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多说几句的，是《社会变革中的文化制衡——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另一种反省》这篇文章。竣稿时间为1989年年初，是为当年5月在香山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准备的论文，1990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杂志。早已忘记了有此一文，最近无意中发现并通读一过，不禁为之感叹。只有当时的文化语境下，才有如此酣畅的学理论说。万言之作，竟如一气呵成。而文章旨趣，则与我写于同年的《中国文化》创刊词一脉相承。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社会变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同时遇到的问题也多到不知凡几。我看到了问题背后的文化限制。所以提出了“文化制衡”的概念。文章开头的第一句就写道：“社会变革需要有先进思想的导引，同时也需要常态的文化制衡。”而且对“文化秩序”一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给出了自己的理解：“社会是个有机体，它在常规运行中，自然会累积自己的文明，从而形成文化秩序。文明的累积，借助于同时也产生着人类的理性和集体智慧。这种理性和集体智慧的平均值，是一个社会成熟与健全的标志。因此社会依其成熟与健全的程度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段落；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社会形态，具有各自相同或相异的文化秩序。”并试图为文化秩序下一个定义，故接下去写道：“我所说的文化秩序，是指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准相联系的人类行为的规则链，特别是社会成员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和普遍的理性水平是文化秩序的重要标志。因此它直接涉及全民教育和法制建设，这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秩序正常与否的必要条件。文化秩序系由传统累积而成。国家意志在文化秩序面前也要屈尊以降。事实上，国家与法只有与文化秩序相适应，才能保证该社会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我的意思，文化秩序一是与传统有关，二是与法制有关，三是需要有理性精神的渗透。“人固然创造文化，文化也制约着人类”，是文章一再阐释的题旨。诠察二十七年过后我国今天的社会与文化，如果认为该文所阐释的题旨尚属没有过时，应该不算是自是溢美之言。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只不过人类太自信了，难免有时执着于社会变革，却不承认或者忽略了文化秩序对社会变革的制衡作用。”今天看来此言尤值得警醒。
第五卷的文字，《敬义论》、《立诚篇》、《论和同》均为新写，是我研究“六经”的价值伦理系列文章的一部分。《敬义论》是此组文章的领题，《北京大学学报》于2016年第3期以特稿的形式刊载，文长三万言。“敬”是我近年一再深究的价值理念，曾多次撰文，反复阐释其义理内涵。并提出“敬”这个价值理念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此篇《敬义论》是为第一次系统论述，遍引《易》理经纶，探河穷源，辨明流变，整合义理，重构统绪，可以说初步完成了敬义的学理论说。“敬”与“诚”相连接，如果无诚，便不会有敬。诚是自然而然如此，敬是无论如何必须如此。故大程子明道先生说：“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敬义论》既竣稿，则《立诚篇》必须踵武而随之，一万二千言，刊于2016年9月2日《中国文化报》。《易·乾卦·文言》写道：“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我认为此两句可以概括人生志业的全部要义。盖匆促人生，无非“进德修业”四字。而令此德此业臻于至境，全赖“忠信”、“立诚”的不朽箴铭。“和同”也是我集中关注的核心价值理念，近年相关文章多有，但系统论述当首推此篇《论和同》，载《文史哲》2016年第3期，文长两万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是为关乎中国人立身行事准则的大判断。《易》之“同人”一卦，层层为说，反复演绎此理，力主“与人和同”。这让我不胜惊喜。盖《易经》一书，不愧人类进德修业之渊薮，文明观念之理窟也。
《将无同——文化融合是人类未来的大趋势》，与《论和同》为时空措置的不同体位的观照。在同一时空，应与人和同；展望未来，则无外乎“将无同”三字。魏晋清谈主要围绕“名教”与“自然”的题旨展开，哲学层面则是关于宇宙世界的“有”和“无”的问题。名流们为此口若悬河，争论得无法休止。但到了下一代，情况发生改变。《晋书》记载，阮籍的从侄孙阮瞻，一次拜见当时已经位至“三公”的王戎。王戎问这位年轻人：“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阮瞻回答说：“将无同。”当时圈内人士称阮瞻的回答为“三语掾”。“将无”是不含实义的语助词，“将无同”就是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同”。2010年10月，中美文化论坛在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最后一次圆桌会议，我应邀代表中方学者发言，讲了文化的“异同”这个话题，提出对话应该成为人类的生活准则。这个题旨恰好可以和《论和同》、《将无同》两文相呼应。宋儒张载的哲学四句教：“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是我尊仰的哲学命题。窃以为人类未来走向何所，实与对此一命题的理解有关。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此一命题最精要的概括。一个是“君子和而不同”，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个哲学命题，已经给出了人类麻烦的解决之道。“和而不同”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面对这个世界的本有的原则。我一向的观点，人类的“同”终归是主要的，不同只是文化的差异，即“化迹的不同”。王国维强调的“学问之事，本无中西”，陈寅恪力主的“文化高于种族”，均可归之于《易》之一语：“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甚至陈三立叙述陈宝箴的行事：“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也可以看作是此一理念的遗绪。只不过人类的良知为世间的利欲力势所汩没，正所谓“利令智昏”，而今亟待去魅“复性”，恢复人之为人的本然之知和本然之善。
