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
我继续我的旅程，义无反顾地将夏日和南方留在身后，日夜兼程地赶往苏黎世，在这期间又有令我感到惬意的旅行收获：踏上旅途的人就是不停在做离别。我离开我罗卡诺的朋友前往别处作画，及至踏上回家的旅程时，总会有离别的感觉如影随形。可能很久以后我们才会再相见，离别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让我心神不宁。我在这一点上是个老派的人，我不会苛责或憎恨我的多愁善感，而是问自己：如果不是我们对事物的感情，我们到底因何而活，我们又能在何处感受自己的生活？如果我无法感受，如果我的灵魂不再能激荡，大笔的财富，锦衣华服，美人相伴，又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我恨我对身外之物的敏感，我爱的是我对我自己的敏感，甚至会有些宠溺这种感觉。这种感悟，这种柔软，这种因灵魂激荡奔涌而至的兴奋，是我的嫁妆，我生活的动力所在。如果我是依赖于强壮的身体，从事的是拳手或摔跤手的职业，就不会有人要求我这些事请，而我也应当把肌肉看作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如果我强于心算，是办公室的小头目，就不会有人敢在我面前说，心算是不值一提的能力。至于这个时代对作家的要求，尤其是在一些年轻作家眼里，则是作家必须能触及人的灵魂。他需要爱上这种能力，为这种能力而狂热，将自己奉献于这种能力，在感情的世界中体会前所未有之超凡景象。——但是他们恰恰痛恨自己的这种能力，以此为耻，抵御所有被称为“多愁善感”的状态。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我不会参与其中，我的感情世界比急躁的现实世界要可爱得多。得益于这些感情的保护，我在战争岁月里没有沦为残酷思想的追随者，也没有对杀戮产生兴趣。
现在，我轻装上路。因为踏上的不是归乡之路，而是要迈向广袤世界的某处，离别便没有什么沉重感可言。留在这儿的感觉更占上风，“我还会回来”的承诺说起来易如反掌。很多人相信在路上是一种常态。我在穿越哥达隧道的路途中意识到，这种“轻离别”的感触是罗卡诺给予我最后的影响。我还决定，在苏黎世不接受转寄信件，直到我到达巴登为止。
这趟列车停靠的许多站，都在我的生命中占有一定的分量：格申恩、弗吕埃伦、楚格，当然还有布鲁嫩。这个夏天奥特马·舍克在这里为他的歌剧《彭特西莉亚》谱曲——在他那间简陋的公寓里，坐在他钢琴边的那个下午在我的回忆中非常耀眼。尽管如此，我还是径直驶过未作停留，乐意投入苏黎世的怀抱。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苏黎世。于我而言，苏黎世长久以来意味着亚洲风味，我在这儿的很多朋友都有多年在暹罗生活的经历。在苏黎世期间，我总是暂居在他们的家里，那里有着许多关于印度、大海和远东的记忆，你能闻到咖喱和米饭的香气，被金色的暹罗佛龛散发出的光芒闪到眼，被静坐在一旁的尊贵佛像所注视。我也会走出这些异域的洞穴，在城市中漫步，融入到趣味优雅的现代生活中去，去听听音乐，看看展览和戏剧还有电影，这几日对我来说真可谓是纯粹的享受啊。
对于城市，至今为止，我仍有一种田园式的、孩童般的理解。我觉得面面俱到地观察一个城市非常困难，因为我会容易被细节所吸引，并在其中乐此不疲。我会关注电车上诸多的面孔，阅读街头海报的内容，惊叹装配工或学徒能抄手骑车穿行在熙攘的小巷中的同时，还留意辨识他们口哨里吹出的曲调。我会长久地注视那个在熙攘的十字街头戴白手套指挥交通的警察，被戏院门口的告示吸引，盯着一扇又一扇的橱窗，惊讶于那里有好多书、玩具、皮毛制品、香烟和其他漂亮的商品。然后又跑到某处偏僻的后街，那里有果蔬商店、旧货商店和落满灰尘的小橱窗，后者四边的木框已开始朽烂，还贴满了用过的邮票。接着又回到主路上，困于危险的车流中。我虽然疲倦，却又很快高兴起来了，因为找到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这里不是某个咖啡馆或是时髦的餐厅，而是鱼市或旧货市场某处一个烟雾缭绕的小酒馆。