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里仁第四
一 里仁为美章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里是邻里。古时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的说法。邻里环境当然很重要。邻里友好，远亲则不如近邻；邻里凶暴，以邻为壑尤恐不及。如有选择可能，举凡明智者，无疑都选择与仁者相邻。
孔子虽致力于人的意志的坚韧与挺拔，孟子以后的儒家更坚持人性本善的哲学预设，但“性近习远”同样是儒者直面的现实。因此，孟母三迁是具体的举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则成为共识。
人其实是很脆弱的，稍一松懈，便自暴自弃。与仁者为邻，话很寻常，却是至理。
二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章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久处贫困而能坚守对生活的热爱，不苟且，这是很难的，所谓“人穷志短”。同样，久处富贵而不骄乱，也是很难的，人阔脸变，得志猖狂，古今同辙。因此，孔子以为唯仁者能久处约，长处乐，既是对现实的描述，又是对仁者的赞誉。
仁者无思无虑，却能一切合乎情理。显然，安仁者几近于圣人。智者虽略逊于仁者，但能洞明仁的利处，故智者不刻意亦能依于仁。
在孔子的谱系中，仁者是最高的，仿佛天生；智者是重要的。人的努力，就是明智而达仁。
三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章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凡人皆有好恶之情，但能够恰如其分，却很难。孔子断言，只有仁者，才有能力喜好人与厌恶人。故我们都应常怀自知之明，在好恶人时，千万别太自信了。
唯仁者能好恶，程颐讲，因为唯仁者能公正。朱子进而讲，公是无私心，正是合乎理。公未必能正，正未必出于公，二者缺一不可。
然私心难去，事理难明，只有尽可能多的人参与，个人之私才能限于最小，天下事理才能尽量弄明白。故儒家政治的选贤与能，由精英进而民主，逻辑上是通的。
四 苟志于仁章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万物皆气。气分阴阳，阴主形，阳主神；阴阳相倚，阳动阴随。人的心神不动时，阳气弥散于全身，身体舒坦；阳气到手，手即暖，到脚，脚就暖。心念既起，阳气集聚，阴气相随。心念所向，就是志。志导引全身气息的流向。
人若志于仁，阴阳二气就会以仁为关注，不仁的趋向就会被截止。志于仁，虽然也会有过错发生，但过错不是恶，恶是有意为之。
生活中每天有各种事发生，关注不同，人的心境、行为、气象就不同。志，决定生活，不可草草。
五 富与贵章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没有人不喜欢富贵，也没有人喜欢贫贱。摆脱贫贱，争取富贵，无论是目的，还是动力，都无可厚非，也足可理解。
关键是手段。偷抢而富，贿谄而贵，就没意思了。按规矩取牌、出牌，也可能总是差牌、老是输。果真如此，那也是命。孔子是认命的。做人无规矩，师出无名，终究行难久远。
富贵与贫贱是极端，孔子取此，只是为人立个尺度。平常生活，都应行走于仁道上，哪怕处于仓促造次、颠沛流离时。不然，即便吃顿饭，稍一放肆，祸从天降。
六 我未见好仁者章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孔子批判人心与习气，但其言仍是中和，如此章只说“我未见”。
世上有许多美好，孔子以喜爱仁为最高，足见儒家的人间情怀。好仁与恶不仁，目标一样，用力则相反。不能简单说哪一路径好，只是因人而异。当然，效果也有所不同。好仁者，多半性情温和宽厚，人宜亲近，如沐春风；恶不仁者，多半性情刚毅劲峭，易讨人嫌，却能成事。
用力于仁，难不难？难，因为不愿意，比如扶老人一把；不难，因为只要愿意，都有能力，比如见孕妇让个座。
七 人之过也章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韩非子》有两个故事：
