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对于德意志这个国家来一个概括，人人都感到很难，大概是因为德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服从逻辑法则。说实在的，只有关于德国人的两种概况陈述是明智的，但这两种概述又几乎可以认为是警告人们不要去作概括结论：第一种是塔西佗对德国人下的定义，认为是一个“独特的、没有混杂的种族，他们谁也不像，有的只是其本色”。第二种是托马斯曼的一段话，他写道：“德国人确实是难加断定的民族……谁力图按照西方的意识观念……去改变德国，等于试图夺走德国的最精华和最重要的特征，夺走德国所具有的令人困惑的天赋，即其民族的本质。”如果一定要比较准确地描绘出德意志民族特征，那仍需追本溯源于它的演进的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精神都与它的历史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德意志民族的特征，可以先从它的发展特征入手。
一、德意志演进的特点
德意志历史是独特的，首先表现在其人口从未获得过民族的同质性。在德意志历史上，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心是不断变化，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一个王朝到另一个王朝。第二个特点是地理上的，其他欧洲主要民族国家，都是在有明确界限的地理范围内发展。而德意志民族的情形却不同。在它的北部、西方和南部虽然有天然的疆界，但是日耳曼部落的扩张和混合却使这些天然的疆界未能演变成政治的疆界。东部的疆界是开放的，经常受到各部落人群的攻击，成为经常动乱中的一个缓冲地区。
（一）
由此说明，德意志的演进过程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一般情况把民族的演进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放射型，一个民族由一个核心向外扩展。意大利由罗马发展而来，西班牙由卡斯蒂尔发展而来，法国由法兰西岛发展而来，英格兰由其南部发展而来，瑞士由最初的三个州发展而来，美国由最初的十三个州发展而来。二是转化型，即由原始的、“不发达的”、已形成民族的种族集团在19和20世纪的智力、社会和技术潮流的革命化影响之下，而转化为现代民族。较小的斯拉夫民族和匈牙利的起源就是如此。今天我们在亚洲和非洲被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那里也可看到类似的转化。甚至可以说，俄罗斯就是通过西欧思想的革命化影响而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的。三是分裂型，一个地区性群体从一个较大的单位分离开来。如葡萄牙。四是向心型，从边缘向中心发展。实际上，这就是德意志的独一无二的发展历史。
为了更好地理解德意志发展的特征，可以将它与罗曼语各民族的演进加以比较。罗马是个典型，它的发展与有生命的万物的自然生长一样，是按照有机序列的模式前进，由一个核心细胞向外不断扩张而发展的。罗马起初就是一个小小的、发展不完全的城市中心，随后通过在一系列与相邻的民族间的冲突及其对外部世界所作出的反应中，扩展其领土和文化的统治，而这种防御性行动又转变为进攻性的征服。经过吸收和合并越来越多的领土，使罗马逐步扩大，直到其广阔范围足以创造出一种它自己的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共和国，就是由罗马人的商业或贸易中心演变而成的，是罗马的直接产物。同样法兰西和不列颠（它们是前罗马行省）也是循着罗马模式发展的。它们都是在主要的居民密集的城市周围发展起来的。这种大都会的发源地从社会、文化和理性上决定了它们的民族的历史。在这些国家，贵族建立了城市生活，“文雅”和“教养”成为规范。在罗马，贵族起源于城市，并随城市的发展而发展。在意大利的城市中，贵族与自由民混居杂处。在法兰西和不列颠，统治者们强迫那些桀骜不驯的封建显贵们居住在城市，并参与朝廷事务。这种城市生活陶冶了贵族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了他们的艺术鉴赏力，并使他们逐步习惯于运用才智。宫廷社会确定了国家的风气，并形成一种具有统一作用的民族传统。
德意志的发展则恰恰相反。没有明确界限的边界和罗马帝国的遗产是德意志早期的历史。而在几乎整整两千年中，它建立一个民族中心的反复努力都失败了。1871年终于取得了表面上的民族统一，而到1945年又被取消了。主要的城市居民、民族朝廷、民族传统、民族文化都没有得到发展。结果是，德意志从未取得像其他民族那样建立起对欧洲的政治和文化具有霸权性的集中权力。
在研究德意志演进过程的时候，一个极为重要的异常之处应引起注意。这一异常之处深刻地影响了德意志人民的精神和特性。所有欧洲民族，包括西边的和东边的，都是在其自身的领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不论这些领土是怎样的狭小。他们的发展都是由自己的直接利益决定的。只是在他们取得了同一性之后，其文化发展才具有欧洲的和世界的意义。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国家在进入自觉的历史时期以前，就天然具有了民族的特征。而德意志则是另一种情况，是在不完全属于自己的基础上开始的，它是从具有世界性的“罗马”帝国的基础上开始的。虽然德意志人为了这个理性的目标经历了长期的努力奋斗，但一个统一的、真正的德意志人的德意志从未形成。
（二）
若干世纪以来，德意志人就知道他们国家和许多较为幸运的欧洲其他民族相比，所处的与众不同的状况。在1918年的失败（这次失败结束了第二帝国的顺利行进）后，德国人力图编造一套对于他们过去的新的解释，以克服这种古老的自卑情结和补偿多次的民族失败。这种解释吸收了许多古老的民间传说、理夏德瓦格纳复活了的日耳曼神话以及戈平瑙种族理论。瓦格纳的《拜罗伊特书简》在德国传播了戈平瑙的理论，而这一理论又被整整一个流派的德国考古学者和人类学者加以进一步的发挥。这种新的解释试图把德意志的民族缺陷转变为北欧人种族的优越性，实际上，是采取把这种缺陷诿过于其他民族的办法来为之辩护。
