消除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对英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作出了许多努力，其中给伦敦的《劳动旗帜报》写的一系列文章占有突出的地位。恩格斯的这些文章是直接写给那些越来越不满现状的工人群众的，引导工人群众提出明确的、符合他们的实际利益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发表在《劳动旗帜报》上的这些文章是面向群众宣传社会主义的范例。恩格斯在文章中探讨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问题，介绍了欧洲大陆各工人党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它们的发展趋势。它们告诉人们应如何去分析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生产力发展给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所带来的后果，和如何去估价这个历史过程的前景。恩格斯回顾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党”即宪章运动的重要传统，并用理论上普遍理解的方式研究了美国工人运动中的主要现实问题。恩格斯从分析资本主义剥削的机制入手，进而指出：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因此，工人必须以“劳动资料——原料、工厂、机器归工人自己所有！”[64]这个口号来取代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一过去提出的要求。恩格斯在论述中自觉地和马克思在1865年提出的口号联系起来，接着他阐述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者的作用。在研讨工联的功绩和欠缺的时候，恩格斯详细论证了为什么单有工会组织还不能打破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的原因。其主要根据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斗争的特点，所以工人只有建立自己的政党才能进行这场必不可少的夺取政权的斗争。恩格斯并不隐瞒这样的观点：让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代表工人阶级，这对于欧洲组织得最好的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光彩的。所以他在指示运用已经存在的普选权时呼吁说：“利用已经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力量，利用他们在帝国各大城市中实际拥有的多数，把自己队伍中的人派到议会里去。”恩格斯在阐明英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手段和可能性之后，他又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富有成效的斗争上来。他提醒道，英国资产阶级报纸之所以对俾斯麦的高压政策讳莫如深，是因为他们拥护自己的政府在爱尔兰的暴行。最后恩格斯转而论述英国资产阶级在生产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分析它的历史过时性出发，恩格斯在他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里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在英国不仅已成为多余，而且已经变得没有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生产体系了”。
《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这组文章表明1877—1878年的美国工人运动逐渐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注意。因为1877年夏的美国铁路工人罢工斗争似乎“成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的起点”[65]。恩格斯写这些文章是为了支持第一国际的拥护者。面对拉萨尔主义分子，他们当时在成立于1876年的“北美工人党”内正处于困境。这些文章在内容上与恩格斯为《人民报》写的两篇通讯有着紧密的联系。与此相联系，恩格斯在《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这组文章里，逐一分析了第一国际解散之后欧洲各国革命工人运动的状况和发展趋势。他在文章的开头指出各国工人运动实际上已经恢复统一，接着报道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877年帝国国会选举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这一成就足以显示工人的政治斗争的重要性。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进步的各种条件中，恩格斯着重指出德国工人运动的一大优点，这就是“工会组织同政治组织齐心协力地工作”。[66]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的紧密合作对于各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通过工会的工作把越来越多的工人吸引到政治运动中来；另一方面，党领导的政治行动能够使各个分散的工会组织联合起来并给予支持。恩格斯以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为例，阐明了工人没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报刊和集会可能，就必然沦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他们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有着最为有利的立足点。
恩格斯也较为详细地研究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他认为，那个国家所发生的事件不仅对本国，而且在国际上都具有极大的意义。在剖析1861年改革的本质时，恩格斯阐述了这场改革的结果如何不可避免地导致人民起来革命和导致沙皇政府与土耳其之间爆发战争。恩格斯看到，这场战争的结局为全欧战争以及俄国国内政治形势尖锐化创造了条件。他断言，日趋成熟的俄国革命势必导致欧洲发生根本变化，因此它将被看成是“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大大迈进了一步”而首先受到各国工人群众的欢迎。
鉴于美国社会党人中出现的宗派主义倾向，恩格斯在他的文章中说明了巴枯宁主义分子宣扬的政治冷淡主义的破产和他们在行动上的冒险性质。通过详细的概述，恩格斯证明宗派活动在工人运动中已经过时，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在第一国际精神的指导下正在发展壮大。恩格斯强调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那些从运动的实际需要中产生的行动计划在基本特点上是相同的，从而保证了目标一致和保证为达到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这一共同目标所采取的方法的总的一致。恩格斯在阐述了1877年欧洲工人运动的形势以后总结说：“在欧洲各地，不论什么地方，工人运动都不仅在顺利地发展，而且在迅速地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处处的精神都是同样的。完全的思想一致恢复了，而同时，在各国工人之间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的经常的和定期的联系正在建立起来。”[67]
马克思在接受《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太阳报》的采访时，利用这种特殊的形式，向美国公众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传播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批判反动的政策和意识形态。
收进本卷的文章使读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5—1883年间对俄国和波兰两国的历史和政治发展的强烈兴趣有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了解。这些文章不仅反映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和这个制度在本国和欧洲所扮演的反动角色，而且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和俄国与波兰的革命者保持积极联系的见证。准备参加这场普遍的世纪运动的俄国在70年代中期就对社会主义者具有特殊意义。早在1861年的俄国改革以前，马克思就已经指出，这种废除农奴制引起的社会发展必然导致俄国历史上“第二个转折点”的到来。根据对俄国社会关系的深入分析更使马克思恩格斯确信，在那片广阔的国土上正孕育着一场革命。他们认为，这场革命将不仅成为俄国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而且也是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新的一个转折点。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俄国诞生了“具有前所未闻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毅力的从事运动的党”，[68]它需要特别的帮助与支持。这个“从事运动的党”在1876年“土地和自由社”产生之后有了自己的中央组织。然而，在它的内部，关于所致力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和目标，存在着深刻的意见分歧。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俄国注定必然要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它有无可能选择一条特殊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马克思在1877年就放弃公开参加这场辩论的打算。后来在1881年，他应俄国革命者请求，才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阐述了他自己对这一根本问题的立场。马克思在这封信的几个草稿里所写的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的理论探讨的扼要概括。马克思在信中以浅显的形式概括了他自己对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特点和对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意义等问题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