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哲学自然观非常丰富，亦非常复杂。大略地说，有汉初的黄老之学，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淮南子》的阴阳元气说，《太玄》的象数说，《白虎通》和纬书的谶纬之说，王充《论衡》的自然观，以及张衡的思想、王符的《潜夫论》等。但我认为内在线索有二，一为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神秘主义，一为以老庄、荀子为主的自然主义。故本章主要从考察董仲舒和王充两个哲学家的个案入手，对汉代哲学自然观作一概述。
一
顾颉刚先生说：“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24]这一说法可以说是抓住了汉代学术的一个根本。汉代人把阴阳五行运用在哲学上，董仲舒则是最典型的代表。
董仲舒，约生于公元前179年，即汉文帝元年，死于公元前104年，即汉武帝太初元年。《汉书·董仲舒传》言其“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阴阳五行说在战国时期即颇为流行。[25]按照刘向的说法：“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就是说，他们既从事天文历象和关于耕种农时一类的科学活动，也与祭祀鬼神活动有关。在今天所见的材料中，用五行之理来解释人类活动和自然现象的，影响较大的最早应是《管子》。《管子》中的《四时》、《五行》、《幼官》等篇章，将一切天文地象和人事活动，都纳入五行相生的系统中，要求统治者的行为要与五行相生之理相应。此外还有邹衍的五德说，即每个朝代都与五行中的一行相应，并按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都有兴盛和衰落。董仲舒则是集阴阳五行之大成者，提出系统的“天人感应”理论。他的《春秋繁露》仅“五行”一词见于篇目者，就有《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等九篇之多。
冯友兰先生说：“董仲舒吸取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的思想，虚构了一个世界图式，以说明他所认为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秩序及其变化的规律。照这个图式，宇宙是一个有机的结构；天与地是这个结构的轮廓；五行是这个结构的间架；阴阳是运行于这个间架中的两种势力。从空间方面想象，木居东方，火居南方，金居西方，水居北方，土居中央。这五种势力，好像是一种‘天柱地维’，支持着整个的宇宙。从时间方面想象，五行中的四行，各主一年四时中的一时之气：木主春气，火主夏气，金主秋气，水主冬气。‘土者，天地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之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五行之义》）。”[26]我基本上赞同冯先生的描述。
董仲舒认为：“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27]（《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这里的“十端”，既不能看做是元素，又不能看做是范畴，应该是宇宙的基本构成，或者叫基质。合起来之“天”不但是宇宙，而且还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
天执其道为万物主……（《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汉书·董仲舒传》）
天是有意志的，这个意志首先体现在阴阳和五行之气上。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这种阴阳之气，充满宇宙。“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从阴阳与万物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的天意：“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汉书·董仲舒传》）而我们也能从阴阳五行来了解天的意志：“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然而，实际上，董仲舒所关注的中心是人。他说：“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起于天，至于人而毕。毕之外谓之物，物者，投所贵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故其治乱之故，动静顺逆之气，乃损益阴阳之化，而摇荡四海之内。”[28]（《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天是万物的主宰，人是万物中居特殊地位之最贵重者。天与人的关系构成了高于其他关系之上的一种关系。他的全部学说，都在试图论述、证明这种关系。
在董仲舒看来，天与人的内在结构是相同的：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
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人身就是天的副本。比如说：“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一年是三百六十六日，因此人体就有三百六十六个骨节；每年十二个月，人体就有十二个大的骨节。另外，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昼夜，人有醒眠。这种对于人的看法，基本上是不符合今天对于人的科学认识的。不仅如此，董仲舒还认为，人的内在情感、意志，也与天相符：
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夏秋冬之类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身之有性情也，若天地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就是说，人的一切，从物质的肉体到精神的存在，都是天的副本。这就更加牵强附会了。自然的春夏秋冬，与人之喜怒哀乐之间，本质上不会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所以，在这个比附下，人对自身的认识，则基本上是一种近乎天真的妄断。不仅如此，董仲舒还给关于人的一些伦理规范找到了一个宇宙论的根源和基础。像仁、义这些人的道德品质，都是与天相关的：
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又）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同时，人类的社会制度、结构、伦理关系、秩序，都是与天同构的：“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秋繁露·基义》）“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主人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五行对》）“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就是说，五行相生的顺序，体现了君臣、父子、夫妇等所有的社会关系。
在这个严密的天人结构中，顺命者昌，逆命者凶。因此，董仲舒提出，必须依照天理对人欲进行调整：“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汉书·董仲舒传》）人的情感和欲望必须与天理相合，才能顺命安生。
在董仲舒竭力论证“人副天数”（天按照天自己的结构来创造人）和“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按照自己的结构来安排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观念亦可以反过来说，即天的结构，或者说整个自然界，都具有人的本质特征。这里实质上存在着一个循环圈：人比附自然（天），自然（天）也比附人。所以，冯友兰先生说：“在董仲舒看来，人是宇宙的缩影，是一个小宇宙。反过来也可以说，宇宙是人的放大，是一个‘大人’。他实际上是把自然拟人化了，把人的各种属性，特别是精神方面的属性，强加于自然界，倒转过来再把人说成是自然的摹本。”[29]这个论断是十分准确的。譬如，董仲舒说：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衰气也，故藏。（《春秋繁露·阴阳义》）
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这里的自然，完全是以人对自身的比照来想象的。天也“与人相副”，是一个放大的“大人”。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成了人的对应物。故自然界的一些现象，变成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感应，也就非常自然，非常合理了。
物类相感是一种自然的感应，这是早期阴阳五行家的思想。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家认为，凡同类的东西，是可以互相感应的。董仲舒亦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说：“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物故以类相召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那么，既然天人同类，所以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故“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董仲舒认为，天人感应，主要是天对人君、王者所作所为的反应。这一思想早在《尚书·洪范》中就有明确表述：“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宋代蔡沈注曰：“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参五行，天人合矣。”[30]“五事”即人君的貌、言、视、听、思五种行动。这五种行动，如有不当，就会引起五行的变化，表现为四季的失常。而董仲舒则更详细地讲“五事”和五行相感应的关系。他说：“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俗习，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时而当，则岁美；不时而妄，则岁恶。天地人主一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他认为四时运行不当则岁凶；人君喜怒赏罚不当则世乱。“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暑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尤其是赏罚，所以，大自然的太平与社会生活的盛世，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都是一致的：“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僻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董仲舒还把这一观点联系到孔子，认为这也是“春秋笔法”。他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春秋繁露·玉杯》）比如，地震、山崩、彗星等现象，“《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徵”（《春秋繁露·王道》）。[31]
在董仲舒看来，天与人的感应，从表面看是自然无痕迹的，但却有一种内在的互动，就像弹琴一样：“故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像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祥瑞，是社会昌盛兴旺所造成的感应。比如：“周将兴之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32]所以，一些自然的特殊现象，就成了对人君的褒奖或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