在这种观点看来，德意志的特殊情况，是由于德意志人民的突出的北欧人特性和这种特性中所固有的品质造成的。北欧人被描绘成爱好冒险的天生的战士。他敢于向前进途中碰到的一切凶恶势力挑战巨龙、死亡和魔鬼。他的生性和天职就是进行征服，因而也是一个离经叛道者，他不能使自己去适应现代中产阶级文明的那种无聊的生活方式。
这种解释集中了若干主题。有瓦格纳作品中的非基督教时代的人物：齐格弗里德、帕西法尔、特里斯坦；有与巨龙作战、进行远征和寻求冒险的中世纪骑士，如丢勒版画《骑士、死神与魔鬼》中的骑士；还有使人想起尼采的超人和“金发野兽”。
这种北欧英雄形象中，还吸收了另外两个传统人物形象：德意志的米歇尔和浮士德博士。两者都反映了德国的情况。齐格弗里德是背后中了暗箭而死的，帕西法尔被看做天真而易于受骗上当的人，他对这个邪恶世界的阴险狡诈之道全无所知。这种天真无辜在德意志的米歇尔身上人格化了，这是一个善良真诚、对人深信不疑的笨伯，戴一顶象征他昏昏然和行为呆滞的睡帽。正是这个人不断地受骗上当，不断地遭人愚弄。德国人常常在这个角色中看到他们自己。一切不幸都归之于别人的欺骗：诡计多端的犹太人、背信弃义的英国人、背叛变节的意大利人，如此等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被归咎于背后中了暗箭。德国军队的努力被认为是遭到了犹太人或敌对分子的暗中破坏。
德意志的米歇尔代表了北欧英雄较低层次的方面，浮士德博士则代表一种较高级的形象。他是一位有理智的探险家，他要征服宇宙，探测自然的奥秘，揭示过去和未来的答案，从而超越一切人类的限制。他是北欧版的从天上窃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他贪求超越世俗的神圣力量，他甚至与魔鬼订立了条约。歌德把这个邪恶的术士式的人物改造成了现代人的象征，而施宾格勒则把它与北欧人类型等同起来。对施宾格勒来说，北欧人与浮士德式的人是一回事。
德意志人的这种自画像并非毫无根据。德意志人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民族，没有他们作出的贡献，西方人的发展是不可以想象的，而他们的贡献又是他们力图逾越人类局限倾向的直接产物。由于缺少既定的约束和传统的人类共同体的意识，德意志人缺乏一种共同体给予其成员的赏识。他们在善和恶两方面都爱走极端。为了成就事业和达到目的，他们能够不惜牺牲自己，因为他们的自我中并无支柱，是外在的目标思想或物质在支持他们，给他们以安全感。他们无视现实，一再地上当受骗，不是被人欺骗，就是被环境捉弄。
这就是德意志人自画像中包含的真实成分，这些成分被怨恨和自我扩张扭曲了，就像那幅自画像可能被扭曲一样。其中特别明显的不真实的东西，是他的种族因素，即德意志人的“北欧”品质。德意志人同其他任何欧洲民族一样，是不同的种族群体的混合体。他们吸收了凯尔特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地中海人和所谓阿尔卑斯人的一些成分。德意志人有北欧即日耳曼人的血统，其他所有欧洲民族甚至北非的帕帕尔人部落也有。在平和稳健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那里，这种北欧血缘在体格上更为明显。这些人成功地组成了独特的民族，而在他们取得民族同一性之后，从未梦想去建立一个北欧人的世界帝国。德意志种族理论的先驱戈平瑙在法国贵族中宣扬，他认为日耳曼是征服者的后裔。但他决不认为德意志人是种族优秀的典型，他认为在他们身上日耳曼特性已不再占优势了。理夏德瓦格纳也未自称他所了解的德意志人主要是日耳曼血统的。他和他的纳粹党信徒所要求的，是实现北欧化，即恢复北欧品质。德国各种族群体的复杂混合，显然使这一点无法做到。
二、中世纪德意志城市的发展对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影响
德意志人性格和精神的形成受到中世纪德意志城市发展及特性很深的影响。我们在研究德国人性格时，不能不从它城市的形成和特性中去观察和理解。德国人一方面具有很严格的公共道德、狭隘性和学究风气，另一方面又对无限的和本原的东西感兴趣。
（一）
城市在社会方面最重要的创新，就是造就了一种公共精神。但这种精神在中世纪德意志的其他地方未能发展起来。因为在帝国内别处还没有大量人口密集而长期地聚居在一起。公共生活成为城市生活的一种副产品。在拉丁语国家，城市生活围绕宫廷而形成。德意志则是另一种情况，因而德意志城市里的公共生活就大异其趣。如果把一个意大利城市的布局与一个典型的德意志城市布局加以比较，这种差别就一目了然了。例如在佛罗伦萨市中心，我们看到pizzadellaSignoria意谓统治者封建主的房子。意大利的piazza一般是一块宽敞的方形场地，地面铺有光滑的、打磨过的石块。它的周围是宫殿和高楼大厦。每座建筑物都单独耸立，各有其自己的对称结构。意大利的piazza，与希腊的agora和罗马的forum一样，是举行公共集会的场所，是吸引人们举行民众大会和凯旋庆典、公共宴会、露天表演和群众游行的地方。城市一直是公共生活的主要场地。而贸易在这个主广场上被降到了次要地位，或是完全在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进行。
