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之二[1]
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列宁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的革命友谊，一向是社会主义文坛长久流传的轶话。但是，这些轶话，在不同阶级的文学家中间，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帝国主义的奴仆们，固不必说，他们是利用这些轶话极尽其造谣诽谤之能事；就是在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文学家中间，根据他们的世界观来进行分析、判断，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歪曲的，甚至也会成为他们宣扬自由主义思想，攻击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借口。记得很早以前看过一本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这本书主要是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俄国文学教授康恩所著的《高尔基和他的俄国》一书编译而成），这本书虽然详尽地介绍了高尔基的文学活动，对于1933年对高尔基了解很少的中国读者，不能说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但是，很显然，康恩是一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只从他的关于列宁和高尔基的友谊的论述来看，他虽然也看到了列宁和高尔基的深厚革命友谊，但却不能正确地解释这种友谊的基础是什么，甚至做了混淆是非的论述。他把列宁和高尔基发生的两次思想分歧的争论，都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党和文学家的对立。为了宣扬他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他还把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思想中的一时迷误，夸张成文化至上主义，而不惜歪曲事实的真相。譬如在十月革命初期，高尔基曾由于世界观中的某些弱点，在如何对待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时分明就是白匪和帝国主义雇用的特务）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发生过一些思想分歧，而这些分歧显然是文学家高尔基自己思想上的迷误，对于这次思想分歧，高尔基在《列宁》这本书里曾做过自我批评。
但是，在这位美国唯心主义文学史家的笔下，却只摘引了其中叙述分歧事实的段落，而抹去了那主要的一段，说什么“高尔基对于布尔什维克对付不属于该党内部正统派的人所用的手段，还不免怀着怨愤”之类的与事实不符的论断。
然而，无产阶级文学家从列宁和高尔基的革命友谊里，却吸取了深刻的教益，尤其是当留存下来的文字资料——《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的《论阿·马·高尔基》部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轶话就得到了活生生的补充资料，它不仅显示了这两位伟大人物之间革命友谊的光辉，也在启发着人们对于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文学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从列宁《论阿·马·高尔基》的120多页篇幅里，我们确实深切地感受到了伟大列宁和高尔基的深厚的友情。列宁对高尔基的关心，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这不仅在革命前，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通信中看到，列宁是怎样谆谆劝告高尔基必须注意自己的身体，要求他“无论如何”，要找“第一流的医生”去治病，并且提出“警告”说：“如果您不去，那是不可原谅的！”[2]就是在十月革命那样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年月里，掌握着革命航舵的列宁在百忙中仍然十分关心高尔基的生活，为他的病体，为他的旅行，甚至琐细的生活细节，作出仔细的安排。当然，列宁的这种“真挚的同志出自衷心的关怀”，并不只是对待高尔基一人。高尔基在《列宁》一书里引用了这样的信以后就曾说过：“像上面那样的信，他写给过各种各样的人，大概总有几十封吧！”不过，从列宁和高尔基的友谊看来，它却是建立在列宁对于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事业的重视，对于社会主义文学奠基人高尔基文学活动的高度评价的基础上。
大家知道，早在1901年《示威游行开始了》[3]一文里，列宁就谈到过高尔基和群众斗争的关系，1902年他成了高尔基作品的爱好者[4]，而且1906年已经表明，他深刻了解高尔基的创作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大作用。他的那篇号召革命的热情洋溢的短文《暴风雨之前》，就是借用高尔基的富有革命浪漫精神的“海燕”的形象，清楚地阐明了当时俄国革命的形势，并且是以《海燕》最有名的诗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5]，作为文章的结束语的。
最能充分说明这一点的，是列宁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典范作品《母亲》的评价。那还是在1907年5月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高尔基在《列宁》一书里有过一段详细的叙述：
……立刻谈到《母亲》这本书的缺点，原来他《指列宁——引者》已经从伊·彼·拉迪日尼柯夫那里把手稿拿去读过了。我说这本书是很匆忙地写出来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说明为什么匆忙，列宁就肯定地点点头，自己把这个原因说明了，他说我赶写得很好，这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这是他对我的唯一的然而极其珍贵的赞语……[6]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段非常通俗的评价，只有深刻了解《母亲》所反映的时代内容，以及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时代精神风貌的人，才能充分体会“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这句话的丰富含义。
大家都知道，俄国1905年的革命，是以武装起义的失败而告终的。随之而来的是斯托雷平反动势力的对革命的反扑，在社会生活中，颓废、分化和失败主义的情绪增强了。这时需要的是像列宁所指出的，“应当更确切地实际提出新的积极行动的庞大任务，更加坚定、更有步骤、更加顽强地来准备这一行动，尽可能地去爱护那些为罢工斗争所疲惫了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必须“打倒立宪幻想！必须聚积新的、能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力量”。可是，孟什维克却“张惶退却”了，“根本不相信革命重新高涨的可能”。在文学中，这种失败主义情绪，表现得更为强烈。安德烈夫的《黑暗》，就是反映这种腐化和颓废的失败主义情绪的最典型的作品，它的主人公居然宣称：“如果不能用我们的灯火照亮全部黑暗，那么我们还是熄了火，大家爬进黑暗里去吧。”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混乱的时期，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匆忙地”写出了《母亲》，作者明白地宣称，这本长篇小说的“任务是支持低落下去的反抗精神，来反对生活中黑暗的、敌对的势力”。
当我们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明白，列宁对于《母亲》的评价——“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是何等准确地概括了《母亲》出现的时代意义。列宁深切地了解从高尔基创作里反映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是生根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里面的。
