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桂学研究对象明确
桂学研究对象为广西地方历史文化，从时间性角度看，无论是着重于历史文献典籍的狭义研究对象，还是着眼于历时性传承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整体性的广义研究对象，都并不妨碍广西历史文化这一研究对象的确定性与明晰性；从空间性角度看，无论是在地域空间范围上有所限定，还是在文化空间范围上拓展其相对性与绝对性关系，以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的地域性及其与之相关的跨地域性范围，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从研究对象内容看，以广西历史文化研究为圆心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内圈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外圈的基本内容构成也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从地方学研究来看，桂学研究对象不会与任何其他地方学研究对象重复或混淆。当然，桂学肯定会与广西文化研究、八桂文化研究、广西地方史志研究、壮学研究等广西区域范围内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对象具有共同性，道理自然明晰。同时，还要看到桂学研究对象复杂性的一面，正如凡是在研究对象上冠以“学”者，都会含有“研究”的含义一样，桂学是对“桂”之对象的研究，其中能否包含对“桂学”之对象的研究。回答无疑是肯定的，“桂学”与“桂学研究”并无必要刻意区分，正如无论是将桂学研究对象作为广西历史文化也好，还是作为广西历史文化研究也好，尽管辨析起来会有所区别，但并不影响其研究对象的明晰性。
（三）桂学的知识谱系脉络清晰
知识谱系一方面说明其学科知识积累厚重，知识传承发展脉络清晰；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学科体系构建符合科学共同体与学术共同体规则。桂学知识谱系从历史发展角度而论，无疑可谓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传统深厚、传承体系与脉络清晰。尤其是在秦始皇统一岭南，广西被纳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行政管辖区域之后，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交流融合，铸就了中华文化普遍性与地方文化特殊性统一于一体的八桂文化。从汉代经学世家、广西苍梧人“三陈四士”始，广西不仅为中华文化传承及其中华学术知识体系与文化谱系建构做出重要贡献，而且历代发展由此逐步建构广西文化知识体系及其传承谱系，形成桂学传统与桂学知识谱系。显然，桂学知识谱系既是其内在驱动力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隶属于中华文化传统及其知识谱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然，桂学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化其地方史、文化史、学术史研究，更好地厘清与完善桂学知识谱系。
（四）桂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厚实
学科形成与学科体系构成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撑，提供一定的理论资源。对于桂学而言，尽管作为学科意义概念被提出的时间不长，作为新兴学科尚待建设，学科研究及其理论研究不足，但并不意味着其没有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这一方面可从桂学所依托的广西地方历史文化传统来看，在历时性传承发展中不乏探索规律、总结经验、形成知识、指导实践的理论创造及其理论成果。如主盟晚清词坛的临桂词派领袖王鹏运、况周颐提出论词之旨“重、拙、大”之说[80]，既对浙西词派清空雕凿、萎靡消极的词风进行批判，又对常州词派“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呆寄托”偏颇是一个反拨，力挽清词颓势，推动了清词的中兴；况周颐《蕙风词话》立足于“重、拙、大”提出“词境”、“词心”、“词径”、“词法”诸说，其提倡“静穆”说与王国维“境界”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广西历代不乏此类理论创新之说，这些理论资源与理论成就无疑为桂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可从长期以来持之以恒的广西历史文化研究及其成果来看，不仅具有应用价值意义，而且也具有理论价值意义，特别是那些宏观、整体、系统的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更在探索规律、总结经验、传承传统、立足创新基础上形成理论研究成果，如针对广西当代文学研究提出“文学桂军”说及其“后发”理论、“边缘崛起”理论、“蛙跳”理论等[81]，无疑也为桂学提供了理论资源，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理论支撑。再一方面可从“桂学”提出后的近年来发展状况来说，大部分有关桂学的讨论与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桂学”概念含义及其内涵外延阐释，桂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其定位，桂学渊源及其文脉传统、桂学理论与方法论等学科基础研究及其理论研究上，这无疑夯实了桂学学科基础与理论基础。当然，理论是不断建构的结果，桂学理论也是在不断建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创新发展的。因此，必须加强桂学理论研究力量，拓展和深化桂学理论研究空间，构建桂学研究体系及其桂学理论体系。