与法国和意大利相比，德国城市的发展相对晚一些，早期的德国城市实际上就是扩大了的城堡，真正的城市生活到了12世纪晚期，这就制约了德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到14世纪初，德国最大的城市科隆人口也不过5万人左右，而其他城市的人口最多不超过10000人。此时，阿尔卑斯山以南最大的城市是罗马，它鼎盛时期人口达到200万。而在德国则是把市场当成城市的中心。德国的市场其任意和随便如一块领土的形状。其粗糙的卵石地面只适于两轮马车和货车通行。意大利Piazza的中心点是其中央的开阔地，而德意志的市场却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心点。人们的注意力不是自然地被吸引到城市的中心，而是被引向其周围的货廊、店铺和摊点。如果比较一下中世纪德意志的街道和同一时期的意大利街道，我们也会发现有类似现象。德意志的街道显示出很大的多样性。一栋房子高高耸立，而旁边的一栋却相当低矮。石头建筑与木质建筑交错杂陈。一栋正门山墙的门楼高耸，另一栋却在侧面露出屋顶，其线条又间以一个个屋顶天窗。一栋房子或一层楼前伸，而另一栋或一层则后缩。房子正面饰有小塔、凸窗、装饰线条和木雕图案。在意大利的城市里，每一座房子本身就是一个对称的单元，而这里每座房子都缺乏平衡感，也不完整。每一栋都需要它旁边一栋来支持。因为每座建筑都不是完全的整体，都不能单独存在，整个街道常常称作“行列”，而不是单幢的房屋作为建筑的单元。中世纪德意志城市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多样性、复杂性和互相依赖性。一座座房屋上紧凑、拥挤的山墙，雄伟的教堂鹤立鸡群，俯瞰着矮小的民居。狭窄的弯弯曲曲的街道，连同其相互连接的建筑物，使人联想到那个社会的盘根错节的结构。
在意大利的城市，公共生活是公开展示的。每个人都可以观看在广场举行的集会和节庆活动，从而可以参加城市的公共生活。但在德意志的城市里，因为缺少这种广场和活动场地，公民们不能参加公开的、共同参与的公共生活。相反，公共生活则采取了一种公共道德的形式，这种公共道德渗透到公民家中，并支配着他们的私人生活。
德国有一句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在德国城市发展上，“城市”并不仅仅指人口、政治、经济、文化集中的都会，而有其特殊的历史含义。城市与乡村有很大的不同，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表现在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城市与乡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是在法律上，城市享有“城市自由”，表现为城市从诸侯或国王那里得到诸多权利，如“集市权”它是城市发展商业的重要法律保障。集市权赋予城市进行集市交易的法律权利，因此当局有权开办市场而且有权协调商业关系，确定和保持市场秩序，解决市场纠纷。虽然市民不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市民均享受同样的法律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民的社会地位毫无二致，城市也绝非没有等级差异的净土。总的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市民内部逐渐分化，形成了城市贵族、中层市民、下层市民和底层市民四个内部阶层。形成了新的等级，等级之间和阶层之间的差别被认为是上帝的安排，既然是“天意”，就是不可逾越的，等级秩序被看的极其重要。在什么场合谁可以走在前面、谁坐什么位置，谁可穿什么衣服，都有一定的规矩，倘若有人冒犯，要受到惩罚。这种等级制度在德国人的发展过程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自12世纪开始，城市中下层市民为了限制乡村手工业者到城市出售手工制品，以保护城市手工业工匠的利益，组成了行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下层市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逐渐把“行会”作为一种制度，并以此来协调与上层的关系。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行会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文化，影响着德国人的行为方式。行会产生并壮大之后，演变成一种强制性组织。行会要求从事手工业行业的人必须加入，否则就要受到制裁和排斥。行会制度管辖的范围相当广泛，从生产的计划、产品的定价，到学徒的培训和行会成员的养老问题，以及谁应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行会都有严格的规定。行会还规定所有会员不得滥用其权利，比如必须向市民提供优质商品，而且价格必须公道。如果有人生产劣质商品或擅自提高物价，将会受到严厉制裁。
在德国这种以手工业行会占主导的城市，行会的实际作用已经超出了职业和工作范围，起着某种社会保障作用。它不仅在经济、社会、政治组织，而且给德国人的精神生活也留下了鲜明的烙印。行会文化首次表达了一种公共精神，德国学者卡勒尔指出：“城市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城市的行政管理、财政以及防务、卫生、福利和教育事业，第一次不是由居统治地位的精英集团控制，而是由既承担管理的责任，又从中获益的人民来控制。行会连同它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创造了一种后来为各领地国家仿效的政府模式。”
城市行会对德意志文明做出的贡献，还在于它所强调的纪律和职业道德。行会文化衍生出的这种新道德，使得社会中每一分子无论出身如何，地位怎样，都必须遵守这种道德。在一个由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中，工作受到最高的尊重，是非常自然的事。任何一个在德意志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工作对德意志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中世纪的手工业者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工作评价为最高品德的集团。中世纪德意志的贵族同在此之前或之后其他国家所有时代的贵族一样，则抱有正好相反的观点：游手好闲，而不是工作，是应当珍视的。而在中世纪德国城市行会中，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不在于他的血统、宗教信仰，而在于他是否满足市民阶层的普遍道德，在于他对于一个团体的贡献。