穿衬衫的邮递员或差役会在这里点上小杯白葡萄酒，吃着圆圈面包、香肠或煮鸡蛋。无论米兰或苏黎世，慕尼黑或热那亚，在这些我习惯出没的地方，在那些阴冷潮湿散发着腐败气味的背街小巷里，多的是这样的小酒馆。这里装潢简陋，顶多有个鱼缸或是一束纸花，墙上挂着拿破仑三世和一间郊区体育俱乐部的泛黄照片，让我想起了学生时代第一次偷进酒馆的经历。酒徒们用厚玻璃杯饮下本地产的上好葡萄酒，再吃些东西，比如形状奇怪撒了芥末的饼干，长棍面包以及小香肠。在这些地方可以听到亲切的方言，肆无忌惮的谈论，仔细瞧瞧那些身着军装的家伙到底是什么军衔。一个穿着皮衣的司机走了进来，站在吧台前喝下一杯烈酒，捉弄起店主来，先是拍了拍店主的背，又踢了他的狗一脚，擦了擦嘴巴离开时，还将身后的门猛地一关。又进来一个面色惨白衣着破旧的女人，恭顺地在门旁站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凑近女主人，拿出藏在裙摆下的一个空瓶子，轻声细语地同老板娘讲起价来，最后又被赶了出去。一个年轻人把头凑到门前喊道：“罗伯特可在？”店主摇摇头说：“他今天在57号。”一个差役走进酒馆，扛着一个红色的长毛绒软垫椅子和一株小棕榈树盆景。他把椅子靠墙放好，把棕榈树搁在桌子上，坐下，喝下大约200毫升啤酒。因为一些我一直疏忽的原因，所有这些琐事在我看来都非常有趣，我可以不厌其烦地看他们重复上演。
鉴于我不太正统的口味，我也不避讳去电影院，正如我所想的一样，在电影的世界里，我对卓别林先生的崇敬最真诚、最透彻。意大利人马克斯塔我也钟爱，当然我会忽略那些展现过往宫廷服饰的华丽电影：是该有人给他们补补课了。
我还参观了一个国际性的艺术展览，很高兴看到卡尔·霍福尔的新画作有力地在一片狼藉中展现自己独特的美。后来我又和一众画家和作者在一间咖啡馆里畅谈，在很短的时间里了解到了艺术世界的新鲜事，我那时也算得上这个领域潮流尖端上的人物了。
我心满意足地结束了这次城市之旅，回到我的“暹罗”，在佛像和中式壁画下休息。这样的经历对于一个长期离群索居，坐在书桌前工作的人来说可谓旅途中最精彩的一幕：又看见了自己的朋友，成了被温暖和热情所环绕的客人，同一些人闲聊，同另一些人深交，同一些人开怀大笑，同另一些人推杯换盏。好久以来我都没有这样的运气，在一个我能有归属感的、有参与感、可以达到同他人持续共生的圈子里生活。欣慰的是，我能幸运地在这极短的间歇期里找到可爱的朋友，享受到这种乐趣，畅所欲言。我的朋友，包括那些最为亲近的，知晓我所有愚蠢行径和怪癖的朋友对我保持忠诚，是我继续自己荒唐生活的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
苏黎世之后我让旅行暂时中断了一会儿。在德瑞边境巴登的维亨村，我停留了比较长的时间，摆下了写字台和画架，还找着了邮局。我逃离它的魔掌已有十天之久。该写的信函终究还是要写的：“尊敬的先生！衷心感谢您诚挚地邀请我同您一道工作，但是——”这是又一份朗诵会的邀请函，还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主题，要做一个有关现代欧洲倾慕东方，具体来说，倾慕印度和中国的报告。这个主题有很多值得谈论的内容。可惜地点是在偏远的北德，我也没有这样的才华驾驭这种题目。对我来说有机会展示亚洲人质朴生活的结构和意义，算得上一桩趣事。但是做报告并不是我的强项。我曾试过一次，那次也确实是形势所逼，但是那一天，我比出席我有生以来任何其他节日或重要的场合都要怯场。不，谢谢，“尊敬的先生，我对您邀请我做这个有关东西方文明的报告抱有极大兴趣，遗憾的是——”
