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所治学，早年为古典文学和文学思想史，特别对《红楼梦》与明清文学思潮用力较多。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也曾涉猎，出版过几种论著。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入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引领我“出文入史”的是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三位学术大师。读他们的书，如醉如痴，足以忘我，结果自己不想写文章了。于是编纂了一套《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收晚清民国以还现代学者的著作四十四家、三十五卷、两千多万字，1997年出版，历时七年时光。好处是使我有机会系统接触现代学术的谱系，王、陈、钱之外的其他学者，也成了我熟悉的前辈老师。此处“老师”一词，我用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之典意。他们为我打开的学问世界，广阔无垠而又绚丽多彩，不禁为之流连忘返。1996年出版的《传统的误读》，2004年出版的《学术思想与人物》，200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可视为此一方面研究的一个结点。而2005年出版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不妨视作由文学研究进入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过渡。
我重点研究的中国现代学术的个案是王国维、陈寅恪和马一浮。研陈的书，2012年出版了《陈宝箴和湖南新政》，2014年出版了《陈寅恪的学说》，2017年还将出版另一研陈专著《陈寅恪论稿》。研究马一浮的专书《马一浮与国学》，已于201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王国维，我是和陈寅恪一起研究的，将来或合稿成书。遗憾的是，研究钱锺书的书，长期未能著笔。直到去年年中，才有机缘写完了《钱锺书的学问方式》和《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异同》两文，刊于《中华读书报》，算是还了一点学术的宿债。我研钱所下的功夫，可是不少，单是笔记就有好几册。主要是研陈研马花了太多的时间。而近年我的学术又有了新的转向。马一浮先生带领我进入到宋学，又返归到“六经”。如今我正在“六艺之学”和先秦诸子里打转呢。国学的义涵及缘起与流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如何在今天发用，是近年着力研究的课题，意在溯源接榫，为当代社会文化价值的建构寻找传统资源。
故本书所收文字，第一卷为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的专题文章，尽量选取研究题旨和角度的不同侧面，以示区别与联系。有老辈称，我的研陈是“王陈并治”，可谓知我者之言。不过我研陈是连通其家学渊源一起研究的，亦即将陈学和义宁之学连类并观，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同样是我感会探究的学术对象。本书所收的《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晚清胜流》这篇文字，可作为此一题义的代表。此稿近三万言，往昔曾以节稿的方式刊于《中国学术》，全文收书，这是第一次。王、陈之间，吴宓是不可忽视的人物，他具有能将王、陈、钱连为一体的学术法力和历史过节。《王国维、陈寅恪与吴宓》一文，可以看到他们之间许多有趣的学问故事。其余诸篇，就不赘述了。唯此卷的第六篇《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是新近写就，2016年9月14日《中华读书报》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全文刊载，为该报二十年所仅见之特例。此篇固是我研究陈寅恪学术思想的比较重要的文章，对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的思想流变而言，从中亦可窥知，寅老不仅为我们立下一个解读“大事因缘”的思想纲领，也给了我们能够开启其秘藏妙谛的一把智慧的锁钥。
本书第二卷以马一浮为主，连带研究熊十力、钱锺书、张舜徽等其他学者的文字，以及关于中国现代学术的思想通论和专论。新写的研究钱锺书的文章，两篇合而为一，统以《钱锺书的学问方式》出之。通论部分则以《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为代表。最初《要略》一文是我为《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撰写的总序，曾以四个整版分两次连载于1997年的《中华读书报》，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但直到三联书店出版专书之前，此文我从来未收过书。此次入选，只是正文部分的十二章，相关附件未予收录。本书第六卷的《我的一次学术历险》，对此文的撰写背景和前后经过，有详明的叙说，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文化托命与现代学术传统》写于1991年，初刊于《中国文化》1992年春季号，是我研究现代学术思想较早的一篇专论。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写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我的题旨的灵感，盖得自于此。20世纪的大师巨子，其生平志业本身，无不具有文化托命的担负，但实现自身的安身立命，又显得困难重重。我试图寻找其中的线索和缘由。《大师与传统》则是2007年12月15日，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一次演讲的文字稿，2008年2月24日经由《文汇报》全文刊载。《学兼四部的国学大师》，是当张舜徽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应《光明日报》国学版之约而写，刊于2011年6月20日的《光明日报》。但此篇绝非匆促的应制之文，而是多年研究的明学会心之作。张先生晚年与我有诸多通信，他是我所推许的章太炎、黄季刚、钱宾四之后，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
