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大转型期，是一个宏博开阔、绚烂多彩的时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二个鼎盛期。与第一个鼎盛期秦汉统一的古朴、单一化和第三个鼎盛期明清统一的程式化、顽固僵化不同，隋唐统一呈现出成熟、全面、多样而不失个性的风格。隋朝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完成了社会的统一。总体上说唐代社会政治比较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开放，体现了一种盛世气象。儒、释、道思想的自由传播，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各民族文化的交融，都显示出开放的文化心态，为道德生活创造了比较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科举制度和多种入仕途径也为士人提供了更多参与社会的机会。唐代的诗歌不仅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也对这一时期的道德生活和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诗歌渗透到了道德生活和社会风俗的方方面面。唐代的诗歌并不单纯是书斋中的产物，而是生活的一种需要。唐人喜饮酒，而饮酒则离不开诗。除了饮酒时吟诵唱和之外，在庙宇寺院、邸舍旅馆、风景胜地都备有供人题写诗歌的诗板。不但文人每至一地必先题诗，一般民众每到一地，也总是要先浏览、传抄诗板上的佳作。乘兴而题，不胫而走，不数日间就可传遍各地。如果说饮食、行旅都离不开诗的话，唐人的婚礼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赛诗会”。唐诗中有不少直接研习道德价值、总结生活智慧和肯定伦理品质的名篇佳作，如白居易的《咏老子》、李商隐的《咏史》、李山甫的《题石头城》、曹松的《己亥岁》、冯道的《偶作》等，其中的“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以及“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等，无不是人们道德生活经验的深刻总结，反映着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智慧和精神境界。
隋唐时期道德生活的开放性和大度性盛况空前，汉魏旧俗和北朝的胡俗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消化和整合，妇女地位空前提高，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登峰造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的风俗习惯，大大拓展了人们道德生活的内容，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心胸。唐代出现了一些很有名气的女政治家、女将领、女才子、女艺术家，甚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应该说都与妇女的这种生活状态不无关系。妇女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大大丰富了这一时期社会风俗的内容。有唐一代，佛教和其他宗教大量传入中国。不但如此，唐对南亚、东南亚各国和西域各国的文化艺术也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表现出海含地负般的气度。唐朝政府也不断派出使臣访问各国，派宗教界人士出国进行宗教交流。公元627年，唐玄奘到佛教发源地——印度去取经；公元742年开始，唐朝的鉴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唐代的精神文化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宏大气魄和博采众家之长的恢弘胸襟。隋唐时代是中华文明的隆盛时代。
四、宋元明清伦理道德的成熟化与早期启蒙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繁荣至衰朽的历史时期，伦理思想出现了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一方面在理学的精神统治和统治阶级对理学的表彰下呈现出某种过分绝对化和极端化的发展色彩，另一方面随着对理学伦理思想的批判出现了为市民和下层人民欲望和生存辩护的功利主义风习，呈现出某种“由圣入凡”和向近代过渡的特色。
宋代是我国道德生活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25]经过唐中叶社会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动，以及唐末、五代几十年的大动乱，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地主至宋彻底衰微，庶族地主取得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得以通过科举入仕参政，并成为官僚集团的核心力量。宋代是一个礼遇士大夫的朝代，宋太祖开国之初即“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宋史·陈亮传》），并立有“不杀士大夫”（《宋论》卷一）之誓约。入仕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主人翁的角色意识和使命感，积极上书言事，评判历史，参与政治，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务实有为和仕以行道的入仕参政观念。即使在仕途受挫、落魄失意时，他们也没有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而是以不耿耿于得失，不汲汲于目前的阔大胸怀包容个人的穷通荣辱，从而使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处世原则得到升华。宋代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儒家对佛教和魏晋玄学挑战的一种回应和消化，而且直接面对的是魏晋以降中国文化价值遭到很大破坏的现实，并把重建价值体系和儒家道统视为济世安民的良方。理学家把伦理道德赋予永恒的“天理”意义，将“尊德性”作为人们成圣成贤的根本，十分注重道德精神的培养，强调以理统情，自我节制，以立足个人成圣立贤的道德追求，来促进个体自觉意识的觉醒和实现道德意识上的自我完善，并视此为纯化社会道德风气、提升社会精神动能的关键。
宋代是中国古代市民伦理和功利主义风习得以形成发展的时期。自宋代始，中国文化开始了从农业形态向工商业形态转变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伴随着商业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念受到很大冲击，使一向以耻谈“利市”财富相标榜的士大夫阶层的本末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宋代市民文化迅速崛起，市民们没有士大夫的忧国忧民的民族气节，更无意追求诗情画意和高雅的情趣，除了生意上崇利务实的追求之外，生活上醉心于能直接而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方式。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城市中的曲子、诸宫调（西厢记就是诸宫调）、杂剧、杂技、说书等都是市民喜爱的艺术形式。宋词是汉赋、唐诗后重要的文学成果，两宋时期产生了一批著名的词人，如苏轼、柳永、秦观、岳飞、陆游、辛弃疾、李清照等，他们的作品再现了有宋一代道德生活的情景和画面，如岳飞的《满江红》、陆游的《示儿》、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等，莫不激励后人在道德上坚守气节，发奋图强。
