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看法则倾向于王之死主要是文化哀痛所致，与其说殉清室，不如说是殉中国几千年来的固有文化，《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于此点有极细密的申论。《挽词》作于1927年10月，在痛定之后，但陈氏的上述看法，6月14日的《雨僧日记》已有所透露，其中写道：“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44)吴宓在认知上虽未能达到此一高度，但听了陈寅恪的论议，他也表示认同。因为自哈佛订交以来，无论为人为学论诗论事，他都佩服陈寅恪的高见卓识。因此《空轩诗话》对陈之挽词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在哀挽王国维之死的诸多作品中可“为第一”，并称赞其序言“陈义甚精”。因此当他为《挽词》“一死从容殉大伦”句作解释时，对自己持之“无疑”的“殉清室”说，作了事实上的修正，而向陈寅恪的殉文化说靠拢。这条疏解是这样写的：
五伦，第一是君臣，以下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故曰大伦。宣统尚未死，王先生所殉者，君臣（王先生自己对清朝）之关系耳。(45)
“宣统尚未死”，因而“殉清室”的说法无所着落，吴宓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强调所殉者为王国维对清朝的君臣之关系，也就是作为抽象理想的纲常伦理，这和陈寅恪在《挽词》序中所阐述的思想就一致起来了。他在1927年6月14日的《日记》里引述了上面的思想之后，还进一步发挥说：“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46)这正是吴宓的可爱处，他与友朋相交，总是自低位置，涉及文化苦痛问题，也认为王国维的文化程量固然比自己宏阔，陈寅恪所受苦痛的深度也大于自己。虽不无自谦之意，按之后来人生遭际奇崛演变的事实，又可见出吴宓不乏智识者的自知之明和先见之明。
王国维自沉之后，包括陈寅恪在内许多人都有诗作面世，以志哀悼，唯独最爱写诗也长于写诗的吴宓，却没有写，这是什么缘故？吴宓自己也感到是个问题，所以在《空轩诗话》第十一则里特地加以说明：“王静安先生（讳国维，浙江海宁人）于丁卯（民国十六年）五月初三日（阴历此日，即阳历六月二日）自沉于颐和园之鱼藻轩，一时哀挽者极多（黄晦闻师、张孟劬先生、陈寅恪君等，均有诗。载《学衡》六十期），宓仅成短联。尝欲仿杜甫《八哀》诗，为诗述诸师友之学行志谊，久而末成。所列八贤，已先后作古人矣。”(47)但何以只有短联，而没有诗作，就中缘由，还是没有说出。现在细详吴宓日记的有关记载，似可稍加猜测。第一，王国维之死，对吴宓的精神震动是太大了，6月3日《雨僧日记》所记载的凄惨情景：“王先生遗体卧砖地上，覆以破污之芦席，揭席瞻视，衣裳面色如生，至为凄惨。”(48)这一幕印在他的心头脑际，不是短时间可以抹去的，势必阻滞诗思。第二，对王国维之死持“殉清室”说，不利于把自己的诗情升华到澄明幽渺的境界，所以他的挽联：“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49)措意也只是平平。第三，陈寅恪既有挽诗又有挽词，而且诗词均臻妙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平日互相唱和的诗友，是可以无作。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不敢说此中已无进一步待发之覆。
1928年6月1日和2日，值王国维逝世一周年之际，吴宓连作《落花诗》八首，起因是王国维逝世前为国学研究院同学谢国桢录韩偓和陈宝琛的诗各二首，书于扇面之上，陈之诗即为《前落花诗》，一时以为王此举是以落花明殉身之志（《空轩诗话》十三）。吴宓的《落花诗》，其中五首作于6月1日，另外三首是6月2日伏枕而作，然后又成一首五律：
心事落花寄，谁能识此情。
非关思绮靡，终是意凄清。
叹凤嗟尼父，投湘吊屈平。
滔滔流世运，凄断杜鹃声。(50)
《雨僧日记》对诗成经过有所解释，见于1928年6月2日条：“是日为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之期，宓又作五律一首吊之。”(51)后收入《吴宓诗集》，题目作《六月二日作落花诗成，复赋此律，时为王静安先生投身昆明湖一周年之期也》。不妨把这首五律和八首《落花诗》看作是吴宓挽王国维之死的补作，但题旨已不是一年前特定心境的反映，如同《落花诗》序语所标示的，乃是借春残花落，对“所怀抱之理想，爱好之事物，以时衰俗变，悉为潮流卷荡以去，不复可睹”，“致其依恋之情”(52)。伤悼的对象由王国维的自沉一变而为自我“感伤身世”，虽可以视为后补的挽诗，意义却因时过而境迁了。
吴宓没有留下挽诗，却有一篇誓词留了下来。1927年6月3日，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一起送殡，最后将王国维的遗体停放在清华园附近的刚果寺，前后经过使吴宓蒙受巨大刺激，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王先生忠事清室，宓之身世境遇不同。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53)吴宓的以自觉维系中国固有文化为己任，终其一生是一以贯之的，所以他才办《学衡》，不惮于和当时的新派人物唱对台戏。但他的文化信仰虽坚挚，内心却充满矛盾，不仅是文化理想不能实现的矛盾，也有寄情文章学术与谋求事功的矛盾，他自己比喻为二马并驰，足踏两背，倘若握缰不紧，两马分途，“将受车裂之刑”，适成自己的“生之悲剧”(54)。
不幸的是，这种悲剧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晚期。只不过晚年的吴宓，在精神苦痛之外，又增加了肉体的苦痛。十年浩劫期间，左腿被迫害扭折，右目全盲，每月领38.5元生活费，约有两年时间，早、晚餐各食一只馒头，不吃菜，午餐有食堂菜一份，米饭三两，住室则为无顶席墙的工棚，雨天上漏不止。吴宓身材魁伟，素不耐饥，当年在颐和园为王国维送殡，等到晚八时灵柩始运到，“饥不能忍”，还曾“与戴元龄等四人，在青龙桥镇中，一小店内进面食糕饼等”(55)。可知晚年的雨僧先生怎样为饥饿所折磨。
