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的“同时代”对比表还专门标出了各演化阶段的大致时间跨度。比如，按文化（狭义的）演化的阶段来区分，西方文化的早期阶段是公元900年到公元1500年，它的晚期阶段是公元1500年到公元1800年，19世纪以后，西方文化进入到它的文明期（狭义的）。斯宾格勒的精神“同时代”对比表没有像上述文化（狭义的）对比表那样精确，但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出，一个文化（狭义的）的早期阶段相当于精神的春天，而它的晚期则囊括了精神的夏天和秋天，而精神的冬天则相当于文化（狭义的）的冬天。其他文化的发生时间虽然与西方文化各不相同，但各演化阶段在时间跨度方面与西方文化大致相当。这说明，文化有机体的演化确实有它内在的逻辑节奏和客观性。正是由于这样的客观性，使得从事文化形态学研究的真理性得到了保证。
斯宾格勒的这个精神演化的对比表，形象地说明了人类精神的发生学规律。它表明，任何人类只要进入到高级文化状态（原始文化不在此列），除非受到外在力量的阻碍，就会自动地经历精神演化的四个阶段，直到走完它的生命历程。所有的高级文化都会有它的春天，有它的神话和传奇，有它的神秘主义经院主义；所有的高级文化也都会有它的夏天，有它的宗教改革运动和清教；所有的高级文化都会有它的秋天，有它的启蒙运动和总结性体系；同样，所有的文化也都会有它的冬天，有它的无神论和实利思潮。最后，如果时空许可，所有的高级文化都会僵化，都会死亡。在斯宾格勒看来，这是所有高级文化的宿命，这样的历程具有一种命运的必然性，不是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其实也是一门文化发生学，或者也可以称为精神发生学。他认定人类的文化是人类醒觉意识的产物，是精神表现自身的方式。而人类的精神虽然无形无体，但它却是客观存在的生命有机体，具有自己的演化逻辑和规律，具有自己的发生学命运。
很显然，斯宾格勒的文化发生学是一种唯心主义学说。我们不能说，斯宾格勒完全从精神（心灵）发展的角度对人类文化的演变所做的各种结论是唯一正确的学术。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学术在历经了近百年的所谓“唯物主义”一统天下之后，从一种唯心主义（观念论）的视角来整理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应该是今天的学界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特别是当我们要更切近地回溯中华文明自身的心路历程的时候。
本书的宗旨——也是它的使命，就是要尝试从斯宾格勒所开创的精神发生学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式，来对中国文化的“精神”（心灵）历程作一次“观相”。或许它将成为未来中国学术的基石。
没错，我们需要用“观相”的方式来探讨和把握中国历史，特别是古典中国的历史。斯宾格勒把他自己的历史哲学的方法论称为“观相的”（physiognomic），以区别于传统历史学的“系统的”方法论。他认为，由于文化形态学（文化发生学）的研究对象是由文化有机体所构成的所谓“作为历史的世界”，而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所针对的是“作为自然的世界”。研究“作为自然的世界”固然需要“系统的”方法，而研究“作为历史的世界”则只能是用“观相的”方式。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式的差异。[96]要对“观相的”历史学方法论作一全面的介绍需要一篇长文甚至一部专部，我们这里只想提示读者，所谓“观相的”方法论其实就是文化形态学特有的方法论。它与文化形态学是二而一关系，从学说本体来说，叫文化形态学；从研究方法来说，就叫“观相的”。如上所述，“观相的”历史学关键是把所有文化（高级文化）理解为生命有机体。它们像人和动植物一样，有自己从出生到衰老的生命历程，在各个不同的生命阶段会呈现相应的形态学（发生学）征状。这些形态学（发生学）的征状具有发生学意义的必然性（所谓命运的必然、生成的逻辑），特别重要的是，不同文化之间具备这些形态学（发生学）征状的可对比性，所谓“同时代”性。上面提到的斯宾格勒所做的各不同文化的“同时代”对比表就是一个“观相的”历史学方法论的范例。不同的文化虽然时空范围迥异，外在面貌和表现样式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服从文化有机体的发生学规律和演化逻辑。这为我们通过借助于其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发生学特征和演化规律来还原古典中国的真实状况提供了可能。中国文明太古老了，古老得使今天的我们几乎完全忘却了它的青春岁月，忘却了它的真实自我。代表古典中国最高成就的秦朝的早夭使得我们过快地进入到“无历史”的“费拉”时代。正如本书开头所说，我们既遗忘了青春时代的“虔诚”，又曲解了成熟岁月的“科学”（理性），伴随我们堕落灵魂的几乎只有《庄子》式的“无是非”和《孟子》式的“性本善”。我们不仅在“混沌不知”和“自我安慰”中空耗岁月，而且还以这种“费拉”式的思维贬低、亵渎我们的祖先。幸好，全球化使我们有了更宽广的胸怀和更高远的视野，借助于体现了当今世界最高学术水平的文化形态学（文化发生学），我们深切地体认到，在传统中国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更能代表中国情怀的古典中国。我们曾经也有真诚的信仰，我们也有自己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同样，我们也有能充分代表古典中国最高成就的“伟大的总结性体系”。只是近两千年来，我们倦怠了，我们睡着了，遗忘了自己的本真。今天和未来的中国要做的，就是马上清醒过来，尽快找到自己失去的记忆，重拾我们的朝气蓬勃，再创我们的成熟芬芳。
这正是本书的宗旨。
最后要特别申明，既然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是所谓“文化形态学”，这样的“文化形态学”也可以称之为“精神发生学”，我们就自然会联想到德国伟大的思想家黑格尔。斯宾格勒在书中明白表明他的思想受益于尼采和歌德，斯宾格勒在其他的场合也承认德国历史哲学家狄尔泰的作品对他有影响。过往的研究也探讨过俄国思想家尼古拉·丹尼拉夫斯基的文化形态学影响斯宾格勒的可能性。[97]但本书必须说，斯宾格勒和他的《西方的没落》是典型的德国文化的产物，不能排除受到境外学术影响的可能性，但《西方的没落》的内容和形式无疑是典型的近代日耳曼式的。如果一定要说哪个思想家对《西方的没落》、对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发生学）影响最大，本书认为，黑格尔应该是首先要提到的。但是，斯宾格勒几乎没有提到黑格尔对他的影响。或许像宋代诗人苏轼的诗中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要我们细心地阅读体会《西方的没落》，我们会时时处处感受到黑格尔思想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美学》和《精神现象学》的内容和名词概念。这其实不难理解。黑格尔的哲学号称为精神哲学，他的成名作《精神现象学》从某种角度看，就是一本有关精神发生学的著作。在《西方的没落》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斯宾格勒学术框架的深刻塑造力。
在此我们要做如下呼吁：为了能更好地理解本书，把《西方的没落》一书多读几遍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要把《西方的没落》一书读明白，读一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哲学史讲演录》以及他的《精神现象学》也极有必要。当然，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理解黑格尔，多读一下《西方的没落》一书也绝对没有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