一是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王烹杀其子送汤来，乐羊照喝一碗。魏侯赞誉乐羊。可有人说：乐羊自己孩子都吃，谁不吃？乐羊攻下中山，魏侯赏其功而疑其心。
二是孟孙猎一幼鹿，让秦西巴带回。秦见母鹿一直跟着啼哭，不忍心，便放了幼鹿。孟孙怒，赶走秦，但数月后又召回教自己孩子。人问其故，孟孙说：秦对幼鹿尚怀同情，何况孩子？
人犯错各因资质，细加观察足以识仁。比如秦西巴是仁，乐羊就是不仁。
八 朝闻道章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刘向《新序》载：楚共王临终讲，某常规谏，让我不安，不见不想，但获益实多，其功甚大，应重用；某凡事顺我，相处很爽，不见就想，但实无获益，其害很大，须遣走。因此曾子讲了“鸟将死鸣也哀”那句名言，孔子讲了“朝闻夕死”这话。
此话脱开语境，就成了抽象话。又受时间一维性影响，于是，早上知晓道理，晚上死了也行。道固然重要，生死岂是小事？
我曾以今朝、昨夕解读。《了凡四训》亦讲，昨日种种死，今日种种生。能做到此，谈何容易！
九 士志于道章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道是宽泛的抽象概念，不像仁有具体内涵。道，象征着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关怀。
士，孔子那时有文武之分，但主要指文士。士，又分仰禄与担道。仰禄者，近于谋职业；担道者，则于职业外，更有公共关怀。仰禄者，本无可厚非，社会亦需职业人士。但仰禄与担道，也确有高下之别。
公共关怀与个人生活好差，并无必然关联。此章关键在“耻”字。生活好差，有运有命，无以为荣，也无以为耻。如以差为耻，则识趣不免卑陋，讨论公共问题就难了。
十 君子之于天下也者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常听说，做人很累。又常听说，干活累不死，气要气死。如此推想，做人的累，不在外面的世界，而在自己的内心。
心所以造成累，缘于心有所执。儒家讲立志，心自然应有所执。只是儒家立志是大致取一方向，不是一事一物上的固执，乃至偏执。心如无所执，无適无莫，无可无不可，心自然宽舒，亦能兼听而明。
或以为，无適无莫，与佛道一样了呀。孔子讲无適无莫，心无所执，是要祛除私见，使一己之心依循于义，即明理。义之与比，根本区别。
十一 君子怀德章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君子关心内在善德，小人关心生活安逸；君子关心政教法度，小人关心利益实惠。君子与小人是简单的二分法，树立了人的两个极端。其实，世上难得纯粹的君子，也少见彻底的小人。
分类是认知的基本方法，认知又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君子与小人的分类，则是合事实与价值判断为一体的分类。
平实而论，怀德与怀刑比怀土与怀惠境界确要高，但怀土与怀惠并非为过，更非不道德。《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对举，宜多从事实判断看，也许更平允。
十二 放于利而行章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利是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源，获利有益于生活，故以利为手段，不仅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而且也是基本的、合乎人性的。这样的常识，孔子当然不可能不知道。
只是，孔子揭示出了逐利而行的潜藏的负面性。无论对国家与社群，还是对企业与个人，利益的增长终是有极限的。单向性的利益诉求在增长受阻时，就会怨声四起。
当然，怨声四起，可使利益主体彼此博弈，文明也因此而进步。但孔子的揭示，指出了人类生活还有、也应该有其他的向度。
十三 能以礼让为国章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礼是制度文明，其精神是仁，就是爱人，以人为本，而实现途径在让。能够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吗？这样的国策有何困难吗？如果不行这样的国策，一切制度文明又有什么用呢？