德意志神秘主义者赞美手工业者低贱的工作，我们看到路德也是这样做的。对他而言，一个人的职业或专业不仅仅是一种工作，而且也含有一种神圣使命的意义。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那种认为人应将其在生活中的位置作为上帝给他派定的角色加以接受的天主教本质的思想。他不应试图改变其位置，而应努力在这个位置上竭尽所能。每个人都恪尽职守以保持整个机体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1517年10月31日，维腾堡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在维腾堡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了批判教会弊端的《九十五条论纲》，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马丁路德的出现，在德意志的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重大事件。他的神学理论不仅震动了当时德国社会，而且直接参与了塑造德国人的心态，近代德国民族性格的形成与他的神学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德国人对职业和工作的态度、德国人的“顺民心态”、德国人的“内在性”等等，都与他有渊源关系。马丁路德被认为是近代德意志人的典型。诗人海涅写到“他既体现了孕育他的这个社会，而且同时也创造了在他之后到来的社会……路德在我们历史上不仅是最伟大的，也是德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故而德国人所有的优点和缺点在他身上非常出色地结合在一起。”由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在文化上留下了清楚的印迹，对德国人的精神、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后来德国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
马丁路德赋予基督教社会中手工业以特殊的意义，无论是信仰的世界还是现实的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因而是不可违背的，所以任何尘世的职业都是为上帝服务的，不可怠慢。强调手工业者要接受他们的下贱地位，安分守己。“鞋和靴是你职业的作品。你的生命只有通过它们才具有意义，绝不要企图超越这个已经为你确定的目标。”路德的这个思想对于德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尊重工作、尊重劳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崇拜劳动技能，崇拜技术，尊重具有特殊工作能力和劳动技能的人。在宗教改革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态度作为资产阶级精神的一个主要成分，一直存在着。但它逐渐失去了宗教的意义，直到最后，保留下来的一切，就是德意志人对工作的献身精神和在社会中对于地位逆来顺受的思想。
（二）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行会的这种公共道德逐渐演变成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构成了市民中产阶级道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意志中产阶级的工作至上的道德规范，对德意志的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有力的同时也是有害的影响。因为教育的模式是在手工业行会的城市里建立起来的，所以其重点就在于只重视学习从学徒到工匠最后到师傅的发展所需的技术性的技能。使得教育不是一个使人全面发展、增加活力和开启智慧的过程，而是发展成为一个从事单一的而高度专门化的工作所需的技能的过程。只是在18世纪下半期，一些德意志作家如歌德、席勒和荷尔德林，才用教育的概念，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观念来反对这种狭隘的教育观念。
手工业行会城市中最重要的事情还可以从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等问题的处理中看得非常清楚。在这里，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与其丈夫建立起伙伴关系，并开始在社会上取得平等地位。在此以前，无论是古代还是基督教世界，妇女总是扮演从属的角色。但在手工业行会的城市中，一位老板娘与丈夫分担工作，也共享其地位。她常常在丈夫的作坊里工作，与他平起平坐，而不是作为他的下手。也许她的平等地位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丧偶后的老板娘有资格继续经营她丈夫的生意。
行会对一对夫妇的劳动生活实行的控制，也延伸到他们的私生活中。行会规章禁止婚外性关系，并要求任何人在获准为会员之前必须有合法出生的证明。如果一个手工业者明知故犯，娶一位非婚生的妻子，他就会被自动开除出行会。无论在上层还是下层社会中，非婚生育都不是严重污点。国王、主教和封建领主的非婚生子女从不因其出生而遭难。在法国，王室私生子甚至是一种官方头衔。但在中世纪手工业者中，是不允许对婚姻神圣性进行这种破坏的。其结果是妇女享有较大的自由和较高的地位，但同时公共的准则和道德也侵入了公民的私人生活。
