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真儒”，虽对程朱理学的虚伪名教或八股科举僵化体制所造成的弊害，深恶痛绝，但对儒家的孝悌忠信，却仍身体力行，这也正是吴敬梓所要极力歌颂的。只是他们所崇奉的，毕竟也还是些软弱无力的信条，难于在社会实践中取得成果。那身体力行的萧云仙，不就弄得有功受罚，最后是倾家荡产嘛！泰伯祠的寥落失修，真儒贤人们的星流云散，虽有“余韵”，“奇人幸未绝于市井”，却也只能“自遣”，留下来的仍然是一派“礼坏乐崩”的凄凉景象了！因而，在《儒林外史》里，不仅真儒的形象是苍白的，就是他们的理想，也是画饼充饥，缺少现实根据的。在那个时代，不管吴敬梓有着怎样的敏锐的观察力、辛辣的批判力，由于时代和思想的局限，他都不可能找到医治封建制度千疮百孔的药方，而只能预言它的必然崩溃。
是的，在吴敬梓热情赞扬的“士林”君子中，还有他着力塑造的所谓“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那就是有他自己影像或以他自己为原型的杜少卿。这位“奇人”出身名门世族，却不善理家，终于落魄。但在吴敬梓的笔下，杜少卿是一个“精神富有者”，他有师辈们如迟衡山、庄绍光等忠孝悌信和文行出处的人品，他不愿做官，却仍主张“以忠孝为本”。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个杜少卿，又显然接受了老庄哲学、魏晋风度的影响，狂放不羁，蔑视礼教习俗，表现了强烈的叛逆者的气质。他曾与妻子携手谈笑漫游南京清凉岗。他鄙视功名利禄，病辞征辟而不赴，认为“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简直就是吴敬梓身世经历和思想的写照。吴敬梓就是这样过着“麋鹿之性草野惯了的生活”，“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穷到卖文为生。他为人洒脱，少有名位等级观念。他的相与，既有真儒、君子、贤人，也有下九流的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能引为知己。在杜少卿的形象里，一定程度上寄托了作者自觉追求个性自由的民主思想。又确如鲁迅所说：《儒林外史》虽“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但由于作者生活境遇与思想的变化，他对“市井细民”也很熟悉，所以，小说里出现的普通人民的形象，如香蜡店的牛老儿，米店的卜老爹，戏班子的鲍文卿，修乐器的倪老爹，以及所谓市井四奇人等，也都写得“声态并作、跃然纸上”。只不过吴敬梓最后把他们也卷进向往真儒的境界里来，却不免有些牵强生硬，思想错位了。
（三）《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在中国小说史上，讽刺文学，也有较悠久的传统。鲁迅曾说：“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他举了魏晋时期的《笑林》和《语林》，隋的《启颜录》，唐的《纂异录》，都有蕴含深长意味的作品。唐传奇中的《南柯太守传》，宋元平话中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都可算是富有一定思想意义的讽刺作品了。到了明代，连伟大的神魔小说《西游记》，鲁迅都说它“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而对董说的《西游补》鲁迅则明确指出它“全书实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并给予它的讽刺艺术以很高的评价：“惟其造事遣辞，则丰赡多姿，恍惚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聊斋志异》，虽是“拟古”，富批判于志怪之中，但也有不少短篇讽刺的精品，这说明，《儒林外史》以前，小说中的讽刺艺术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继承传统，博采众长，而又富于独创地为中国小说史建立了讽刺文学的不朽丰碑的，仍不能不说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过去不少讽刺性作品，往往夹杂着私怨，或者径直是对个人的攻击，缺乏深入社会意义的开掘，缺乏“秉承公心”的刀笔。有的是“讽刺之切，或逾锋刃”，有的“词意浅露，已同漫骂”。鲁迅曾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常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吴敬梓笔下的“士林”中的各类人物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形形色色，不正是这样朴实自然的真实画面吗？杰出的讽刺艺术，是与现实主义创作血肉一体的。
鲁迅对此特别加以强调，他说：“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吴敬梓秉承公心，直面现实人生，《儒林外史》描写的人和事，就都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而且取材也多据自所闻见。鲁迅曾指出：“《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庾词隐语寓其姓名”，“杜少卿为作者自况，更有杜慎卿（其兄青然），有虞育德（吴蒙良）、有庄尚志（程锦庄）”，特别是小说中的著名的典型人物马二先生，其原型实为作者的挚友冯粹中，但作者“如实”写来，“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使人“所觉得的”只是马二先生，反而忘记了它的原型冯粹中，这就是吴敬梓写实的独创的讽刺艺术的特征。
对于封建制度的种种黑暗，以及官场、科场、乡场人物的腐败、昏庸和丑恶，作者当然是深恶痛绝的，但他又决不是孤立地、抽象地挖掘、抉剔它们的恶德、墨行，加以展览，或者怀私怨、逞墨言，追求表面的效果。《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强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恰恰正在他是在展现“世相”中，充分描绘出人和社会环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塑造他们的形象和性格。无论是周进和范进这样的为科举功名受尽屈辱折磨，可怜而又可憎的腐儒形象，以及在他们生活道路上的各种畸形行为和变态心理；还是鲁编修和他女儿狂热迷信八股举业所表现出的痴迷、可悲与可笑；匡超人、牛浦郎这样的贫穷出身的少年，又如何在“士林”的恶浊风气中很快地变质、堕落下去，作者都通过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把握它们生活中内在的具有讽刺意义的特征，而给以精确的描写，以控诉科举害人和黑暗世相腐化人心的罪恶现实。