让是礼之实。无论是握手拥抱，还是上香跪拜，都是程式。如果在实际利益上不能让，程式只是虚文。
一个地方如能让，招商引资才可能；一所学校能够让，才能引进人才。整天盘剥，整天算计，鬼也不会上门；即使骗进门，早晚也逃走；即便逃不掉，最终也免不了或死或混。
十四 不患无位章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听孔子讲，好像他那个年代，也和现在相似，大家都担心没位置。想来位置相对于人，总是要少，尤其位高、权重、责任轻，又能离家很近的，更属稀缺。
不过，孔子讲的话没有错。不要担心有没有位置，那是空担心，该担心的是自己的品质能否胜任。
孔子是很积极的，他与弟子们并不是关起门来不做事，而是努力谋求被人了解的。只是，谋求的方式不是乱来，而是遵循道理，有所为有所不为；工夫是花在培养自己真实可靠的人品，而不是虚无飘渺地空想。
十五 子曰参乎章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子说，这是《论语》第一章。因为话题重要：孔子告知曾子，他的思想一以贯之。而且涉及传承，这同样重要。
说传承。孔子弟子三千，最得意的也许不是曾子，比如颜回。可是曾子传下来了，连《论语》也主要是曾子和门人编的。
说话题。一与贯各指什么？孔子没说。曾子自以为是忠恕。忠是尽心，恕是及物，一以贯之就成了一心贯万事。这是孔子本意吗？如是，工夫应在心上还是事上？是心应如何？是物又如何？心靠什么来贯事？都是大问题。
十六 君子喻于义章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做任何事，即便没直接利益，也必有间接的，所谓机会成本。同样，要不要做某件事，中间也一定有个道理，这便是义的考量。义与利，看似对立，其实只是一事之首尾，万事都是义与利纠缠在一起的。
有的人做事，先考虑这事的道理，有的人则计算这事的利益。喻于义，不等于不考虑利，也不等于结果与利无关；反之，喻于利，也一样。只是初衷不同，心境有别。
久而久之，气象上就会有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君子与小人，并非天生，全是习染养成。
十七 见贤思齐焉章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虽是各禀天命，但也要自求多福。孔子教人，固然要敬畏天命，但更在自求自造；而且，敬畏天命原本也不是悬空的冥想，而是笃实的践履。
天才与智障终是少数，多数人其实差别不大。结果不同，究其原因，终究自己是主要的。即便外部原因有很大作用，可那既由不得自己，能努力的便只有自己。
除去外部条件，成功者自有成功的道理，失败者也有失败的原因。自求多福，也别无他路，只能向成功者学习，避免走失败者的路。
十八 事父母几谏章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鲁哀公曾问孔子：子从父命，是否就是孝？臣从君命，是否就是贞？反复问三次，孔子不回答，因为孔子不认同。
孔子以为，孝不能简单以是否听从父命来确认，而应该看儿子听从什么样的父命。臣从君，更是如此。
父母也会犯错，故家有诤子，亦是家门之幸。当然，做儿女的劝谏父母时，应该怡色柔声，也就是“几谏”。只是人老了，积习重，又身为尊长，儿女的劝谏未必有效。这自然是很烦心的事，但也无奈，只能孝敬侍奉，不去抱怨。这便是亲情。
十九 父母在章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也许等到自己做了父母，而且要等到孩子成长到离家时，才会真正体会孔子这句话吧。
做父母的，总期望能见到孩子。不得已而见不到，只能退而求其次，期望能随时联系到。如果失联，其状殊难想象，只有经历过，才能体会吧。
看动物世界，好像动物也有这种代际感情。人类的这种情感究竟缘于动物本能，还是来自人类的社会性培植呢？也许兼而有之吧。
孔子很重情，可谓于情独钟，因为仁的基础在情，而情源于亲。亲情广大，游必有方，只是其一。
二十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章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此章与《学而》“父在观其志”章有部分重复。《论语》非一人所编，加之竹简也可能错乱，这在古书中是常见的。