正如我们看到的，手工业行会城市的物质形态，不仅表现出令人舒适愉快的温情和凝聚力，同时也反映出了它的约束力和限制性。城墙之外的世界则与城内正好相反。在中世纪德意志，自然界仍处于相对的未被征服的状态，城市保护墙之外的任何人都暴露在北方荒野的种种危险和困难面前：恶劣的气候，无法通行的森林和沼泽以及各种野兽。在城市外的生活，其风险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对自然界恶魔般力量的信仰，仍然从部落时代早期留存下来。对中世纪的人类来说，自然界中存在着与恶魔结盟的各种邪恶力量。但是就在自然界对人类形成物质上和精神上威胁的时候，它也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诱惑。它提供了逃避城市中清规戒律的约束和限制的出路。对那些足够勇敢，敢于拿生命和灵魂去冒险的人来说，它提供了探究天地万物最深刻奥秘的可能性。
正是在中世纪这个时候，那种我们可称之为浪漫主义的态度，在德意志人的心灵中形成。对于自然环境和无限的世界的兴趣与手工业行会的道德是背道而驰的，但它也是那种道德的产物。城市与乡村、文明与荒芜的鲜明对立，导致两者之间的一种隐藏着的密切的关系。正是城市实行的道德准则的严厉性，反而刺激了人们去违反这种准则。因为与自然界和人自身混沌的、恶魔般力量的交往受到的限制越严格，进行这种接触的欲望就越加强烈。同样，自然界的力量越是被认为是危险的，与这些力量相遇的前景就越显得有吸引力和有冒险性。城市建立起来的严格秩序，间接地鼓励了人们对城市拒之门外的混乱状态感兴趣。
骑士作为冒险家，即愿意云游四方并与魔鬼和恶棍作战的人的化身的形象是10世纪后欧洲社会里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等级。他的地位介于贵族和农奴之间，在领主受到其他贵族侵犯时，骑士承担保卫贵族利益的义务。骑士作为一个阶层，不但有特殊的生活方式，也有着这个阶层特殊的道德标准。他们视勇敢、忠诚、荣誉、优雅的举止、慷慨为最高德行。成为骑士，意味着终生自愿为上帝、男人和女主人效劳，甘愿为一个理想化的目标而献身。随着骑士的征战，骑士的这种生活方式和观念使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事文化活动，由此创造出独特的骑士文化，并逐渐流行起来，影响德国的社会生活。甚至在骑士阶层消亡后，其中一些特点仍然保存下来，比如“骑士”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概念成为日常词汇，“骑士风度”也作为一个固定词汇流传至今。但就在这同一个时期，冒险家的形象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骑士、凭体力冒险的冒险家、逐步让位于凭智力冒险的冒险家。不是骑士，而是另一个中世纪的形象成了近代人的英雄样板。这个形象就是浮士德博士，一个探求知识的学者与魔鬼合作，希望以此来洞察自然界最深刻的奥秘。探求的重点从体力领域转到了理智领域。冒险家的典型不再是凭借体力上的本领和勇敢去探索未知的土地和进行征服的武士。相反，是依靠其理智、冒着灵魂失去的风险去探索自然界未知的秘密的术士和科学家。尽管着重点变了，但两种形象都反映了在中世纪德意志的内地城市里人们感受到的一种冲动，即摆脱城市围墙内有秩序的生活，而投身于城外无限的无秩序的生活状态之中的冲动。
（三）
中世纪后期，德国文化重心再度移位，由乡村转入城市，于是城市取代骑士们的城堡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市民阶层也取代骑士文化成为文化的载体。
德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城市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教堂。9世纪至12世纪，德国传统城市的市中心一般都有一座大教堂，教堂建筑的典范是罗曼式建筑，它的名称表明了这种建筑在文化上同古罗马文化的联系与区别。罗曼式建筑风格是后人效法罗马人风格并融合了多种建筑风格而形成的；为了与罗马人自己的建筑风格区别开来，自19世纪开始，这种风格被称为罗曼式风格，以这种风格建造的建筑也被称为罗曼式建筑。另一方面，罗曼式建筑及后来的哥特式建筑都是宗教建筑，也最能体现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宏伟、华丽的教堂与周围矮小简陋的民居形成鲜明的对照。
罗曼式建筑最早产生于意大利，后传入德国，这种建筑给人的感觉是朴实无华，平淡无奇。罗曼式建筑是从古罗马的基督教堂发展而来，继承了带厢堂长殿式的基本特征，其主要部分是一个长方形大厅，又称为正堂，两边各有一个比正堂矮小的厢堂，正堂与厢堂之间有粗大的柱子。长方形的主体建筑前端有一个横殿与大殿相交，构成十字的形状，象征基督为人类受难。大殿与横殿相交之处的房顶上，建有一个钟楼，每天给当地居民报时，宣告做礼拜的时辰已到。罗曼式建筑基本上只用石头作材料，为了防止火灾的发生，连房顶都使用石头，而且一般都是石灰石。这样一来，石头的墙壁加上石头的屋顶就产生巨大的重量，墙壁不得不建得很宽，屋顶则采用拱形结构，用来承受巨大的重量。罗曼式教堂的窗户顶部几乎都是圆形，以加大窗户的面积，增加采光，这种窗户也成了罗曼式教堂的特征之一。教堂的墙壁用来绘制宗教题材的图画，增加不识字的信徒们对教义的了解。
德国的罗曼式建筑曾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保存下来的不多，主要是因为德国缺乏石灰石，多用砂石、火山岩等其他材料取而代之。这些石料很容易被风化，不断的修缮又耗资过巨，于是天长日久之后，免不了坍塌或被拆除的命运，给别的建筑风格让位。西尔德斯海姆的圣米夏埃尔教堂（St.Michael）堪称罗曼式建筑在德国仅存的硕果之一。
中世纪后期，建筑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此时，法国人创造出了一种被称为“哥特式”的新的建筑风格。“哥特”原是日耳曼人的一个支系，往往被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视为未开化的蛮族的总称，意指粗俗野蛮。所谓“哥特式”，最初也许就是取这个意义，在后来的表述中则变为中性，仅指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与罗曼式建筑相比，哥特式建筑的主要特征是屋顶形状的变化，尖拱和十字肋拱取代了罗曼式的圆拱。哥特式建筑也成为一个跨地域的文化现象，风行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欧各国。