陈寅恪以学术作为文化托命的根基，一心向学，从不旁骛，因此没有二马分途所带来的矛盾，但在蒙受精神与肉体双重苦痛这点上，与吴宓又是一致的，借用吴宓的话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1950年9月18日，陈寅恪在致吴宓的信中写道：“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56)1944年底寅恪先生双目失明，1962年跌断右腿，还不要说多年来频发频遇的病魔与流离。就王、陈、吴的一生遭际而言，陈比吴平稳而少曲折，王比陈、吴更超脱省净。“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钱基博语），安知王国维1927年6月2日之逝不是正确的选择？至少，他为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树立一种风范。当年梁济自杀，陈独秀还曾热情肯定其“真诚纯洁的精神”，说这样做“比那把道德礼教纲纪伦常挂在嘴上的旧官僚，比那把共和民权自治护法写在脸上的新官僚，到底真伪不同”（《独秀文存》卷一）。王国维为文为学为人真实不欺，更是有目共睹。吴宓的誓词就是在王的文化精神的感召下悄悄写在日记中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问吴宓晚年经受那许多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何以不践履自己的誓词。这个问题说来复杂，亦甚难言者也。兹有一点可以论定，即便吴宓选择了王国维的结局，由于“世移势变”，也不可能产生震动社会的文化效应。清华国学研究院英杰才隽之中，不乏大义凛然的气节之士，当年看到陈寅恪向王国维遗体行跪拜大礼，而放声痛哭的刘盼遂先生，即死于浩劫开始之年，然而有如黄英堕溷，无任何声息，人们仿佛忘却了这桩悲剧。因为当时的时代情势，是“铁骑横驰园作径，饥黎转死桂为薪”（吴宓《落花诗》之三）。“殉道”已不知“道”在何处，“成仁”亦不知“成”谁家之“仁”。作为文化所托命之人，反不如以己身之经历为中国的反文化传统留一实证。
连陈寅恪在饱观世运之后也有新的反省，作于1957年的《题王观堂“人间词”及“人间词话”新刊本》写道：“世运如潮又一时，文章得失更能知。沈湘哀郢都陈迹，剩话人间绝妙词。”(57)但陈、吴和王一样，文化信仰和文化精神始终如一，未尝稍有变异。1964年夏天，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特标举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之义，并以“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58)告慰友朋，即为明证。1974年，吴宓在自身莫保的境况下起而谴责批孔伐儒的谬举，致使遭遇更大的不幸，遣送回陕西泾阳老家，终于赉志以殁。王国维遗嘱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陈寅恪在诗中一再重复咏叹：“大患分明有此身。”陈、吴的结局，从文化精神的指归来说，与王并无不同。1935年出版的《吴宓诗集》，关于《王观堂先生挽词》的诗话，只录诗而未录序，晚年吴宓重订《诗集》，诗序并录，且写下按语：“此序陈义甚高，而至精切。寅恪在1927年，已看明1949年后之变。”(59)
吴宓一生受王、陈文化精神的影响至深至巨，直到晚年独卧病榻，仍不忘从王、陈身上汲取支撑的力量。1971年1月29日《雨僧日记》载：“阴，晦。上午，身体觉不适。心脏痛，疑病。乃服狐裘卧床，朗诵（1）王国维先生《颐和园词》；（2）陈寅恪君《王观堂先生挽词》等，涕泪横流，久之乃舒。”(60)1973年6月3日，又梦陈寅恪诵释新作的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61)。哪“三枝雁”？是王国维、陈寅恪、吴雨僧么？不过应改“隆春”为“隆冬”才是啊。
三 晚年的陈寅恪与吴宓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里，为说明王国维1927年6月2日自沉昆明湖不是为了“殉清室”，而是殉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固有文化，提出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具有“抽象理想之通性”，比如“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郦寄是西汉时期有名的出卖朋友的小人，史家称为“卖交”，为后世所不耻。而鲍叔则以能知人著称于世，少年时发现管仲有出息，就始终不变，不论管仲有什么小的缺点，处境如何，都“善遇之”，直到推荐给齐桓公，使居于自己之上，感动得管仲不知如何是好，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鲍故事是中国人友朋相交的最高境界，向为人们所称道，但复按历史，真正达到这一境界的例证并不很多。不过我在这里要说，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两位巨子——陈寅恪与吴宓，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可以比之管鲍而不愧疚的。两个人自1919年在哈佛订交，以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论顺利也好，挫折也好，他们总是真诚不欺，相濡以沫。共事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两个人的深厚情谊已如上述。感人的是1944年10月底，吴宓从昆明西南联大去成都看望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当时寅恪先生右眼已失明，左眼因劳累过度也于12月12日不能辨视物象，两天以后住进医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