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面所说，列宁对高尔基的《母亲》评价很高，对高尔基的文学活动与工人运动的关系，也做过充分的肯定，甚至在批评高尔基的某些错误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的时候，列宁仍然和敌视高尔基的倾向进行斗争，把它们和高尔基的卓越的文学活动适当地区分开来，不断地指出：“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作出更多的贡献。”“在无产阶级艺术方面，马·高尔基是一个巨大的积极因素。”[10]但是，列宁并不因此而忽视高尔基在发展道路上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中的某些弱点，相反的，只要他一发现这方面的问题，就立刻向高尔基提出批评的意见，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和争辩。熟悉列宁和高尔基友谊的人都知道，这些批评和讨论，对于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的思想和创作，起了无比巨大的影响；它们具有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及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必须深入斗争改造思想的重大意义。而高尔基的伟大，也恰恰表现在他勇于正视自己世界观中的这些弱点，不断地克服它们，逐渐牢固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才在他的后期创作中取得了那样辉煌的成就。因而，无论是在这些批评和讨论中表现出来的列宁的伟大思想，还是高尔基勇于克服自己世界观中的某些弱点的自我批评精神，即使在今天，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也依然可以从中吸取极其深刻的教益。
列宁和高尔基的这些讨论或者说是对于高尔基的某些错误观点的同志式的批评，主要是在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里。
第一次是和马赫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产生了列宁的有名的伟大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1]
熟悉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马赫主义这个哲学上的机会主义派别，是产生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它是和我们上面曾经谈到过的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俄国知识界的腐化和颓废情绪有着血肉关系。娜·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里谈到这个时期和这个斗争的时候说：“这几年是社会民主党内思想上分崩离析的年代。有些人企图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出现了一些企图动摇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哲学流派。现实是阴暗的。有些人企图臆造一种新的巧妙的宗教，并从哲学上来论证它。新的哲学流派给一切寻神派和造神派敞开大门，这一流派的首领是波格丹诺夫，其同盟者有卢那察尔斯基、巴扎罗夫等人。”并强调指出：“在反动年代，修正主义所以能如此嚣张，是由于知识分子中间的颓废情绪助长了它。”[12]
在列宁和高尔基的从1908到1913年全部通信（在《列宁论文学与艺术》里占有100多页的篇幅）中，几乎每一封信都涉及和马赫主义的斗争。当时高尔基正侨居意大利的喀普里，曾经想调和列宁对这个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列宁坚持了党性原则，拒绝这种调和。他在给高尔基的信里说：“您必须明了，也应当明了：一个党员一旦认识到某种学说是极端错误和有害时，就必须起来反对这种学说。如果我不是绝对相信（我愈是阅读巴扎罗夫、波格丹诺夫之流的著作，就愈相信）他们的著作从头至尾，从叶至根（直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完全是荒谬、有害、庸俗、说教的作品，我也不会来争论的。……这里有什么‘和解’可言呢？别那么想了，提和解是可笑的。斗争绝对不可避免。党员不应力图掩盖、拖延或回避斗争，而应当力争使党实际上所需要的工作不受损害。”[13]当然，列宁和高尔基对于这个问题一再做长篇的通信，还并不只是因为高尔基想调和这种斗争，而是这个哲学派别利用高尔基的某些思想弱点，以高尔基作为招牌，如列宁在《论召回主义的拥护者和辩护人的“纲领”》中严正指出的：“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派别都可以因高尔基加入自己的派别而感到正当的骄傲”，但是“在这个大权威的活动中这个纲领所要巩固和利用的恰恰是他的弱点，恰恰是他对无产阶级所作的巨大贡献中的缺陷”。[14]因而，列宁为了揭穿召回派、马赫主义者利用高尔基的阴谋，并帮助高尔基克服自己的思想弱点，就不能不在和这个机会主义派别斗争的同时，为了保护高尔基而批评高尔基的错误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在持续五年的通信中，列宁一直不厌其烦地、不间断地和高尔基讨论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这个讨论和批评，对于高尔基的思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的高尔基，还不是一个具有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革命作家，在他当时的世界观中还有着资产阶级一般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又受到波格丹诺夫一派的马赫主义的思想影响，这就使得他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发展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他提倡这种主义的某些言论，就显然是和马赫主义的影响有关。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里批判马赫主义的时候，曾经这样揭露马赫主义哲学的本质：“我们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经验一元论者和经验符号论者都在往泥潭里爬。他们劝读者相信‘信仰’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就是‘神秘主义’（巴扎罗夫），他们把唯物主义同康德主义混淆得不成样子（巴扎罗夫和波格丹诺夫），他们宣称不可知论的变种（经验批判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变种（经验一元论），教给工人‘宗教无神论’和‘崇拜’人类最高潜在力（卢那察尔斯基）……”[15]高尔基也正是想用这种“宗教无神论”创造出一个受“崇拜”的新的神来。