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学术与传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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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王国维思想学行传论(1)

第一卷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其学术性质和研究方法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是王国维之后学术创获最丰盈的学者,既是大史学家,又是大思想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毕生秉持的学术精神。他对中国学术有一重要假设,即认为汉以后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逐渐转移到家族。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换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承,家族是一重要渠道,其出自学养厚积的家族的人物,才性与德传必有最大限度的融合。

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农历十月二十九(公历12月3日)出生于海宁州城之双仁巷自宅。先生先世籍河南开封,远祖王光祖《宋史》有传,因征御北方边族有功,被封为泾原河东定州路副总管。光祖子王禀,忠义勇武,战功卓著。《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王禀性质沈雄,智谋深静,便弓剑之习,负劲气于山西,贯韬钤之奇,走雄名于塞北,久率戎伍,夙著战功。”而靖康元年九月初三日,已被金兵围困二百多天的太原眼看就要陷落之时,王禀率部巷战,身被数十创,还到城里庙中背负太宗的塑像,与其子之全家跳汾河自尽。后高宗南渡,追封禀为安化郡王,赐谥“忠壮”(1)。这是王氏家族史上最辉煌的一幕。

明代中期以后,王氏家族开始中落。而此前在元代,已经成为“世为农商”的家庭。王禀之后凡三十四传,至先生父王乃誉。乃誉事商贾,而喜书画篆刻,淡名利,富收藏。先此,曾一度充任江苏溧阳县的幕僚,但四十岁以后便家居不再复出。(2)尝作《游目录》十卷,诗集二卷,家藏未行世。静安先生深受其父之影响,如同异母弟王国华所说:“先兄一生淡名利,寡言笑,笃志坟典,一本天性,而弱冠内外,其有承于先君子者尤众。”(3)先生母凌氏,当其四岁尚不能完整记忆时亡故,后由祖姑母和叔祖母抚养;越五年,王乃誉续娶,则与继母生活在一起。先生对继母叶氏甚敬畏,即使与少年友人冶游聚会,也总是守时归家,不敢延宕致使继母失欢。先生之寡言忧郁之性格,实童年生活境遇所使然。

先生七岁入私塾就读,颇习诗文时艺。王乃誉家居后,以“课子自娱”,要求尤其严格,几易塾师,犹不惬意。但先生雅好诗词,十五岁已代父作挽诗。十六岁参加岁试,以第三十二名入州学。翌年,赴杭州应乡试,不终场而归。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震动朝野,先生亦深为所动,遂开始向往新学。但由于家境贫寒,没有条件出国留学。其自述有云:“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4)1896年夏天,先生开始担任城内一沈姓家之塾师。同年,与同邑出身商人家庭的莫氏女结婚。次年,再赴杭州应乡试,又不中。从此弃绝举业,绝意仕途。尝与同乡张英甫等计划创办海宁师范学堂,因款项无着未果。虽然,先生之笃志于学及热心教育之抱负于此可见一斑。

1898年这一年是先生人生的转折点。新正伊始,就离别妻室,来到上海,到《时务报》馆担任书记及校对的职务。不过不是正式应聘,而是因供职于《时务报》馆的同乡举人许默斋返乡处理事务,暂作为代理,无非校对、抄写之类,实际地位相当之低。《时务报》是维新派的重要舆论园地,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所创办,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曾任主笔。而是年三月,罗振玉创办的日语专科学校东文学社开学,王国维经报馆同意每天下午前往学习三个小时,因得以结识罗振玉。从此先生一生之命运便与罗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罗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1866年生,比王国维长十二岁。早年亦致力于欧西新学的介绍,并热心教育,曾创办《农学报》,组织农学会;与张之洞关系密切,担任过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学堂总督。精于小学、金石、甲骨之学,是现代学术史上有影响的古文字、古器物学者。大内档案得以保存,罗氏与有功焉。(5)罗氏政治上的保守立场,使得当时后世颇遭疵议;但对其治甲骨文字和古器物的成绩,文史学界鲜有异词。罗、王相知,起因是王国维在东文学社一个同学的扇面上题写的一首《咏史》诗: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

罗氏看到大为激赏,叹为异才,于是着意扶植培养,虽考试成绩欠佳,也宁愿保留其学习机会,使之无后顾之忧。同年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刘光第等六君子罹难。先生于此气愤之极,写信给许默斋说:“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6)不久《时务报》停办,先生则因治疗腿病返回海宁。本年底病愈后又来到上海,重新进入东文学社补习日文,同时奋力研习英文,间做庶务,直至1900年学社解散。学社教师有日人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氏,对先生为学均有影响。这是先生打开视界、努力掌握治学工具时期,为日后的学业拓展铺设了必要条件。