到13世纪哥特式建筑传到德国，仍以教堂建筑最有代表性。在外形上，哥特式教堂较之罗曼式教堂更加高大，直上直下，尤其是正门上方的双塔楼（亦有单塔楼教堂）直插云霄，恰似指向天空的手指，表达信徒对上帝的向往。尖型拱顶的运用，减轻了屋顶的重量，工匠们又采用了新式的承重柱及其他承重装置，使得罗曼式教堂那种厚重的承重墙壁成为多余，因而与罗曼式教堂相比，哥特式教堂显得轻盈而灵巧。哥特式教堂内部的结构突出了垂直线条的运用。窗户呈长方形，窗户顶部为尖状，窗户上面绘有彩画，光线从外面照进来，很容易造成一种亦真亦幻的神秘感觉。正堂高出厢堂的部分又是一排窗户，而且采光效果优于地面，造成上面比下面明亮的效果。
德国哥特式教堂中名气最大的是科隆大教堂。同时，科隆大教堂也是效仿法国哥特式建筑最成功的范例。这座教堂始建于1248年，工程最终完成于19世纪，历时几个世纪。科隆人雄心勃勃，要使这座教堂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总体规模上均超过其他任何教堂。但由于战乱、财政等各种原因，工程经常处于停工状态。直到19世纪普鲁士统一德国后，普鲁士政府决定把它建成德国文化的纪念碑式建筑，这座教堂才得以完工。但是科隆大教堂并非“纯粹”的德国哥特式建筑，德国的哥特式教堂另有其兴趣之所在，例如对教堂的塔楼特别重视，用单塔代替法国式的双塔，弗莱堡和乌尔姆的大教堂就属此类。又如石刻、石雕也受到特别的关注，弗莱堡大教堂塔楼的顶部是空心和透明的，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艺，使人想不到它的材料居然是石头。乌尔姆的大教堂是全世界最高的基督教教堂。在风格上，建筑材料的运用也使德国北部和南部的哥特式建筑有所不同，造成地域差别。德国北部缺乏石材，不得不代之以人工烧制的砖块，从而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砖式哥特式建筑，与南部的砂石哥特式建筑遥相呼应。
在历史长河的不断冲刷下，教堂的风格也在产生变化。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基督教新教的教堂建筑趋于简化，教堂的规模也不大，而且同世俗建筑的差别越来越小。
三、德国人的性格
歌德曾经说过：“德国人事事都要引起麻烦，于人于己都是如此。”这句话说明了为什么外国人不时承认他们无法理解德国人的举止行动，更不用说德国的哲学和德国的语言了。
从性格和个性上来看，德国人是与法国人、美国人、印度人和中国人不同的，这一点没有人会反驳。但是，如果要问这些民族的具体区别在哪里，就很难回答了。一般人们回答往往会罗列一些所谓的“典型”特征：德国人勤奋，讲秩序、没有幽默感等。法国人有很强的民族感并且浪漫风流。当人们对外民族进行不假思索的描写时，往往会提起这些传统观念中的典型特征。
麦克格兰纳翰和魏恩用内容分析和比较的方法研究了1927年德国和美国最受欢迎的45个剧本，发现“德国的剧本更具有思想性、哲学性、历史性并更多地揭示社会问题。在美国剧本中作为中心主题出现的个人犯罪，在德国的剧本中通常被谅解和加以辩护；这里，社会被看做是应当承担责任的，而不是个人。在美国，最终取胜的是道德，而在德国只有通过权力和无所顾忌才能取得成功。在美国的剧本中，好人的取胜是由于有势力的人改变了其观点，而在德国的剧本中，矛盾冲突常常是通过权力斗争来解决的。”
每个民族的形成都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该民族独特的性格和特征。人们常说，英国人矜持，美国人奔放，法国人浪漫，日本女子温柔和顺从等，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民族，其性格特征也千奇百怪。同一个民族的个别人的性格也千差万别。但从民族整体观察，总有一些较为共同的特点，德国人主要特点是诚实、自信、勤劳、整洁、讲究秩序和遵纪守法。
我们在探讨德国人性格时，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不提普鲁士精神。德意志民族性格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受普鲁士精神的影响。在世界历史上还很少有把某个国家或民族同“精神”联系起来一起称呼的。“普鲁士精神”可以说是一种例外。但实际上人们是把普鲁士精神当成了德意志精神的精髓，并且沿袭下来。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开始认同和使用这个名词。
与其他民族精神相同。普鲁士精神也是在自身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是普鲁士·德意志历史的文化产物，其中包含着整个民族、各个阶层为生存和发展而创建的精神价值标准。这种精神价值标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制度下可能起截然相反的作用。就其精神本质而言，并无善恶好坏、进步和反动之分。德国人用普鲁士精神发动过多次侵略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采用闪电战术，以雷霆万钧之势几乎席卷了大半个欧洲，给欧洲和世界人民带来了空前灾难，给人留下最残酷、最野蛮、最恐怖的印象，此时的普鲁士精神成了尚武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象征。然而用同样的普鲁士精神，他们击破了拿破仑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又以同样的精神，他们创造了战后的经济奇迹。他们这种雷厉风行、说一不二、斩钉截铁、一往无前的民族精神是实现两德统一的内在因素。在相同的外因条件下，很难想象有其他民族和国家能如此迅速、彻底、全方位地实现民族统一大业。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双方没有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是使用惯用的“闪电战术”和平地实现了统一。此时的普鲁士精神成了争取国家统一、实现民主自由的象征。