不过，也许是编者有意为之。《里仁》连续四章讲孝，“事父母几谏”章、“父母在”章、此章，以及后面的“父母之年”章，所记孔子的话，似专注于一个“情”字。古人曾讲，立爱自亲始。此四章选择特殊节点，父母有过、自己远游、父母逝世与年迈，揭明亲情，层层推进。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恐不在具体三年或改与否，而在亲情之追念怀想，意味永长。
二十一 父母之年章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相比于前三章，此章对亲情的体会更加细微。
自古及今，中国就有“五福”之愿，即《尚书·洪范》中讲的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长寿列第一。父母高寿是儿孙之福，正如谚云：“家有一老，黄金活宝。”只是父母年事日高，也意味着来日无多，故乐忧交集。
这种且喜且惧的情感，时而浮上心头，时而疏忽淡忘。孔子将它标示出来，使得这种情感获得彰显并定格，让天下做儿女的能够意识到年迈父母的年纪，留意父母的日常起居，以尽自己的孝亲之心。
二十二 古者言之不出章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古今中外，诚信总是共同的诉求，因为社会运行须依赖于可靠性。但是，诚信又确实很难做到，有客观原因，有主观原因。此章重在讲主观原因，指出“耻”这个问题。
耻是一种反向情感与心理活动，它会驱使与逼迫人避免陷于某种情境中。人如果对某种情境——比如失信——不具有耻感，说话自然就比较随便。
比耻更进一步的应该是罪感。与耻相应的还是过，与罪相应的就是恶了。儒家似乎更重视耻感，也许关口前移，更能防患于未然，不至于到作恶。
二十三 以约失之章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这个“约”字，可作两层意思来理解。
一是约束。人如能常常自我约束，就会多收敛，就会少犯错误。反过来，如果自我放肆，就会多张扬，就会多犯错误。
另一层意思是简约。凡事力求从简，不事铺张，自然容易照应得过来，漏洞少，人、财、物各种资源也容易调度。反之，摊子铺大了，就容易捉襟见肘，手忙脚乱，错失频频。
当然，约也会有其弊。事事简约，动辄约束，过失是少了，但气局自然也受影响。只是失之于约，足以补；失之于肆，则往往难救。
二十四 君子欲讷于言章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话说多了，容易错；说放肆了，更惹祸。因此，讲话要谨慎。做事客观上容易懈怠，主观上容易懒惰，因此，做事要勤勉。
但是，并不能以为行动就比言语重要。行动当然很重要，没有行动，一切无法落实。只是言语同样重要，不仅表达思考，而且引导行动。
“讷”的字面意思是木讷，但这里理解更在谨慎，不只是少讲话。说话谨慎似是浅显的道理，人人皆知，但如何算谨慎？说话要分场合，说话要看对象，说话要合身份……仔细想来，讷于言是很难的。
二十五 德不孤章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荀子曾有过一个有趣的比喻：马叫时，其他的马也会叫；牛叫时，其他的牛也会叫。并不是牛马知道什么，而是天性使然。
人也是如此。鱼找鱼，虾找虾，人都会依其情趣找到自己的伙伴。既如此，孔子何以要专言“德不孤”呢？
想来，酒肉朋友或合伙人容易找到，而德者不免陷于曲高和寡的境遇。或者，每个人都会时而产生某种孤独感，且以为这样的孤独都是因为别人不理解自己。
显然，孔子不是这样看的。他坚信，无论你如何高明，必有知音与同道。
二十六 事君数章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传统中国讲“五伦”。“五伦”分自然的与社会的：自然的夫妇、父子、兄弟，因情而亲；社会的君臣、朋友，以义而合。
君臣之间，也可以泛指上下级之间，如果观念不同，志趣不一，做部下的就不宜经常对上级讲自己的理念，想去影响甚至改变上级的志趣。即便是忠诚的谏言，也是意善而事不善，徒令听者厌烦，招惹羞辱。
朋友之间也是如此。再亲密的朋友，再美善的初衷，反复唠叨，只会带来疏离。
现代哲学讲的主体间性，与此章子游所说似有暗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