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解决需借助《吕氏春秋》的《审己》篇和《重己》篇。传统上都以“己”来释读这两个篇题，特别是“重己”的认定更成了“阳生贵己”的直接证据。实则从《吕氏春秋》该篇的内容来看，该篇的篇题应该是“重已”而不是“重己”。一字之差，遂成千古疑案。读者朋友肯定马上就会问，“已”是何意？“重已”应作何解呢？让我们放下《重已》篇，先来看看《审已》篇吧！此篇也常被误读为《审己》，但只要细细品味该篇内容，就不难明白，该篇的主旨无疑应是“审已”。何为“审已”？“审”即审问、考究、弄清楚的意思。“已”即“以”，同音通假，古来有之。“以”作“依据、凭借、根据”解。该字常与“故”字连用，我们常会用“以故”来代替“所以”。“故”的含意比较普通，就是“原因、原理、缘故”的意思。稍加分析，可以知道，“以”和“故”是一种意义贯通的能所关系，“以”字是能依据者，“故”是所依据者。在整个汉语历史中，都可以看到“以”和“故”是可以互用的。今天的人们常会把“是故”与“是以”混用，在古籍中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我们既可在《论语》见到“是以”：“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59]也可以在《孟子》见到“是故”：“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60]《吕氏春秋》该篇的故事和议论都可以为证。
《审已》篇开篇就说：“凡物之然也，必有故。”一开始就指出该篇的主旨在于“故”，接着就说：“稼生于野而藏于仓，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并不是粮食自己想藏到仓库里去，而是人要依靠粮食才能生存，指出“以”之重要性，并马上用列子学射的例子来进一步论说“以”：
子列子常射中矣，请之于关尹子。关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请。关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独射也，国之存也，国之亡也，身之贤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圣人不察存亡、贤不肖、而察其所以也。
“以”——也就是对内在原理和依据的凭借——不仅是学射的关键，也是万物得以成就的关键，是事物得以成立的内在理据和原理。紧跟着：
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鲁君请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于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谓此能说矣。非独存己之国也，又能存鲁君之国。
柳下季之“信”是他之所以成名的“内在依据”，是他之所以为柳下季之“国”，柳下季本人成名“以”（凭借）的是他的“信”，鲁国之存亡和齐君之认可所“以”（凭借）的也都是他的“信”。
在下一个故事中，吕子们告诉我们的是，齐湣王正因为不知亡国之内在缘由——“故”，进而不知道怎样依据和应用——“以”，所以只好客死他乡了：
齐湣王亡居于卫，昼日步足，谓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当已。”公玉丹答曰：“臣以王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贤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慨焉太息曰：“贤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过也。
这里的第二个“已”就是“以”假借的明证，惜乎各家训解对此都是似是而非。“我当已”即是“我当以”，这一句话是我们解开阳生之谜的关键。齐湣王的意思是说，我如果知道我亡国的内在缘故，我就会凭借，就会借鉴；正因为他不知事物之“故”，所以“至死”也“不知所以亡”。
越王也因为不知所“以”，限入同样的悲剧：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尽杀之，而为之后。恶其三人而杀之矣。国人不说，大非上。又恶其一人而欲杀之，越王未之听。其子恐必死，因国人之欲逐豫，围王宫。越王太息曰：“余不听豫之言，以罹此难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吕氏春秋·审已》通篇都在讲“以”、讲“故”，因而很明显，此篇的标题应是“审以”，因通假成“审已”。后人不知就里，因《吕氏春秋》中有《先己》、《必己》的篇名，就想当然地认为此篇的篇名为《审己》，遂造成两千年的不解之谜。
至于所谓《重己》的篇名，应该也是误认“重已”所致。此篇开始就说：“倕，至巧也。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有之利故也。”连续两个“爱己”使人不由得认定该篇的篇名应是“重己”。但其实这两句话的重心是在后面的两个“有之利故也”的“故”上。为什么人们都爱惜自己的手指和自己佩戴的“小玑珠”呢？并不是我们不喜爱“至巧”的“倕之指”和“昆山之玉、江汉之珠”，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掌控，无法利用它们。人们的这种行为是有他们不得不如此的内在“缘故”的。我们前面讲过，“已”和“故”是可以贯通互用的，“重已”即是“重故”，“贵已”即是“贵故”。本篇论述的是“贵生”，强调“生命”的可贵，保有生命是所有其他价值成立的基础和出发点。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在依据和原理（故），“贵生”也需要弄清楚贵生之故。无知之士虽想“全生”，最后却落得个“害生”的结局，原因就在“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之情”，因为他们不知道“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的道理。从整篇出发，可以看出该篇的重心是提醒人们要按“性命之情”来“全生”、“贵生”，也就是要“养性”，因为“性命之情”是“生命”之“故”——生命的内在价值依据所在。