罗振玉1900年下半年应鄂都张之洞之邀总理湖北农务局,先生亦于同年底前往湖北,参与罗氏策划的农书译事。所译之日人的《日本地理志》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再次年,即1902年的岁首,受罗之资助,先生尝东渡日本在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数理。当时正值戊戌之后,维新党人云集东瀛,王国维以为并非吉兆。他在写给罗振玉的信里说:“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物,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7)其担心疑惧之情跃然纸上。后因脚气病发作,当年夏天即回国,滞留上海,住罗振玉家中,并协助罗编辑《教育世界》杂志。同年秋,应教育家张謇之聘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这时罗振玉已开始注意甲骨文字的研究,刘鹗著录的《铁云藏龟》就是罗氏协助校印的,并为之撰写序言。王国维接触甲骨文,也是在这个时候。但他此时的主要兴趣在哲学、教育和诗词创作。1904年,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校,也曾聘请先生任教职。罗创办的《教育世界》杂志,本年改由王国维主编。

《教育世界》是罗氏于1901年在武昌创刊的专门译介世界各国教育规章制度及学说的刊物,印行在上海。实际上相当于教育译丛,其中介绍日本教育规制的文章最多。开始为旬刊,王国维接手后改为半月刊,对原来的宗旨也有所更易,增加了本社自撰部分,包括论说、学制、训练、传记、小说、国内外学界动态等,都予以刊载。托尔斯泰的小说《枕戈记》,即由王国维从日文移译发表在《教育世界》上(8)。他的许多重要的哲学和美学文字,如《哲学辨惑》、《论教育之宗旨》、《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论哲学家美术家之天职》、《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释理》、《论性》、《周秦诸子之名学》、《红楼梦评论》、《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等,都发表于此刊。这是王氏建构自己学术大厦的一块重要园地。《静安文集》也是由《教育世界》社刊行的。此一时期,先生在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尝试。所以,这是王国维生平学术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就是醉心于哲学、美学等欧西新学时期。

先生自己称这一时期为“独学时代”。他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幸而已得读日文,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学概论》、《哲学史》,次年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9)这是写于1907年的《静安文集》自序中的话,向读者交代他研究欧西学术思想的过程。

但结果如何呢?他在自序二中又写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10)涉猎、研究西方哲学的结果,使他充满了矛盾。盖先生之研究学问,每一时期都是与自己的生命处境结合在一起的,与其说是学术思想的矛盾,不如说是生命存在形态的矛盾更为确当。作为诗人哲学家的个性特色,这一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1906年,罗振玉入北京学部任参事,先生协同北上,并住在罗的家里。第二年,经罗振玉引见,得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庆,受到赏识,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同时担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之职。他的写给张之洞的长信《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就在这个时候。信中明确提出,经学科大学和文学科大学的课程设置有经学而没有哲学,是根本性的错误。盖先生在沉醉于欧西哲学、美学的同时,对东西教育思想也作了深入的研究。《教育世界》上曾发表多篇他探讨教育问题的文章可作为证明。其中,刊载于1906年出版的《教育世界》第13期上的《去毒篇》一文,尤值得我们注意。当时社会有识之士对鸦片之为害无不深恶痛绝,但怎样才能彻底根除?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写道:

禁鸦片之根本之道,除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养成国民之知识及道德外,尤不可不于国民之感情加之意焉。其道安在?即宗教与美术二者是。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流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兹二者,尤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11)

他甚至还说“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把情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内容之一,这是王氏的特见,应看到这是切合我国国情的非常重要的教育思想。1906年这一年,先生还集近几年所填之词,成《人间词甲稿》,托名樊志厚者为之序,称“其言近而旨远,意决而词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12)。翌年,成《人间词乙稿》,也是托名樊志厚撰写序言,标出了“意境”这个概念,提出:“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13)“境界说”是先生美学上的一大发明,嗣后所撰之《人间词话》,对境界理论发挥更为详尽。

先生之父尊王乃誉逝于本年,尝归里奔丧,并作《先太学君行状》。丁忧守制期间,乡先生尝推举先生为本乡学务总董,却不就,提出:“吾浙一省尚无完全之师范学校,其高等学堂附属之师范简易科卒业者,学术卤莽,教授拙劣,断不足以胜教员之任。”又说:“就地方教育情形,非学部统筹全局,立其根本,则虽圣贤豪杰亦无以善其后,况不才如某者乎。且某尚欲研究学问,又将有四方之役,未能以身委诸一邑之公益也。”(14)先生对晚清教育现状的体认别具卓识。他的指陈辜鸿铭翻译错误的《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也是这一年所写,发表在《教育世界》杂志。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年后《学衡》重刊此文,他所作的一番说明:“此文作于光绪丙午,曾登载于上海《教育世界》杂志。此志当日不行于世,故鲜知之者。越二十年乙丑夏日,检理旧箧始得之。《学衡》杂志编者请转载,因复览一过。此文对辜君批评颇酷,少年习气,殊堪自哂。案辜君雄文卓识,世间久有定论,此文所指摘者,不过其一二小疵,读者若以此而抹杀辜君,则不独非鄙人今日之意,亦非二十年前作此文之旨也。”(15)从中可以看出先生学术思想的变迁,以及他的足以启导后世的自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