即使对机锋所向的“士林”丑相，作者也是抓住他们用合乎纲常名教的言词却干着相谬反的勾当，从其自相矛盾中以揭露它们的龌龊和丑恶。如范进的居丧尽礼，却外出打抽丰，贪吃大虾丸子；严贡生自称从不占人便宜，立即有人来透漏他强占人肥猪的行为，以及匡超人、牛浦郎的那些口说大话却胸无点墨的假斯文，作者都是在平常生活的自然进程中，给以朴素平淡的白描“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从而，达到了很真实、很传神的“使彼世相，跃然纸上”的讽刺效果。它是那样的描写深刻，那样的讥诮而沉郁，无愧于鲁迅的高度评价：“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可说是完全脱离了章回体，也摆脱了平话的旧套，艺术上又极富有创新。自然，它并非严格语义上的长篇小说，吴敬梓对他这部作品，是依据内容的需要采取了人和事“行列而来”，“事与其俱起，亦与其俱迄”的结构形式；从内容上来看，“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可算是“一篇之骨”，全书二十几个故事和众多人物，虽无贯串全部情节的主人公，却有围绕着这一创作意旨而展开、而组成的中心思想。“虽云长篇，实是短制”，而在艺术上却达到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制，而时见珍异”（鲁迅语）的高度成就。各组故事，也并非毫不相干，有的由前一故事引出后一故事，如二“进”中举；有的虽人物不断转换，但在情节中仍时隐时现，于整体结合上还有衔接作用，有的在结社集会中继续活动，使读者自能看出作者的整体构思在小说情节里始终有着统摄作用。
鲁迅是用“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来概括《儒林外史》所特有的讽刺文学的美学风格的。用现代美学术语来意译，大致的意思是，悲喜剧因素，诗的含蓄与隐寓，婉转、幽默的情趣和讽刺艺术的意蕴的交织与融合。我们说《儒林外史》的讽刺生命在于真实，作者的讽刺艺术，不表现在直露地说明自己的看法上，而是通过情节与人物的提炼与概括，把人物与世相的真实矛盾加以集中和典型化，作者的是非爱憎和审美情趣，都蕴含在生活的逼真描写之中，笔墨含蓄，具有震撼人心的深层意蕴，更多的是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使人在嘲讽的嬉笑中激发起内心的忧愤。所以在中国小说史上，《儒林外史》可算是唯一的“讽刺小说”，而它以后，“就可以谓之绝响”（鲁迅语）了！
四、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曹雪芹的《红楼梦》
（一）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背景及其身世经历的一些线索
曹雪芹，名霑，号雪芹，正白旗人。他的先世本为汉人，久居辽阳，可能在努尔哈赤起事时即已“从龙”，成了爱新觉罗氏的“包衣”（满语家奴），随多尔衮入关后，逐渐晋升为皇家亲信的官吏。从雪芹的曾祖曹玺开始，以他的祖父曹寅为中心，直到他父叔辈曹颐、曹频，连任苏州、江宁织造六十余年，曹寅还兼任过两淮巡盐监察御史，官至三品衔。织造虽然是皇家内务府的官吏，职位不算高，但他们远在江南，又专作供应皇家的事务，却是一个只有皇帝信任才能得到的肥缺，何况曹玺的妻子孙氏又是康熙的乳母，曹寅本人也做过康熙的侍读。康熙南巡，多次都以曹寅的织造署和扬州御史衙门为行宫。兼之，康熙要曹家几代人连任江宁织造，还有政治上文化上网罗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曹寅本人又多才多艺，在他织造任内，不少江南文学士，包括朱彝尊、阎若璩、洪昇等，都曾是曹寅的座上客。也正是因为曹家与清王朝的政治经济都有较密切的关系，又有着文艺方面很深的家学渊源，这些都给了曹雪芹以深刻的影响和熏陶，为他创作《红楼梦》提供了有利的生活基础。
曹雪芹生于曹氏家族衰落的前夕，在他的少年时代，恰逢雍正把曹家的第四任织造曹頫从江宁革职抄家遣回北京。到了乾隆时期，回到北京的曹家，可能又遭到过天灾人祸，彻底结束了曹雪芹所谓的“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的公子哥儿的生活。关于曹雪芹个人的历史资料，直到今天仍然发现得不多，我们只能从他生前好友爱新觉罗·敦诚、敦敏兄弟和张宜泉的一些诗篇中，依稀看到他曾穷困落魄，却仍才华横溢，不同流俗的性格风貌。
从这些酬唱的诗篇中我们得知，败家后的曹雪芹，坎坷半生，最后在写作《红楼梦》时期，是定居在京郊西山附近。张宜泉在《题芹溪居士》一诗中有这样两句：“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实际上这个“庐结西郊”，自然是不得已地落魄迁居。在敦诚的诗中对曹雪芹西郊的这段生活，就有这样的描写：“于今环堵蓬蒿屯”，“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阿谁肯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敦敏的诗中还写到曹雪芹这时曾卖画为生：“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不过，曹雪芹虽已贫困到“饔飧有时不继”的境地，卖画却仍然“非其人，虽重酬不与一”，甚至连皇家画苑的召请，他也拒绝了：“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张宜泉）当时正是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期，挚友相见，难免有所流露，这在敦诚、敦敏的赠诗中就可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所谓“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扣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敦诚），所谓“秦淮旧梦人犹在”（敦敏），“废馆颓楼梦归家”（敦诚），“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旧梦忆繁华”（敦敏）。这里所说的“秦淮旧梦”、“秦淮风月”，都暗含着《红楼梦》中所写的“金陵”的地名。这表明曹雪芹在落魄的生活中，也一直坚持《红楼梦》的写作。他在第一回“作者自云”中，就曾自豪地宣称：“茅椽蓬牖，绳床瓦灶”的贫苦生活，不仅没有妨碍他“披阅十年，增删五次”坚持写作《红楼梦》的“襟怀”，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还滋润了他的“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