必须指出的是，战国年间是古典中国的启蒙时代，“贵生”、“全生”是当时普遍的价值取向，阳生也不例外。但“贵生”“全生”不仅是重视自己的生命，别人之生命也同样重要。在《吕氏春秋》中就常见为了他人的生命和利益而勇敢牺牲自我一己的例子，因此，“贵生”和“贵己”并不等同。“贵生”“全生”是针对“取天下”、求功名的名利之心而说的。从《吕氏春秋》的视角，“取天下”是外在于人的本性的东西，与其竭尽心力谋取天下，不如顺其自然地度过一生。《贵生》篇所谓“道之真，以持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老子》所谓“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61]，就是这个意思。而像《孟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和《列子·杨朱》篇只顾“自我享乐”不顾世界毁灭那样“为我”式的“贵己”则与《吕氏春秋》意义上的“全生”观相隔非以道里计。按《吕氏春秋》的思路，“全生”就是“全性”。“义”是人的本性之一，不行“不义”是人的基本规范，“不义”是最大的“辱”，“诚辱则无以为生”[62]。所以以《吕氏春秋》的内在逻辑，当“天下”处于危难之时，“救天下”是高洁之士的当然之责，为人处世之“义”所规定的不得不行的“义务”。《长攻》篇就有“仁者食饥饿，义兵不攻服”之高论；对墨子裂裳裹足，日夜不休以救宋的行为，《吕氏春秋》的作者也是极为赞赏的。以《吕氏春秋》的视角，人们不应该“取天下”（为博取功名），但不可以不“救天下”（为拯救苍生）。当天下需要“挽回”时，当黎民需要“拯救”时，不仅“身之一毛”，就是整个自我都是值得牺牲的。《吕氏春秋》不仅仅重视自己的生命，同时也重视他人的生命，它重视的是生命本身。如以《孟子》和《列子》中“贵己”来诠释阳生之思想主旨，则言下之意有轻视他人，甚至损害他人以维护“一己之私”的意含，而《吕氏春秋》通篇丝毫不含有“损人利己”之意。被长期误认为有“贵己”意的《重已》篇之后紧接着就是《贵公》和《去私》两篇，这也正可说明《吕氏春秋》的作者并没有提倡“贵己”之意[63]。弄清“贵生”和“贵己”的区别是理解《吕氏春秋》主旨的关键之一。
从《吕氏春秋》的整体语境来看，阳生们的“贵生”是建立在人的“性寿”前提之上的。请看《吕氏春秋·本生》篇：
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抇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慊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慊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于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则使人瘖，必弗食。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贵富者，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则遁焉。遁焉，性恶得不伤？万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无不中。万物章章，以害一生，生无不伤；以便一生，生无不长。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
因为重生，而不要贵富。不难看出，今本《列子·杨朱》篇杨朱的穷嗜极欲、放浪形骸的言行不仅实际上在《吕氏春秋》中没有见到，而且在文本逻辑上也不可能触及，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与《吕氏春秋》中全性保真之思想主旨完全背道而驰的。
只有明白了杨子“贵已”的思想主旨，与《吕氏春秋》关系极为紧密的传世文献——《淮南子》中的话语才能得到合理地的理解，该书《泛论训》说：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一个以“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为追求的人怎么会同时又是一个“穷嗜极欲、及时行乐”的人？历史文献所提供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杨朱形象一直是学界难以理解的。如上所述，这极有可能就是源于对“贵已”一词所做的“贵己”式的误认。
也只有认“贵已”为阳生的思想主旨，《淮南子》中的另一说法也才能得到合理说明，《说林训》说：
扬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
“扬子”即“阳生”。扬子为什么会“见逵路而哭之”，按传统“贵己”、“及时行乐”的杨朱形象是无法理解的。在我们明白了“阳生贵已”特点后，这一疑难则自然冰释。阳生最重视的是事物之内在原理，规律，他体会到只要我们知道了事物之内在规律并加以凭借（以），再复杂的事情也可以按部就班，迎刃而解。扬子之所以站在十字路口哭泣，就是因为十字路口既“可以南”，也“可以北”，它根本没有向我们提供到底是该“向南”还是“向北”的内在依据。
（二）《吕氏春秋》不能没有“贵已”
在上述观点产生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笔者仍然不敢自信。历史难道真的像这里所说的那样吗？如果真是这样，战国时人阳生（杨朱）就太过委屈了。一个以寻取知识，探讨事物本原和规律为追求的古典中国的学问家、知识人竟然被污名化为极端自私自利之徒！古往今来，应该没有哪个中国文化人蒙受过如此严重的诽谤！作为一个学案，两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没有比这更大的冤案了！
为了使问题有一个更清晰的答案。笔者花了大量的功夫进行研究探讨，对古今中外相关学术典籍进行了广泛阅读和理解。在充分理解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之后，笔者对原有的朦胧认知有了充分的确信。针对上述问题和《吕氏春秋》的其他问题，笔者又撰写了一部专著[64]。在该书中，笔者对“阳生贵已”的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讨论——对于“故”的含意，我想所有的中国人在理解上都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不管在古典中国还是传统中国，乃至今天的中国人。它就是原因、缘故、原理的意思。在《吕氏春秋》“贵已”的语境中，它主要指的是“内在原因和原理”。《吕氏春秋》“故”的意义可用《孟子》的一句话很好地加以理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65]《荀子·非十二子》中一而再、再而三提到的所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就是吕子们“故”的意思。
但是说到“以”，人们并没有特别在意，其实这个字是有必要好好论说一下的。“以”是一个普遍使用的词，“以”、“可以”、“所以”、“何以”充斥于所有的汉语语言环境中，离开“以”字我们几乎不能进行表述和交流。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真的无法离开“以”啊！）我们往往并不特别注意，更谈不上对它进行反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