不过我们今天谈论德国人的性格还只限于遵纪守法、诚实正派、好学上进、助人为乐、秩序高于一切等等，而且是按民主性的进步性来看德国人的性格。
（一）
遵纪守法普鲁士精神作为历史的积淀渗透进德国的文化中，极大地影响了德国人的精神生活，相当程度上塑造了德国人的文化和传统。史学家评论说，普鲁士精神是由普鲁士的君主用强制的办法训练出来的。德国人对制服的畏惧、对上司的顺从，第二帝国普遍盛行的“臣仆精神”、军人的社会地位高都与这种传统有关。德国人的“顺从意识”和“臣仆精神”造就了德国人遵纪守法的习惯。无论是大的法律还是小的规定，德国人一律遵守。他们在本国遵守本国的法律，在国外也会遵守当地的规定。但有时候，遵纪守法几乎到了刻板僵化和迂腐的程度。有关马路上红灯的笑话足以说明这一点：如果在德国看见一个行人闯红灯，那他肯定是外国人，或者就是个弱视者、色盲，否则会引起众人的公愤。如果一名行人在清晨两点路上无人时闯红灯，引起车祸而受伤，警察会责怪行人而不是驾驶员。因为在德国，驾驶员绝对不会料想到有人敢闯红灯，即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一样。另外还有一则故事足以说明德国人的法律意识：有一天夜里大雨瓢泼，一对德国父子去医院挂急诊，来到一个僻静的小路上，遇到红灯。尽管没有人，也没有车，父子俩还是在雨中等了许久。后来，儿子实在忍不住了，便想穿过马路，遭到突然患重病的父亲的严厉训斥。最后，他们才发现原来是交通指示灯出了故障，红灯亮而绿灯不亮。
德国人这种“顺从意识”、“臣仆精神”虽说是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但实际上已成为德国人性格中起主要作用的东西。符腾堡出版商卡尔莫泽尔对德国人的缺点和弱点，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每个民族具有它的主动因。在德国是服从；在英国是自由；在荷兰是贸易；在法国是尊君。”德国人的“顺从意识”、“臣仆精神”也很容易被人利用，此时的“遵纪守法”走向了它的反面，只要出自“伟大领袖”或“绝对权威”之口的话就是圣旨、法律和真理，必须无条件服从。德国人这种刻板、古怪的直线式思维使得他们对“权威”疯子般的狂言乱语也会俯首听命。虽然二战后德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恢复原魏玛共和国时的多党制，走上了议会民主制的道路，建立了多元化社会。并通过吸取历史正反面的教训，使“普鲁士精神”中的精华，如遵纪守法等为民主自由和人权服务，为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做贡献。但普鲁士精神中的糟粕，如盲目服从、臣仆意识等在社会上虽已不占统治地位，但因其长期历史沿袭下来的文化沉淀，很难在短时期内消失殆尽，或多或少地在德国人的性格中表现出来。在企业或部门中一切按规章办事，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员工们以服从为天职，固执、死板、缺少灵活性和主动性。领导则以遵纪守法作为衡量员工工作好坏的标准。
（二）
诚实认真德国人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个性，即诚实。就是讲，德国人办事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不弄虚作假，不耍花招，说一是一，信守诺言。特别是北德人更是办事细心，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给人一种缺乏幽默感、古板冷漠又保守的印象。但却令人尊敬，因为他们遵守诺言，诚实可靠，办事认真。由于受文化、历史、地理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它的邻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人的性格与德国人截然相反。他们热情奔放、浪漫豁达、不拘小节和形式，喜好歌舞，生活中充满幽默和风趣。有人将德国人和法国人的生活方式作一比较：“法国人工作为了生活，而德国人生活为了工作。”又有人对德、意两国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加以精辟概括：“意大利尊敬德国人，但却不喜欢他们。德国人喜欢意大利人，但却不尊敬他们。”一般人都认为德国人缺乏幽默感，其实德国人也喜欢幽默，在中世纪笑话就是德国城市市民非常喜爱的题材，只不过他们的幽默有着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不如法国人的雅致罢了。
赫伯特舍夫勒在他的著作《德国妙语的地理考》中曾指出：正如北方的城市具有它们独特的风格—汉堡人喜欢现实主义愁思和黑色幽默，科隆的市民乐于对他们本地的神明廷内斯和沙尔加以荒唐无稽的推论，柏林人是妙语答话和俏皮话的大师等等。可是，即使在幽默方面，中心地带趋向于狭隘性和防御性。19世纪早期有一位牧师，他对柏林人和北方人有一个大体上的描写：“他们只会说俏皮话，俏皮话会刺伤人，而不是幽默，幽默能抚慰人。就在这一点上，他们使我们感到能代表他们特性的那种外来民族的素质。维也纳人有幽默感，对德国人来说是情感，而情感能抵赎万恶。这个字眼在情感这个措辞里，把德国分成两部分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情感（Gemut）这词意指南方，真正的德国人，温柔、亲切、充实、热情，而真正的柏林人把它念成Jemut，意指北方，精明、勤劳、厌倦于享乐、浅薄，并混杂着外国、犹太和法国的素质。”
