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20日在《中华艺术通史》第一次编委会上的讲话
今天算是正式召开《中华艺术通史》的第一次编委会，可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关于课题的论证，我们已开过多次会议，大家都谈过不少意见。这个课题应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来承担，已毋庸置疑。
这个课题是我在“八五”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大会上提出的，我提出的还有其他两个项目：即“中国艺术学”与“当代文艺思潮评析”。当时，我很希望艺研院能主动承担这几个项目，但那时似乎没有人愿意出面组织集体攻关的大课题，只有程代熙同志承担了“当代文艺思潮评析”这个项目，北京大学艺术系的彭吉象同志拿走了“中国艺术学”的项目，而“中华艺术通史”的项目则无人问津。老实说，我当时有点失望。我以为，“中国艺术学”和“中华艺术通史”这两个项目，我院都有条件、有实力，也理应承担。因为各门类艺术的史论方面，我院多年来都已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可当时我们没有人承担，北京大学虽然拿走了“中国艺术学”，他们还聘请我当他们的顾问。
直到“九五”规划讨论前，林秀娣同志劝我还是应当出来主持这个项目。我自知知识面不宽，特别是对魏晋以前的艺术领域接触不多，确实有困难。但和一些同志交谈以后，大家都信心很足，以为我们各学科的后备力量充足，老中青人才济济，集体攻关，能克服困难，这才增加了我的信心。于是，就不揣浅陋，做了带头羊，试着做起来。
我不是朝闻同志，我也敢说，艺研院现在还没有第二个王朝闻那样博古通今、通晓多门类的艺术规律、自己又有创作体验的大学问家。但是，就连朝闻同志，在他主编《中国美术史》时，也还是说：美术史的编撰过程就是“创造”自己的过程。何况我们要编撰的是中华艺术通史，它不是各门类史的拼凑，而是各门类艺术的综合研究，要探索它们的民族韵律。这也可以说是空前的。我们虽然也读到过欧洲的艺术史，但在他们那里，艺术史的概念实际上就是美术史，而不是不同时代各艺术学科的史的综合研究。当然，参加本项目的同志，都是各艺术学科的专家，或者也熟悉一些别的学科，但恐怕还没有体操队那样的“全能冠军”。这次都必须在分卷中熟悉别的学科，而且即使是自己熟悉的学科，那撰写也仍不同于门类史，即它必须反映出综合研究中的规律与特点。所以袭用朝闻同志的那句话也还是要创造一个新的自我，艺术史的门类史的“自我”。
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知识范围，当然是有限的。譬如像我这样看惯了现代色彩花样翻新的陶瓷器的人，让我去鉴别古代陶器的造型和纹样的美，无论是水波纹、漩涡纹或速旋纹，以及这类产品的均衡、对称、变化、和谐等形式美，就绝不是短时间能办得到的。因为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要有音乐的耳朵一样，得先有鉴别形式美的历史的眼睛，否则，就不能鉴别原始人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创造的形式美。
我想，这都要靠集体的力量。分卷编撰，各卷主编当然要聘请各学科的专家担任撰稿人，他们都会是这一学科和这一时期姊妹艺术的行家里手。但他们来参加艺术史的写作，也同样都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都有个学习的过程，都有一个重新审视自己已熟悉的东西，并把它放在一个新的体系来进行研究的问题。我想也只有这样，你对自己所熟悉的这段门类史，才会在艺术史的撰写中有新的发现，有创新的论述。
毫无疑问，无论是编委会这个大集体，还是分卷编撰的小集体，在通力合作中，都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因为，不会在所有的问题、所有艺术家和艺术品上，大家都看法一致。何况还必须在一个时代的艺术综合发展中来研究和撰写。这总需要讨论，通过充分的讨论，才能定于一是，讨论就会有交锋，我总认为，百家争鸣，这是中国人发现的科学研究的规律，并给予了形象的总结。这恐怕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所谓“百家并鸣之学”就已开始了。据我看，当时以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孔、孟和老、庄，从艺术和美学见解上讲，孟和庄对后世的影响更为重大。我们只看他们当时与当权者问答式的论辩，就能体会到那时的学术思想有多么活跃。孟子对人格力量的强调，“善养吾浩然之气”、“充实之谓美”，这到后来形成“文以气为主”的审美观，可称为中国文艺壮美与阳刚之美的特有传统。庄子虽然像老子一样，对审美与艺术活动，很少直接的论述，但在他的关于人的生活的自然无为的境界的论述中，却蕴含着对艺术与审美的深刻的见解与评析，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西汉武帝和董仲舒却来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能说对后来历朝历代没有消极影响。当然儒家为尊，又是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历代儒家学说都有自己的“变异”，战国后期的荀子，汉代的董仲舒、王充，南北朝的范缜，唐代的韩愈、柳宗元，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只不过，宋代程朱理学（儒家学派）的兴起，既在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贡献，又由于元明以后被封建统治者定为“官学”，也在一段时间里束缚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引起了“异端”的反抗。即使是明清封建礼教大横行的时期，也同时出现了反理学的启蒙思潮，出现了李贽的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亦僧亦儒的叛逆；出现了《牡丹亭》、《西游记》这样富于浪漫色彩的创作；而城市经济与瓦肆伎艺的繁荣，又促进了俗文艺的平话、戏曲的发展。它们冲破礼教樊篱，不仅写贩夫走卒、市井细民、男女情恋，而且写艳情，以至写色情，如“三言”、“二拍”，也包括《金瓶梅》。其作品的思想、意念、情节与性格，也或多或少地显示着市民的眼光、市民的情感与意识。终于在最后一个王朝的盛世，把文艺的繁荣与发展推上了它的顶峰，不仅产生了蒲松龄、孔尚任、洪昇、吴敬梓、曹雪芹这样伟大的作家，也有了明清之际的风格流派纷呈的画坛和空前繁荣的地方戏。