（五）桂学研究方法
学科形成与构成必须具备研究方法要素，才能提供学科研究的工具、方法、路径，提供学科研究的规范和保障。方法论是对方法的研究，构成方法理论及其方法的理论基础。任何研究方法其实都可以涵盖哲学方法、科学方法、学科方法、具体方法等不同层次及其四维立体构成系统。也就是说，方法作为工具手段，是人的手足等身体功能的延长，既是遵循规律而不断改造人类自身的结果，又是遵循人的本质规定而不断创造以更利于改造对象的结果，体现方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性，也是方法与目的的统一。因此，方法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桂学研究方法亦如此，一方面依据人类思维认识的共同规律，依据科学共同体与学科共同体规则，桂学研究方法必然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必须以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方法作为学科基础方法；另一方面针对研究对象性质特征、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原则、针对学科研究目标目的，采取符合学科研究特点、有利于学科研究的方法。桂学作为地方学，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群构成的综合学科，包括文化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因此，各学科既有自身学科方法，又有学科群交叉、结合、融合的综合性方法，即具有方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诸如历史与逻辑研究方法、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田野作业法、细描法与深描法、案例分析法与个案分析法，等等，涉及各学科方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都为桂学研究方法打下坚实基础。由此，桂学学科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在方法论层面厘清、理顺、协调各学科方法之间关系，使之服从于学科群、综合学科、跨学科研究的桂学研究需要，形成桂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为桂学学科奠定方法论基础。
三、桂学地方学学科群性质特征
桂学作为地方学学科，是对广西历史文化进行分门别类的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学科群构成的综合性学科。或许有人会质疑，难道在桂学尚未提出之前的广西历史文化不存在分门别类的学科研究吗？难道以往这些分门别类的研究就不属于桂学吗？首先应该做出的是肯定性回答。以往对广西历史文化进行分门别类的各学科研究，如广西史志研究的地方史学科研究、广西地方文化研究的区域文化学学科研究、广西文学研究的区域文学学科研究、广西经济研究的区域经济学学科研究、广西民族研究的区域民族学学科研究、广西民俗研究的区域民俗学学科研究等，坚持长期不懈的研究，取得较为突出的成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桂学奠定了基础条件。其次应该指出桂学与之有所区别。严格而论，这些分门别类的各学科研究，一是将学科研究对象确定在广西地方历史文化上，并未真正形成地方学学科，换言之，地方学学科并未独立出来；二是将研究视角确定为学科研究视角，主要在于借助学科理论与方法论，并未形成地方学学科体系；三是主要在于分门别类的各学科研究，学科间及其各自研究并未太多关联。就此而论，除广西地方史研究与壮学等民族学研究可谓建立起地方史学学科与区域民族学学科外，其他各分门别类研究并未名副其实形成地方学学科，或者说正在孕育与萌发中，更不要说作为各学科研究集成的具有总体性意义的地方学学科。
桂学作为地方学概念的提出及其学科构建，无疑与以往广西历史文化研究相联系，并以之为基础和条件。当然，区别于以往广西历史文化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推动各学科地方研究更上层次，更为自觉地提高地方研究的学科意识，加强地方学学科建设；二是将桂学作为学科交流平台，使分门别类的各学科研究能够互相交流，资源整合，成果共享，互动双赢，建立起跨学科协同创新机制；三是将桂学作为地方学的广西历史文化研究的总体性概念，能够将分门别类研究的一颗颗珍珠串联为总体性研究的项链，发挥出1+1大于2的更为扩大的系统效应；四是充分发挥桂学作为综合学科在综合性、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上的优势，发挥桂学在资源、人才、力量上的组合、整合、集聚作用，发挥桂学研究的团队、集成、集合效应。桂学作为广西地方学兴起的更为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是，以“地方学”、“学科群”、“综合学科”的学科性质特征及其定位，以提升地方文化研究层次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