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化当然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就像不同的动植物种类各有自己的形态一样。不同的文化会有自己独特的面貌，埃及的建筑不同于中国的建筑；中国的绘画不同于西方的绘画；西方的音乐不同于古典的音乐；印度的政治不同于希腊的政治，等等。在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中，不同文化之所以形态不同，源自于它们各自不同的“生命感”和“世界观”（生命意象和世界图像），因而，每一文化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基本观念——斯宾格勒所谓的“基本象征”。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基本象征是所谓“实体”；西方文化的基本象征是“空间”；阿拉伯文化的基本象征是“洞穴”；而中国文化的基本象征是“道”。其他文化也都有自己的基本象征。正是因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生命感和世界观，有自己独特的基本象征，不同文化才会表现出不同的外在形态，人类历史才具备人们所经历感受到的丰富多彩的内容。[92]
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形态差异是文化形态学的基本要求。对于本书来说，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的伟大意义更在于：虽然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形态面貌，展开于不同的时空领域，但它们却具有相同的发生学规律，有相近的演化节奏，因而，不同文化具备了可比性。这种可比性，他称之为“同源性”，或“同时代性”。[93]
如上所述，斯宾格勒认为每一个高级文化都像有机体一样经历出生、成长到衰老、消亡的命运。虽然各个有机体的外在面貌并不相同，但它们都会经历相同的演化阶段。这就像植物界，虽然各种植物的形态面貌不同，但它们总会经历发芽、抽枝、开花、结果等四个阶段，而处在发芽阶段的各种植物都会呈现“芽”的征状，抽枝阶段的植物都会呈现“枝”的征状，开花阶段的植物都会有“花”，而结果阶段的植物都会有“果”，于是，这些不同植物间就有了可比性。又比如，现实与历史中存在着（或存在过）数以百亿计的各种各样的个人，这些个人虽然面貌并不相同，所处的时代、地域、环境、风俗也大不一样，但每个人都会经历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几个阶段，幼年时都会稚气扑鼻，青年时都会朝气蓬勃，壮年时总是豪气干云，老年时总是暮气横秋。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发生学意义上的一致性，不同人类之间，不同个体之间也有了可比性。斯宾格勒眼中的人类历史中的各种文化就像这些动植物有机体，在它们的生命历程中，都会表现出它们的阶段性特征，各个不同文化间于是有了发生学意义上的“同时代性”——同源的可比性。
为了便于他人的理解，斯宾格勒还别出心裁地制成了三个表格，以分别表示人类不同文化间“精神方面”的演化对比、“文化方面”的演化对比和“政治方面”的演化对比。[94]当然我们知道，在上述精神、文化和政治三个方面，精神方面是决定性的东西，而文化和政治方面则不外乎是人类精神的外在表现而已。
本书感兴趣的主要在“精神”方面上。斯宾格勒特别用春、夏、秋、冬四季来表示各文化有机体的精神演化阶段。他用于对比的四个文化分别是印度文化、古典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95]
首先是文化精神的春天。它的特征是：乡野的和直觉的、初醒的、满怀梦想的心灵的伟大创造，超个人的统一的充盈。
其次是精神的夏天。它的特征是：日趋成熟的意识，最早期的城市和批判的潮流。
再次是精神的秋天。它的特征是：城市的才智，严密的理智的创造力的顶峰。
最后是精神的冬天。它的特征是：大城市文明的破晓。精神创造力的消失，生命本身成为问题。一种非宗教与非形而上学的世界主义的伦理与实践倾向。
应该说，要非常到位地理解斯宾格勒如此划分的原则和具体指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书中也没有给出这方面的详细说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对世界历史“观相”的结果。笔者为能更好地把握斯宾格勒的精神演化模式，尝试用“信仰的衰退与个性的觉醒”这样的思路来理解他的模式。我们大致可以说，斯宾格勒的精神演化历程就是一个信仰不断递减的过程和理性不断觉醒的过程。
在斯宾格勒看来，每一种高级文化的出现都来源于某一种族人群对人生宇宙的突然“开悟”，并因此而展开了一段“高级文化”（斯宾格勒在大多数情况下说的“文化”指的就是“高级文化”）的生命历程。在这之前，是所谓“前文化”时代（他所谓的“原始人”或“原始文化”），在“高级文化”进入最后阶段——文明（狭义）之后，文化（高级文化）本身就会慢慢衰退而进入“费拉”阶段——一种无意义的“非历史”状况。
在精神的春天，人们由于这一开悟而本能地具有强烈的创造激情，所以他说是“直觉的伟大创造”。关键是，春天的精神对它自己的这种“领悟”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并因此有一种把他们的崭新世界感和生命感表现出来的强烈冲动，所以每一种高级文化的开始其实也就是一种宗教的开始。没有哪一种高级文化没有它的宗教，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就是“宗教”的同义词。可以看出，斯宾格勒对“宗教”的理解是比较深层的，特别是对于我们习惯于把“宗教”等同于“佛教”和“道教”的传统中国人来说，斯宾格勒的宗教观是特别需要仔细领会的。关键是，处于精神春天的人们，对于自己的“信仰”有着文化晚期和文明时代的后人所无法体验的“虔诚”和“恭敬”。这一点对于中古以后的中国人来说，更是需要好好提醒一下的。因为两千年来，传统中国已经完全没有了“虔敬”。这种“虔敬”站在理性和启蒙的角度上看，表明当时的人类还处在“蒙昧”状况，人完全沉浸在宗教的气氛中，完全没有晚期人类的理性自觉。
精神的夏天是所谓“宗教改革”时期，西方文化的路德、加尔文的新教运动是最好的代表，清教运动是精神夏天的标志。如果说，春天的信仰是人类在宗教面前的彻底顺从，用黑格尔的术语，可说是“表象宗教”，那夏天的信仰就应该是“概念宗教”。文化夏天的人类已经有了相当的自我意识和宗教“概念”。人们仍然是“虔敬”的，但已经不盲从教会和宗教权威了。人们认为真正的信仰——真正的得救只能来自个体自我，来自个体自我的真心敬仰和个体自我对宗教规范的真切笃行。
精神的秋天就是“启蒙”的时期，从宗教的角度看就是所谓“理性宗教”的时期。这个时期人们的理性高涨，强调自然和人性才是人类生存和思维的出发点。启蒙精神并不反对信仰，但它认为真正的宗教必然不违背人性，不抗拒自然。值得一提的是，斯宾格勒认定，在启蒙运动之后，文化就会达至它最成熟的状态，就会出现所谓的“伟大的总结性体系”。
精神的冬天是所谓的“非宗教”的时期。在斯宾格勒看来，理性的过度张扬必将解构所有的“宗教”和“形而上学”。此时的人们只能感受到现实的“感性”利益，所有的信仰最终都归结到感性的欲望。这是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时代。
最后，文化精神必将走向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这是所有文化的必然归宿。人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费拉”（Fellah）状况，似是而非的“第二信仰”将成为所有“费拉”社会的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