实际上对德国人的诚实认真，大家是很有体会的。如在德国，考场上，很少有监考老师。当你在选择购买商品时，营业员不仅向你介绍商品好的一面，也会向你介绍商品某些欠缺的一面。甚至会劝你不要买吃亏的东西。他们非常重视职业道德，在谈生意时，德国人许诺得慢，但一旦许诺，即使口头许诺，也会不折不扣地执行。而意大利人许诺得快，但变化得也快。德国人的坦率、诚实有时会使人感到尴尬难堪。如果你作报告，为了表示谦虚在开场白中说“报告准备得不够充分、内容考虑不周难免有错误，目的是为了抛砖引玉”。德国人很可能真的相信你说的话，会直言不讳地劝你不要“抛砖”作报告了。
（三）
勤奋好学德意志民族是一个非常勤奋好学、积极上进的民族，从小就爱学习和钻研，追求高尚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德国儿童除了与别国同龄人学习同样的科目外，他们通常还要学习一两件乐器。音乐是德国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音乐同德语一样是德国人生来就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两种语言。除了正规教育之外，德国的成人教育也非常发达。德国人一辈子都在追求上进、追求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崇尚力量的德国人是非常理解这个道理的。德国人的外语一般都讲得不错，除了英文之外，有的还会第二种甚至第三种外语。连普通德国人的英语都讲得无可挑剔。
德国人不仅勤学好进，而且非常尊重知识，尊重教师，理解教书育人的辛苦，并很看重在学术方面的成果，这在一般国家是少有的。同时，人们还热衷于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和技术，努力争取获得这一领域的最高学位和文凭。如果您的名片上印有“博士”、“工程师”或者“教授”，会引起德国人格外的尊重和敬意。包括许多知名的政治家也乐意被人称为“博士”，如德国前总理科尔。许多企业的领导人还在名片上同时印上“博士和工程师”的头衔。有的人还在名片上印上不同学科的博士学位，以示博学多才，而不像其他国家的企业中高层领导人，习惯于炫耀和吹嘘学制不过只有一年多的MBA。
（四）
乐于助人在德国人看来，遇见不合理、不公平的事，应该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应具有的勇气，这就是社会的正气，有了它，社会才会兴旺发达。在公众场合下，德国人对道德不良者以及流氓无赖从不姑息迁就。德国人乐于助人。如果你向一个德国人问路，他会热情地为你指点。若他自己不认识路，他会替你问别人，甚至会陪你走一程，直至你能辨别方向为止。你如果买不到急需的商品，店主会请一个伙计陪同你去附近商店购买。德国人做了好人好事后，不指望回报。
说德国人排外，似乎有些不公平，因为排外者毕竟是少数。那些将纳粹十字标记画在重新建造起来的犹太人教堂墙上并企图烧毁难民营的剃了光头的德国民族党在德国是不受欢迎的。德国人事实上对外国人十分友好，特别喜欢帮助贫穷的外国人。在德国的街头，绝大多数德国人对外国人彬彬有礼，路遇困难，总有古道热肠的德国人乐于帮助你。
1992年秋天，德国出现排外浪潮时，一些城市街头都曾有德国居民自发地举行烛光游行，以示抗议。每当夜幕降临，许多德国人，有的甚至是扶老携幼，全家出动外出悼念被极右分子杀害的外国人。在凛冽的寒风中，他们手持点燃的蜡烛，排着长队，有时绵延数十公里，怀着悲痛的心情向死去的外国人告别。并为自己的同胞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负荆请罪。这些死去的外国人与他们无亲无故。他们这样做完全出于“民众的勇气”，即正义感。2000年11月9日是柏林墙被推倒11周年纪念日，首都举行有20万人参加的反击极右势力的大游行。联邦总统、联邦总理、联邦议院主席等国家主要领导人均参加大游行，显示了“民众勇气”。
（五）
秩序井然、干净整洁德国人的道德标准和生活准则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即秩序。德国人见面的口头禅是“IstallesinOrdnung？”（一切井井有条吗？）德国人特别偏爱秩序，为了保障社会生活井井有条，他们制定众多繁琐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等。是否遵守公共秩序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准。在德国人心目中，世界万物都必须有秩序，秩序统率世界。只有当每样东西都各居其位，都获得与其性质相符的地位，准则和规定都被严格遵守，世界才会出现和谐。秩序偶有紊乱，德国人的工作效率就会降低。他们的大脑就会“短路”。德国人聚精会神工作时，特别需要安静，稍有响声便会使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对秩序的情有独钟导致德国人去寻找或树立一个权威，一个“绝对权威”国家或领袖。权威可以制定法规法律，使世界和社会变得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这就是德国人尊敬和崇拜权威的原因之一。
为了使权威制定的法律法规得以贯彻执行，德国人嫉恶如仇，控告和打小报告司空见惯。如有谁扰乱了社会秩序，他就很可能成为被控告和打小报告的对象。德国人不仅使整个社会秩序化，而且使自己日常生活秩序化。他们时时、事事、处处也都按规定和计划严格遵守秩序。德国人总是随身携带记事本把一天要做的事全部记下来，严格按照安排好的来做，轻易不做更改。
德国人的秩序还表现在生活起居、环境布置、工作节奏上。不论是卧室还是客厅常年保持秩序井然，一尘不染。在打扫庭院或大厅时，他们会将每一个角落擦洗得干干净净，连厨房、厕所也都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德国的公共环境是世界一流的，不但绿树成荫，而且道路平坦，很难找到一处有积水。
大多数外国人一方面讨厌德国人的古板、冷漠性格和繁琐又头痛的各种规章条例。这些条条框框有时叫人感到无所适从，啼笑皆非；但另一方面，又欣赏德国生活的宁静舒适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