我还收到了许多年轻诗人的手稿，最初，即使看得我唉声叹气，我还会看在上帝的分上坚持看完。但是在第二日我完成信件阅读工作之后，我的眼睛也吃不消了。我坐在那里，一面是剧痛，一面是冰冷的信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作家在一封信中附上了他的作品手稿，让我感觉非常不好。信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在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我没看两眼就把它扔在了一边。虽然眼疾未见好转，也没有秘书的帮忙，但我还是至少给其中三分之一的作家客气地写了回信，对不能阅读他们的手稿感到遗憾。然后还得把这些手稿装进信封封好，写上地址，贴上邮票，给他们寄回去。维亨村十天的休息日就这样变成了工作日，还必须更加小心地爱护自己的眼睛。我越发勤快地去做温泉疗养。温泉疗养的过程我在别的作品里写过，觉得在此重复没什么意义。旅馆老板算是我的朋友，有几日他问我：“黑塞先生，来瓶波玛酒怎么样？”在这儿也有少不了的访客。我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皮斯托利斯露了面，他看起来比我保养得要好。我们促膝长谈许久，我和他说了这些年我的故事，以及我们以前一同种下的树苗现在长势如何。急脾气的路易斯有一天也露了面，有些仓促，手里还提着行囊，就待了一小会儿。他要去巴利阿里群岛旅行，在那绘画采风，还邀请我一同前往。不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巴登的休整结束得比我想的要快得多；而且这次像每次一样，我总是随身带了太多的读物和工作用具。现在又到了收拾行李的时候，所有的书和穿过的衣服由我自己带到德国是不太可能了。我只得把所有可有可无的东西都塞进大旅行箱里，叹了一口气，把它寄走了。最后一个下午我打包自己的手提箱时，剩余的杂物我也没带上。我必须把我的黑色西装塞进那个硬纸盒里用细绳捆好。更主要的是，最后几晚我都没睡好。又要出发了，我一点都不高兴。明天一早七、八点左右，我就必须到达布劳博伊伦。我是这么跟那里的朋友交代的。现在，我正在跟那该死的盒子较劲，还发现，我把一些旅行的必需品扔在了大行李箱里，我开始为自己草率的承诺付代价了。明早七点之前我应该在苏黎世，但我现在还在巴登，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好像我想要回到硫磺泉里接着泡上三个礼拜似的。一夜未睡（我是可以吃安眠药的，但是一大早我还得起床），我明天又得奔向布劳博伊伦，中途还要在图特林根转车，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该已经是又累又怒了吧。一切都是为了两天后向一群素昧平生的人朗诵我的诗歌，然后是奥格斯堡，然后是纽伦堡！我真是精神错乱，才会安排出这样的行程！不，我先去苏黎世，在那里过夜，和我的朋友们聊聊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再起草三份措辞委婉的电报，就说“男高音”先生因为严重的感冒不能前来。啊，谢天谢地。
我去到苏黎世，请求朋友的妻子到车站来收留我。等她的时候我坐在车站里，端着一杯玛贡酒，心情糟糕，提着厚纸板箱，担忧我的行程。天气很冷，我感冒了，还有些发热，后悔没继续在巴登待着，后悔不能回到堤契诺。爱丽丝终于来了，我们一道回到她家中，那尊佛像在一旁讥讽地俯视着我。我向爱丽丝叙述我的窘境和顾虑。她支持我继续旅行，表示如果我继续一再地怨天尤人，事后会后悔的。而我想，有怨气是对的。因为普通人没法预料，我们这样的人看起来会是如何，如果他没法睡觉，次日凌晨要毫无意义地起早，坐上数小时的火车，只为了赶进度和履行义务。我为自己辩护。我们的对话后来变得有些尖锐，我干脆就拒绝明早早起出发。噢，终于有人屈服了。我可以明天早上睡个好觉，也会有充足的时间去往电报局了。
我松了口气，为自己争得了今天一晚和明天一天的时间。朋友此时也回到家中，我们坐在一起吃了顿晚饭，喝了瓶葡萄酒。我服下一片佛罗那，定下一个合理的起床时间，大约在十点到十一点左右。我也终于可以扔下自己的纸板箱，借来了一个小巧体面的旅行箱，上面还有暹罗、新加坡以及爪哇的文字，第二日午餐过后，心不甘情不愿地认下自己这趟旅行必然遭难的命运，乘上火车向德国边境方向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