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1年夏，在湿热、腐臭的牢房中，文天祥写下了名垂千古的《正气歌》。他在自序中说道：“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沓，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在这一序言中，文天祥交代了写作《正气歌》的环境和原由。环境是夏天的土牢恶气丛生，令人难以忍受。土牢宽八尺，深三丈二尺，四面都是土墙，只有一个很小的门户，冬天阴冷，夏天闷热。有一年夏天，下了倾盆大雨，牢房积水盈尺，水退以后，炎热逼人，空气中充满着令人作呕的湿味、霉味和臭味。原由是监狱中叫人痛不欲生的恶劣环境何以能够被自己战胜，七气即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何以能够被超越，文天祥将其归结为自己有道德和精神上的修养和支撑，此即是孟子所说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就是天地间的正气。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就可以战胜来自恶劣环境的种种邪气。以一浩然正气抵抗七种恶劣、腐臭之气，使文天祥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于是他提笔写下了气壮山河、千古不朽的《正气歌》。
《正气歌》起首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这几句诗表达了文天祥的宇宙观的基本内容，也是通篇以“浩然正气”以自勉的宇宙观的依据。正之为字，从一从止，止于一者，唯一之义也。由唯一之义，引申为正大、正中、方正、正确、精准、正统、正位、有法度、光明伟大等义。正气相对于邪气、恶气、浑浊之气而言，它是天地之间一种既出自本原又富含法度且正大光明的气体、气质和气象，对淫邪俗恶之气具有矫正克治之功能。接着他歌颂了12位保持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如苏武、祖逖、张巡和颜杲卿，都是反抗侵略者，不屈服外族统治者的压力，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的英杰；齐太史秉笔直书，张良求力士锥刺秦始皇为韩报仇；严颜面叱张飞，管宁鄙薄华歆而不屈身事操，都是不畏权势，威武不屈的典型；董狐、诸葛亮、嵇绍、段秀四人都是为国为民的耿直忠烈之士。文天祥认为他们身上都有股正气，是与天地并立，万古长存的。文天祥把“浩然正气”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超越了前人，树起了中华文化一座丰碑，在民族文化之林里高高耸立。
全诗列举12位人物及其事迹，以此激励自己，抒发了自己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意志和决心。其诗是用生命写出的，句句出自肺腑，字字倾注血泪，所表现出的那种浩然之正气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而努力，自强不息。全篇感情炽烈，慷慨悲壮，大义凛然，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文天祥是深受儒家之浩然正气思想影响的，他在《正气歌》中指出，越是历史处于重大的转折时期，危难时期，就越是正气磅礴发展、充满天地之时，“时穷节乃现”。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之所以能在民族危亡、国家动荡之时能够表现出为正义事业而奋斗、奋不顾身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就是因为具备了这种浩然正气。由孟子首先集中表达的儒家之浩然正气，其实质是在充分理解儒家“知天命而尽人事，尽人事以俟天命”的天命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观和“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价值观之后所获得的一种精神上无比的激励和满足状态，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价值观上，儒家积极主张先义后利、义以为上的道义论价值取向。义就是指社会利益、国家整体利益、民族利益，是一种大义的体现。在这种大义观的前提下，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要求取大义、牺牲个人利益，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最高层次的要求和表达。文天祥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对儒家的社会责任观、价值观是有深刻体悟的。他将尽人事、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而奋斗视为俟天命的必然职责，将为国尽忠而死视为“义死”，追求“以身殉道”，以义当死，视为当然之死，所以选择“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以成就生命意义之不朽。
南宋抗元志士王炎午在《又望祭文丞相文》赞曰：“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宋史·文天祥传》评述：“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这些对文天祥之赞誉虽有拔高之嫌，但也不失公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史学被视为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道德法庭，在元人所编《宋史》中能对文天祥有此赞誉，难能可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文天祥所具备的高尚的人格情操和以爱国、重民、舍生取义为基本内核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在南宋后期朝政腐败、士风萎靡、多数士大夫平时追逐名利、临难则但求保全身家性命、非降即走、上下解体、祸国殃民的情况下，能临危受命、坚守气节、力主抗元、为民族国家利益而抗战到底、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所表现出来的浩然正气和高尚爱国主义情操成为当时的一面旗帜。清代康熙皇帝盛赞文天祥的《正气歌》，指出：斯篇出于至性，慷慨凄恻。朕每于披读之际，不觉泪下数行，其忠君忧国之诚，洵足以弥宇宙而贯金石。[65]清代思想家过珙指出：“宋祚将尽，先生以致仕起兵，后元灭宋，执先生，历万苦而不屈，屹然如山，卒遇害而死，真能全其正气矣。试读此歌，言若神鬼之泪，诚足沮金石而薄云天。”[66]清代学者蔡世远有言：“文山以年少对策第状元，以法不息为主，一气呵成数千言。……以此知养气者不可不读书也，特不为章句之儒耳。歌中又曰，‘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公岂乐以死节见哉。”[67]文天祥精神，其实质是对传统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道义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浩然正气，已经成为我国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爱国仁人志士为国家独立、民族富强而不懈地贡献自己的满腔热血和英勇奋斗。
第四节 宋与辽、金、西夏及元蒙民族道德生活的交流和融合