宋元之际是民族矛盾和政治斗争颇为尖锐的时期，道德生活处于一种急剧的变动和冲突之中，其中充满了征服与被征服的诸多斗争以及从动乱到统治性协调的系列冲突，善与恶、正义与邪恶在斗争中达致新的平衡。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三百多年来国内几个政权并立的局面。当时的疆域比汉唐时代更为广阔，使中国广大地区处于一个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元朝的统治带有浓重的民族歧视色彩，把全国人民按照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区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是统治民族，色目人次一等，汉人和南人则为被统治民族。元朝法律规定：“蒙古、色目殴汉人、南人者不得复”，蒙古人殴死汉人只征烧埋银、断罚出征，不必偿命。元代不重视科举，灭金后，只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此后废去科举考试近八十年，使汉族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沦落，当时将知识分子排在娼妓之下，乞丐之上，排行第九（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元仁宗延祐二年才恢复科举，1313年设立科举法，并将程朱理学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至高地位，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借以表彰儒学。
元朝后期，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日益加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严重，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危机日趋深重。元末一首《醉太平小令》对此作出了深刻的揭露：“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26]1368年，朱元璋领导的红巾军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建立明朝。明王朝的建立，无论是对中国的政治史还是文化史，都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着手复兴中国的文化传统价值。在这一复兴并重新界定中国文化精髓的过程中，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指导政府活动与规范社会生活的法律。它的立法不仅强化与稳定了明朝的君主专制体系，而且在中国政治文化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27]为了强化皇权，朱元璋变更旧制，废除中书省和丞相，由皇帝兼行丞相职权。同时推行特务政治和严刑峻法，在监察机关都察院以外，设立了检校、锦衣卫，承担着监视官吏的特殊使命。明代前期，朝廷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但是，随着明代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维护传统伦理纲常的理学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逐渐趋于保守和沉寂。
晚明是一个处在时代转折点的社会。晚明社会，一般是指嘉靖末年、隆庆、万历、天启和崇祯王朝，为时不足一百年，其中又以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朝最令人瞩目。清代人评价明史：“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这并非一时的感叹，乃是出自深刻的社会观察。晚明数代皇帝不理朝政，世宗中年以后就不见朝臣；穆宗即位三年也不向大臣发一句话；神宗从万历十七年后三十年只因挺击案召见群臣一次，连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积如山，不审不批，把一切政事置之脑后，深居内宫，寻欢作乐。内阁首辅申时行、王锡爵、朱赓也一度闭门而去，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竟然空无一人。地方官员更是擅离职守，有的衙门长达十多年无人负责。吏部、兵部因无人签证盖印，致使上京候选的数千名文武候补官员不能赴任，有的久困京城旅舍，穷愁潦倒，不得已在途中拦道号哭，攀住首辅的轿子苦苦哀求。万历四十五年监犯家属百余人跪哭在长安门外，要求断狱，震动京师，成为旷古奇闻。官员不理公务，却奔竞于朋党之争。官场中党同伐异，爱恶交攻。从中央到地方，门户林立，派系深重，各有自己的羽翼，互相攻击和报复。官员贪赃枉法不胜枚举。官僚机构分崩离析。明末较之汉、唐、宋的末世，为患更烈。
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一方面，封建社会开始从其巅峰跌落，表现出停滞、衰落的征兆；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开始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大量出现，正在进行中的巨大社会变革，无情地瓦解着旧的封建秩序，催生着早期启蒙思潮的形成。代表市民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们，会同地主阶级改革派，发动了一场反对程朱理学伦理思想的启蒙运动，何心隐、李贽、唐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将矛头指向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伦理思想，抨击“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阐发了“天理寓于人欲之中”，“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等道理，理直气壮地鼓吹“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的社会功利主义思想。他们的哲学基础虽不尽一致，思想内容也各有侧重，但在人性论、理欲观、道德修养论等方面，都与理学伦理思想相对立，把矛头指向封建礼教，展现了中国伦理思想的别开生面的一页。明清之际，是中国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东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多方位的交汇碰撞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较之前代有了长足发展，商品流通的规模，市场发育的程度，以及商人资本的实力，都较以往社会有了很大提高。明末以后，孕育着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理性自觉之潮流，滋生着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争取个人幸福与利益的启蒙意识，涌动着摆脱封建礼教束缚、追求真理的精神动力，从而显露出可贵的人文启蒙思想的熹微。明清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拜金主义、重商思潮有所发展，人们对商人的地位及态度开始有所转变，“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并出现了“新四民论”。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士好言利”的社会氛围和士人“弃儒从贾”的社会现象，这在明清文集、方志、族谱和文人笔记中多有体现，更有如被视为商人阶层的代言人的汪道昆“良贾何负闳儒”之类的感叹。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明代中后期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它们真实地反映出市民阶层的理想、愿望和要求，包括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纵欲主义的思想意识和市民政治参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