我没有研究过历史，但对从春秋战国到唐宋这段思想史，却被动地下过一番功夫，那是因为1947年至1949年，我作为笔录别人著作的小助手，不得不阅读诸子百家的那些资料，当然这是做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的助手。他注意的是唯物与唯心的斗争。但在我的直觉里，老庄学说在思想领域比较活跃的时期，或者说再加上佛学兴盛的时期，似乎艺术的成就也比较高。比如魏晋南北朝，王朝像走马灯一样地更替，文艺却有了那么活泼的发展。这大概也算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儒家的“仁与礼”的学说，在那时的“现世”已不能使人信服，也不再能束缚人的思想，于是美学上出现了轻“善”重美的潮流。于是有了诗歌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二王大书法家的“奇迹”，也包括艺术理论上的辉煌，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从曹丕的《典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葛洪的《抱朴子》到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特别是《文心雕龙》，那应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的艺术创作论，但刘勰是个和尚，葛洪是个道士。
《楚辞》自然是美文学，但《庄子》，特别是那些寓言也是美文学，在艺术与美学观上都蕴涵着很深刻的见解，都有极其丰富的想像力。或者也可以说，它们是我国“浪漫主义”艺术的开山鼻祖。而文学史上隋唐以后的不少成就较高的大作家、文艺理论家，思想上又和禅宗有联系。唐代的王维，宋代的苏轼，明代的李卓吾，以及清代的伟大的曹雪芹，都有向佛的倾向。《红楼梦》就深受老庄与禅宗思想影响。是不是宋儒理学的正统思想，特别是它在明清两代作为“官方”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太僵化了，人们想反抗它，在叛逆中寻找新武器，老庄和禅宗都有可以借用的东西。唐代韩愈反佛，可有的哲学史家认为，他的反佛的逻辑与方法，却是从佛学中偷来的。
总之，在中华艺术发展史上，作为哲学思想的基础，老庄和禅宗都是不可低估的。在不同社会发展时期，儒、道、释对文艺的影响，因时而异，有时是起着互补的作用。当然，对这一切，我们都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断。
艺术通史的编撰要比文学史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文学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总是在语言文字中有着存留。美术，哪怕是岩画，也毕竟保存有悬崖峭壁上的形象，可供研究，这大概也是西方的艺术研究，主要是指美术的原因之一吧！而其他，特别是用人体保存的动态艺术，就只能靠文物与图面形象的借镜了。
我们舞蹈史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要争一争“舞蹈是艺术之母”的论题了。听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陶盆”，根据专家的碳素测定，是5000年前，约为所谓黄炎二帝传下来的作品，所谓“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大概就是这彩陶盆表现的那种舞蹈场面。可鲁迅却也说过：原始人在集体劳动中锻炼出来的杭育、杭育的号子声，就是原始音乐简单节奏的产生。在先秦的文献记载中，有关古圣先王时音乐的记载，却极为丰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曾侯乙墓编钟（公元前433年制作）和其他各类乐器的发现，不就曾被我们的音乐史家誉为“地下音乐厅”吗？我们的音研所就有从青铜器直到聂耳、冼星海的乐器与文献的宝藏。
我想，乐舞，作为原始人最早产生的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活动，是一个综合体，恐怕是很难分出谁是艺术之母的。在后来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乐、诗和舞也是一体的。从《诗经》开始，其特点就是“诗为声也，不为文也”。[1]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谈到这一特点时说：“三百五篇，皆弦歌之。”《墨子·公孟》更具体地说明：“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可见《诗经》三百篇，都是可弦、可歌、可舞的“声诗”。这是需要我们在原始卷和三代卷中认真地研究一番的。而在先秦的文献记载里，音乐似是最繁荣，音乐理论也发达，连孔夫子的《论语》也多次讲到对音乐的感受、欣赏。
现在编委会的断代分卷承担，一方面是有个初步意见，根据各位的特长作出选择，一方面也是征求意见，尊重个人意愿，现在诸位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也是经过一番研究、权衡，组成了这个编委会，也基本上筹建了编辑部（当然还要充实健全），对全书编撰设想和建构框架，经过多次讨论，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草图”。
关于《中华艺术通史》的规模，成果形式，也包括一些操作上的规则，我们在部分编委会议上和部分同志中间，都进行了讨论或交换过意见。至于编撰的基本主导思想，撰写原则和要求，有几位编委还试写出分卷的初步提纲和设想，如魏晋南北朝、明代卷，并召开过讨论会，进行了讨论。全书虽然还没有形成更为详尽、具体的写作体例，但是，就全书的主导思想来说，已经取得了较明确的统一认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