从列宁对高尔基文学活动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他是把高尔基的创作紧密地结合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进行评价的。因此，他对高尔基的评价正像对托尔斯泰创作的评价一样，异常敏锐地把握到他的创作中的时代精神的实质，深刻地揭示出它们的时代的作用和意义，而且《母亲》在全世界工人中间广泛传播的事实，也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这种论断。卢那察尔斯基在叙述《母亲》传播情况的时候说：“工人的报纸，主要是德国工人报纸，还有一部分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报纸，都赞不绝口……并且把它（指《母亲》——引者）用报纸附刊的形式……简直是成百万份地散发出去。”全世界的工人，都从这部小说中，受到了“非常及时”的革命斗争的教育。
如果从列宁和高尔基的创作之间的关系来看，列宁对高尔基的影响，还不仅仅限于正确地评价高尔基的创作，启发了他在文学活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还向高尔基提出过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意见。例如在190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高尔基曾经想写一部描写一个资产阶级家族三代人“伟大主题”的长篇小说，列宁就对他说：写这样的长篇“自然，很困难，并且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我想你对付得了它，但是我不知道你要怎样来结束它。问题是在于生活现实尚未提供一个结尾。不，这个你应该在革命之后来写它。现在你该写《母亲》那样的作品”。高尔基听从了列宁的这个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的劝告，他酝酿中的这部长篇——《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确实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才写成的。
列宁的这个意见，一方面表明了对于《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这样的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主题，有着深刻的了解，而且提出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艺术见解，这就是说，这样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主题，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才能够更全面、更充分地把握它；另一方面他着重指出的《母亲》的现实意义，却是明显地树立起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光辉旗帜，重申了革命文学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非常及时”的艺术效果。
列宁在这里所做的虽然是对高尔基或者是对高尔基创作的评价，但是应该说，从党和文学工作以及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关系看来，列宁所阐发的却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具有原则指导意义的论点。要知道，对于高尔基的《母亲》，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内也是存在着分歧评价的。列宁高度评价了《母亲》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说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而普列汉诺夫则带着一种极其轻蔑的情绪贬低《母亲》的成就。他说：“……戈里基（即高尔基——引者）先生，不是已经自以为马克思主义者了么？他在那长篇《母亲》之中，不是已经作为马克思底见解的宣传者而出发了么？然而这小说本身，却证明了——戈里基先生于作为这样的思想的宣传者的角色，全不相宜，为什么呢，因为他全没有理解马克思的见解。……于是我要说——假使戈里基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就预先去取理解这主义之劳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事，大抵是有益，并且也愉快的。而且对于戈里基先生，将给以一种买不到的利益，就是，明白了在艺术家，即以用形象的言语来说话为主的人，那宣传家，即以用论理底言语来说话为主的人的职务，是怎样地只有一点点相宜而已的。戈里基先生确信了这个的时候，他大约便将得救了。”[7]
对于高尔基和高尔基的《母亲》，这是两种多么分歧的评价！但是这两种分歧的评价，决不仅仅是艺术见解上的分歧，而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的关系，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日益陷入孟什维主义泥坑的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既然不能正确地估计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看不到革命无产阶级胜利的前途，自然就不可能了解《母亲》所显示出的不可摧毁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以及对于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虽然从革命和文学的关系上，从高尔基的作品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作用上，给予高度的评价，但列宁又从来没有要求过高尔基用自己的创作机械地配合政治任务。列宁一方面引导高尔基积极参加党报的工作，就高尔基的兴趣和擅长，对他的写作提出建议，一方面也同时照顾到高尔基的创作，不愿用比较具体的写作任务去干扰他。1908年在谈到办报问题的一封信里，就清楚地可以看出列宁的这种态度。列宁一面建议高尔基给报纸写作：“如果您也愿意参加政治报的工作，为什么不写些像《新生活报》上的《论小市民》一类体裁的东西呢？依我看，您已经很好地开了头，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在最初写给您的一封信中，我‘有意’提到这一点，我想：既然这种体裁这样吸引他，他一定会把它抓起来的。现在我还认为，在最近的一次来信中您好像是把它抓起来了。也许是我搞错了吧？要是报纸不像从前那样单调，党的工作会从中得到多少倍好处！而著作家的工作如果同党的工作，同经常不断影响全党的工作密切联系起来，也会得到多少倍好处！”一面又细心地询问高尔基的工作安排，创作情况：“我当然不知道您的工作安排。可惜我们在会面时谈天多，谈正经话少。如果您对于写定期的（一两星期一次）短小文章不感兴趣，如果您觉得写大本著作更好，我当然不希望您中断，它会带来更大好处！”[8]甚至于为此还特别去询问卢那察尔斯基：“我也希望把《无产者报》上的文学批评栏固定下来，委托阿·马克西莫维奇负责。但是我害怕，而且非常害怕直接提出这一点，因为我不了解阿·马克西莫维奇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爱好）。如果一个人正在从事严肃的、巨大的著述工作，如果琐碎事情，报纸工作，政治评论会危害这一工作，那末妨害和打扰他就是愚蠢和犯罪的行为！我十分了解这一点并深深感觉到这一点。”[9]列宁的这种对待作家，对待创作的认真和细心的态度，也是多么值得我们深思啊！
当然，列宁和高尔基的革命友谊成为文坛流传的轶话，受到敌人和同志普遍重视——敌人以为诬蔑的口实，同志以为学习的榜样，它的更深刻的体现，应该说是在于高尔基在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过程中从列宁那里所取得的巨大帮助。而对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说，那里才更有吸取教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