宋元时期，中国虽然处于统一的状态之下，但是这一时期，北方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宋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宋政权存在的时间里，辽、西夏、金等不断侵扰，宋与辽、西夏、金之间战争连年。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人们相互交往、相互影响，使不同民族的道德生活不断交流、融合。由于汉族文化是更为先进的文化，因此，这种交流和融合更多地表现为其他少数民族对于汉民族道德生活的接受和吸纳。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战与和的纷争中获得发展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系统理论为费孝通先生1988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泰纳演讲”（Tane：Lecture）上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说中首次提出。[68]在这篇演说中，费孝通先生指出，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长期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分裂和消亡，而形成的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来我去、我来你去，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关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特征，费孝通教授归纳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华夏族团，即后来的汉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凝聚核心。汉族人主要聚居在农业地区，但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据点和交通要道一般也都有汉人在长期定居。这样，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有大量汉人存在。长期发展，在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民族分布网络图，这个网络图也是我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结构的骨架。其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主要是高原、山地和草场，但占全国面积一半以上。这样，从生存方式看，少数民族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事牧业，而汉族则主要从事农业。其三，在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结构形成中，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共处，相互影响。
在我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结构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宋元时期是其中重要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在“战”与“和”的交替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通过战争、遣使、互市、通婚等多种方式，相互之间取长补短，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也大大加速了民族融合进程。这一时期，我国分裂时间之长达200多年之久，汉、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相互之间纷争不断。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但各民族政权往往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频繁交往。因为接触而有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少数民族通过与中原汉族的广泛交流，极大地促进了自身封建化进程，一些少数民族开始接受汉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融入到汉族之中。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战乱，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频繁，大量汉族进入到边疆地区，大批少数民族入迁中原地区，从而使我国境内民族分布的格局再次发生改变，这既为民族大融合提供了新契机，也为以后更大规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至蒙古政权兴起于漠北，先后灭西夏、金、大理、南宋、畏兀儿、哈刺鲁和吐蕃，各民族政权长期对峙的分裂局面得以结束，全国大统一局面再次实现，一个规模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终于形成。为了管理广大地区，元朝建立了影响深远的行省制度，将全国所有地区置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西藏地区因此第一次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辖范围。元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这些边疆地区与中央政权的联系因而得以加强。
宋元时期是我国民族文化包容发展，多元一体文化格局成形的重要历史时期。同时也是改变我国南国北疆的文化面貌，巩固、发展中华文化圈的重要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战与和的过程中不断交流融合。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新占领区把汉族和少数民族编制在一起，这样做既出于加强统治或控制的政治目的，但同时也促进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治理过程中逐渐接受汉族伦理文化，不仅鼓励自己的子弟认真学习汉族文化，而且将儒家经典奉为治国的主要法宝，大力表彰和宣传理学，在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格局形成的基本途径有三：
其一，中原文化以高势能态势，迅速南迁北移。主要类型包括：一是中原文化南移。因北方长期战乱，中原避难之民举家南迁者不计其数，其中不乏文化精英人物，如理学家赵鼎、胡安国、焦瑗、罗靖、赵蕃，文学家陈与义、李清照、辛弃疾、朱敦儒等。二是中原文化北上。一方面，随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军事征伐，作为汉文化载体的图籍文书和文人儒士随之大量北流。另一方面，金、元统治者大量迁移中原百姓。在汉民北移中，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文化制度、礼仪风俗也随之传入北方，汉文化的各种先进文明因子迅速渗入游牧民族的社会肌体之中。三是非战争状态下士人的自由流动。当时在宋朝版图内自由流动者，既有南方士人游学京（东京）、洛，载道而归者，也有京、洛饱学之士纷纷去南方各地传经授业，培养生徒者，还有中原文士北上进入辽、夏、金境内传经送道者，如苏立、张元、吴昊到西夏，宇文虚中、洪皓、朱弁、张邵入金朝等等。这些人在传播儒学、移植汉文化等方面无疑起着重要的先锋作用。四是赏赐和贸易活动。在宋辽、宋夏、宋金对峙的和平时期，宋朝统治者往往摆出一副泱泱文明大国的姿态，不时地向辽、夏、金赐赉书籍，由此带动了文化外传。五是官员南放。如朝廷命官出任南方各地，他们多在辖区内兴办学校，倡导学风。那些被贬谪流放到南方各地的京官，如丁谓、秦观、苏轼、苏辙，他们在栖身之地广开学馆，多办书院，讲学明道，培养生徒，对南方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