《21世纪的挑战：亚洲价值的反省》，是1998年9月中日韩三国学者汉城（今首尔）文化论坛上，我报告之论文，其题义与此卷的内容多有吻合。评议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和《走出中世纪二集》一文，不仅评书，亦关评人，将其论域、学思、文风、胆识、意气，囊括入于一炉。对马一浮和儒家思想的不同观点，亦绝不模棱两是，而行文立义又充满了解之同情。文章在《中华读书报》发表后曾寄请维铮阅正，电话中他一片喜悦。我和维铮算得上“不同”而能相“和”的一个例证。第六卷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的后记，也曾叙及和维铮的交往过节，我称他为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关于汤一介先生的《学术所寄之人》，是在他生前写的。我引王国维的名言：“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汤先生、朱维铮先生，自然都称得上当代中国的“学术所寄之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是我的一次演讲提纲，原刊2002年《文汇报》，《新华文摘》曾予转载。文中所谈的偏于己身为学经验的十二个问题，也许可略供好学深思者参酌。
最后是第六卷的一组文字，为序跋之属，这里也略作说明。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先后创办了两种学术刊物，一为《中国文化》，一为《世界汉学》。《中国文化》迄今已二十有八年，至今还在有兴味地办。《世界汉学》只出版四期，因资金不济而停刊了。我办刊物的宗趣与我的为学是一致的，因此特将两刊的创刊致辞附载于此。《中国文化》创刊词写于1988年，当时就提出：“为学之道，尚同比求异更重要而且深刻得多。”并引钱锺书先生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作为证词。《世界汉学》发刊寄语陈述的我的学术目标是：“祈望以汉语的方式构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构建国际汉学研究的学术桥梁，为实现人类在21世纪的梦想稍尽绵薄。”可见笔者为学之理念不无前后相承相续的一贯性。《我的一次学术历险》，是为三联版《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的后记，《切问而近思》是中华版《刘梦溪学术访谈录》的题序，有人物，有故事，可见出我为学为文的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心路过程。
2015年，我的《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一书的韩文版出版了，应译者韩惠京教授之邀，写了一篇序言，文字不长，却相当于一篇独立的专题论文，以《孔子为何寄望狂狷》为题，首刊于2015年3月30日《光明日报》。刚好我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也有了发行韩文版的机会，按译者要求需要有著者写的卷前致语。没有想到，竟写了这篇万余言的《大观园里和大观园外》，俨然成为一篇新的研《红》论文，只好作为书前导言置于韩文版《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的卷首了。此文曾刊于2015年第7期《读书》杂志，据接近红学圈的朋友讲，口碑似乎尚称不恶。《20世纪学人的独标与秀出》是去年商务版《现代学人的信仰》的题记，内容应属于第二卷的范围，因系序跋之属，只好请其在这里与同侪为伴。全书殿后的《季羡林先生九十寿序》，是一篇值得我个人特殊记忆的文字。季先生有恩于我，因此当2000年他九十华诞的时候，我一口气写成此文，用的是文言。初稿尝送请吴小如先生润正。因季先生字希逋，小如先生建议循旧例文题宜改为《季希逋先生九十寿序》。但考虑到季先生名羡林字希逋的今典，恐怕只有北大极少的几位老辈知晓，我说可否依今习仍直接以名称。他沉吟良久，雅不情愿地同意了我的固执之见。此篇虽以寿序名，实为叙论百年以还现代学术流变文字的一种别体。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在2015年年初，已经出版了我的《将无同——现代学术与文化展望》一书，是为我所在研究机构的学术文库之一种。但出版社和我个人都意犹未尽。因为文库的方式有自身的局限，不易为知书好学之士所关注。于是商定在原书的基础上，另出我们更加满意的单行文本。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商酌在四，七易其稿，终于编定了这部以《学术与传统》名书的学术论著选编。盖我的研究，依题义言，无外乎学术、思想和人物；就研治范围言，亦未逾于学术与传统之外。学术，是我的志之所钟；传统，是我的心之所系。《将无同》收文30篇，厘为五卷；现在的《学术与传统》，共六卷，54篇。规模体量后者比前者增加了倍半有奇。更主要是补入了一些不同时间段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学术厚度和论述的系统性有所提升。没有明确的选例或凡例，要以不因时间的推移而减少题义的价值，而又能稍有学问之滋味者，为入选的心理标准。我为学不专主一家，好古而不泥古。与古人为伍，是我穿越千古，进入他们的文化环境。和古人对话，是请他们屈尊降临到我的身旁，在今日的语境下和他们畅论义理哲思。初无选入这么多文字之想，时代书局主人的以学问为宗极的专业精神和通怀雅量，使得我能够因缘入于孟子的“学问之道，求其放心而已”之与吾心所同然者之境。
著论文字的多寡不关学问本身，只不过透过广阔一些的题域世界，更能见出著者为学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古贤往圣的范本展布在那里，20世纪现代学术大师的标杆立在那里，我辈后学，何敢自是。陈寅恪先生的诗句有言：“吾侪所学关天意。”信斯言也。寅老又说： “文章存佚关兴废。”则吾岂敢。
2016年7月20日序于东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