第三卷是传统文化与国学，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在今天可能有的意义，这是我近年一直关注的课题。中国自周秦以来，或者换一个更容易为学界认可的说法，自秦汉以来，就建立了以长治久安为目标的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体系完整，纲纪分明，文教发达，人事旺盛。虽中经丧乱，内忧外患，改朝换代，但主流根脉，未遑动摇。社会本身似乎有一种稳定的内在调节机制。我想这与民间社会广大深厚不无关系。所谓“礼失，求诸野”，圣人之言，自有无穷消息。农民起义所造成的改朝换代，实际上充当了这一社会形态自我完善的调节器。而由边族觊觎中原而引起的华夷之辨和华夷之变，又每以用夏变夷来收场，不自觉地扮演起从外部调节社会机制的角色。这一社会形态，已往的教科书和学者著述，统以“封建社会”称之，显然是受了外域的“社会五阶段论”的理论模式的影响。如今看来，用“封建社会”指称周秦以来或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是殊为不伦的削足适履的做法，应予更止。我近二三十年的写作著论，当涉及相关历史时间段的时候，一般都用“传统社会”代之。其实“传统社会”一词，仍嫌笼统，如果分段为说，则称殷周为王制社会，秦汉至清为帝制社会，也许不失允当。
收入此第三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价值取向》、《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属于研究我国思想文化流变的专题著论，文化反思的意味至为明显。《当代中国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两文，都是以传统如何在当代发用为宗旨，前者首发2010年3月25日《光明日报》，两版篇幅；后者是2011年9月6日，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六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言的文字稿，载于《光明日报》和香港《国学新视野》等报刊。《狂者精神》写于2010年，《读书》杂志连载于当年的三、四、七期，是写得痛快畅心的一篇文字。至于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我认为两者是不同的概念，既不能混同，又不能互代。国学的内涵，要以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六经”为主导，而以小学为进阶，辅之以公民的国学教育。青少年进入国学，则以《论语》、《孟子》为入门途径，由浅及深，日积月累，必获成效。学习国学从《论语》开始，是我的结论，也是我的主张。国学只有和民众相关才有生命力，是我近期的一次演讲，对此题义我深信不疑。因为国学归根结底是中国人自己的经典价值系统，其化而成为现代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毋庸说自是顺理成章之事。这样一来，国学与文史哲各科门的关系，也可以避免扞格而坐收两全之美。北大国学门成立于1922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都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原因何在？此无他，不过是北大、清华两学府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各自的文史哲三院已经建设得科目齐全，实力雄厚，不需要另立所谓“国学”，与之混淆不清。此义《论国学》、《国学辨义》两长文作了深入的考论。直至今天，各大学的国学院如果不以经学、小学和国学教育为立院的学科基石，仍然无法解决与文史哲三院的科际关系。我的关于国学的论旨要义，大体上尽在此卷中矣。《如何评价儒家学说的历史地位》是不久前新写，载2016年1月18日《光明日报》。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儒学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题义，一并收入，以明笔者的思想取向和学术立场。
第四卷是古典文学和思想文化史研究。《为生民立命》一文，专门论述宋代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教”，并兼及对清学和宋学的关系的探讨，首载2008年9月3日《中华读书报》。《“竹柏春深护讲筵”——白鹿洞书院访学记》，则着意复现了朱子和白鹿洞书院的关系，从中可约略窥见我国的书院传统及其艰辛的历程。原载2009年8月9日《文汇报》，因事涉宋学，故置于本卷使之与关学巨子为伴。《唐朝的气象》，是我为研究生开的“中国文化史导论”课的一讲，经整理重写，曾发表于《人民政协报》。《汉译佛典与中国的文章体制》，是我早年钟情的研究领域——文学思想史的题义，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为论述中心。盖平生雅好《文心》一书，此为心得之一。《汤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角色意义》，系1992年出席在德国召开的“纪念汤若望40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一篇以明清鼎革为背景的异域宗教人物的专论，写得自己感到了喜欢。《史华慈：最后发表的思想》，是1999年在哈佛大学与史华慈教授访谈对话的改写稿，曾在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尔后上海《社会科学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全文刊载。置于此卷庶几可与汤若望一篇稍作呼应。红学的文章，过去成书者，一律不选，只以晚近写的《〈牡丹亭〉与〈红楼梦〉》和《陈寅恪与〈红楼梦〉》两篇别一角度的涉红文作为代表。此两文的写作均有故事，此处不遑多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