高尔基在一篇抗议莫斯科艺术剧院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改编演出的文章（《再论“卡拉马佐夫性格”》发表在1913年10月27日的《俄罗斯语言报》上）里，也有过类似的观点，不纠正无疑地将会把这位伟大作家引入唯心主义的歧途。因此，列宁看到了这篇文章，立即给高尔基写了一封信，对他提出了同志式的严肃的批评。列宁指出这种造神说，对于革命群众有着无法形容的危害性。[16]我们可以看出，在高尔基思想发展过程里，正是列宁的不断地批评和帮助，才使得高尔基逐渐摆脱了马赫主义的影响，克服了世界观中的这种消极因素。自然也应该看到，如果伟大作家高尔基缺乏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在这次事件里，列宁对高尔基的批评，有一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即列宁曾经提醒高尔基，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观点而去迁就一般民主的观点”，必须“明确地区分小市民（脆弱的、可悲地动摇的，疲惫的、悲观的、自我直观的、直观神的，造神的、姑息神的、自我侮辱的、糊里糊涂的无政府主义的［这个词真妙！！］等等）和无产者（他们善于做真正实际的精神奋发的人；善于把资产阶级的“科学和舆论”同自己的“科学和舆论”，资产阶级民主同无产阶级民主区分开来）”。[17]列宁的这个提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高尔基的这种“迁就”，这种不善于“明确地区分”，并不是偶然的。正如上面所说，这时的高尔基尚未取得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一般民主主义的观点，这在十月革命前后他和列宁的另一次分歧里，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了。
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次事件。
这已经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月革命）以后的事情了。这时革命正在经历着伟大的转折，列宁归国后发表了有名的《四月提纲》，给党和无产阶级制订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明确的革命路线——“我们应当巧妙地、谨慎地、循循善诱地引导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前进，从‘两个政权’进到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18]而高尔基在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以后，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寄托过幻想，向他们发出过《社会和平主义的呼吁书》，呼吁这个政府“以缔结和约来完成自己的解放事业”；[19]同时“不相信一般群众的理性，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理性”，[20]把革命的同盟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科学家、技术家，总之，具有专门本领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正是依据这种观点，在十月革命以后，高尔基参加了孟什维克派的报纸《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竭尽一切努力在进行那位康恩教授赞扬的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和文化的“拯救”工作……可以看出，高尔基和列宁、布尔什维克党这一系列的“意见分歧”，实际上正是列宁曾经批评过他的那种“离开无产阶级观点而去迁就一般民主的观点”在革命的新形势下更深一步发展的结果。又正是伟大的列宁正确地分析了高尔基的这种错误，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也正像往常一样，列宁首先把高尔基的这种局部的思想错误和他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贡献区分开来。列宁在《远方来信》的第四封信《如何争取缔结和约》[21]一文里批评到高尔基的时候，一方面高度估价了高尔基的创作，一方面也对高尔基的错误的政治观点，进行了严正的批评。在谈到高尔基那封致临时政府贺信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和平主义的思想时，列宁指出：“高尔基这封信不仅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其流行的偏见，而且还反映了一部分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的偏见。”应该说，列宁对于高尔基的错误思想性质的分析，清楚地指出了他的这些观点的阶级实质，但是，当时高尔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因而，这种观点到了1919年革命初期十分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又有了发展。他在和列宁的通信中反映了不少不健康的心理，其中同样涉及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用的评价，列宁乘此对高尔基的这些错误的政治观点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和批评。这封有名的信，即使在今天看起来，对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也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列宁从阶级观点出发，批评了高尔基对于无产阶级政权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责难。列宁说：“我们正采取一切办法吸引知识分子（非白党的）去与坏蛋作斗争。在苏维埃共和国，真心诚意地帮助工人和农民，而不是终日埋怨和疯狂地喷吐毒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百分比正逐月增长。”[22]这就指出了高尔基把为工农服务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反革命的白党知识分子混淆起来的敌我不分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