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当然好，能从戒律、老师教诲等方面给修行者帮助。但出家并不是必需的程序，你不出家，自己能领悟佛教的智慧，那一样可以成佛。就如同不接受科班教育，自学一样可以成才。只是更难点而已。
佛教里有“辟支佛”的说法，指的是那些没有经过佛教人士的教诲，而是靠自己的智慧独立领悟佛法、修行圆满的人。也就是说，佛陀并不是佛教知识的垄断者。佛教的智慧就像真理一样，就摆在那里，如果你很聪明，虽然没听说过佛教，但自己也能独立思考出这真理来。
关于出家，顺便再说几个有趣的问题：
《水浒传》里的鲁智深算是正式的比丘吗？
算。
鲁智深是比丘。因为他在出家的时候，专门举行过受戒的仪式。而且在仪式上，鲁智深是自己答应守戒的[14]。
但问题是，后来鲁智深三番五次地违反戒律。喝酒吃肉也就算了，相比之下还算是小错。他犯的最重的是杀戒，而且杀了不止一个人，按照戒律早应该被开除出僧团了。但是在中国，宗教力量没有世俗政权大。鲁智深“替天行道”，是豪强宋江手下的大将，自然也就不会有不识趣的僧人专门跑到军中来指出鲁智深破戒。所以，鲁智深其实是个应该被开除出僧团、但是没人去开除他的比丘，是个不合格的比丘。
鲁智深是比丘，那武松是怎么回事？《水浒传》里不是管武松叫“头陀”吗？
“头陀”又是什么意思呢？
“头陀”这个称呼，指的不是受什么戒，而是一种修行方式。
佛教的修行方式并不是只有一种，这就像你念书，既可以上函授大学，也可以上补习班，都行。觉得哪个方法适合你，你就选择哪个。
“头陀行”指的是一种苦行的方法。修头陀行的人要比一般的比丘更加艰苦。印度僧人本来就规定必须乞讨为生、不能积蓄钱财、过了中午不能再吃食物。头陀行又增加了很多额外的规定，比如不能住在寺庙里，晚上要睡在墓地里，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要穿死人身上的衣服，等等。
修“头陀行”的人，就被称为“头陀”。
然而“头陀”这个词到了中国，似乎只有“不住在寺庙里”的概念保留了下来，“头陀”在一般人的概念里，仅仅指的是“没有寺庙，四处游方的僧人”。所以中国人又管头陀叫做“行者”。
《水浒传》就直接把装扮成头陀后的武松称为“行者”。《西游记》里，唐僧更是对孙悟空说：“你这个模样，就像那小头陀一般，我再与你起个混名，称为行者，好么？”[15]
可见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行者”就是头陀的别名。而且头陀的含义，也仅仅剩下不住固定的寺庙这一条了——别说武松喝酒吃肉了，就是孙悟空一行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找寺庙、找人家里住，也没见睡过坟墓；吃饭也是三顿不误，国王供奉的宴席也照样吃。一点都没有苦行的意思。
同样是僧人，鲁智深就不叫头陀，因为他一开始在五台山出家，后来又拿着长老的介绍信去了大相国寺——他出家是有“单位”的。
那么，是不是说在佛教系统里，鲁智深和武松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有单位，一个没单位呢？
还不是。
最大的区别是，鲁智深是正式受戒出家的，而武松盗用了别的僧人的名字。武松根本没有出家，他是个假和尚。
《水浒传》里是这么写武松变成头陀的过程的：
说武松和张青、孙二娘相遇。孙二娘见到武松头上有发配时刻的金印，觉得他这么出门太危险，于是出了一个主意。她说两年前她杀了一个头陀，留下了头陀的全部衣物和度牒。孙二娘让武松“只除把头发剪了，做个行者，须遮得头上金印，又且得这本度牒做护身符，年甲相貌又和叔叔相等”，正好扮作头陀[16]。
武松剪发换衣我们理解，可这个度牒是怎么回事？看上去这个度牒就好像是身份证明，上面还写着拥有者的年龄相貌，有了这个才算是出家人。那这个度牒是谁发的呢？是寺庙颁发的吗？
不是。
世俗世界的皇帝们，当然希望活着的时候能有神佛保佑、死后还上天堂，因此大多会给宗教人士一些特别的优待。比如出家人可以不交税，可以不服劳役、兵役——这事听着也比较合理，你征召一群僧人道士去当兵杀人？也不像话。
但这么一来，就给了百姓钻空子的机会：
找个出家人拜个师，剃个头，就可以不交税、不服劳役了，这事多美！
结果就有越来越多的百姓出家。也不是真的信佛，就是想趁机逃税。这么一来，国家的税收越来越少，而且出家人也良莠不齐，混了很多不信佛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几次因为出家避税的人太多，而引起经济危机。因此后来的中国帝王们，开始严格控制僧人出家的数量。僧人们想出家，光找一个寺庙受比丘戒是不行的，还得有政府的批准，得有个政府颁发的出家证明，这个证明就是度牒。
所以，武松并不是想装头陀就能装，要是没有孙二娘搞来的度牒，武松就算外表装扮了，让官兵一检查也就露馅了。
《西游记》第三十九回——就是那个妖怪装成国王，真国王掉到井里淹死，托梦给唐僧的那个故事里——唐僧带着真国王面见假国王，说这个真国王是自己的徒弟。那假国王就说真国王：“这道人踪迹可疑，他是何方人氏，叫甚名字？有度牒是无度牒？”
意思就是这人形迹可疑，你拿身份证明来给我看看！
可见度牒对僧人的重要性。
——等会儿，武松的度牒是抢来的，那鲁智深的度牒是怎么搞到的呢？鲁智深不是因为杀了郑屠，为了躲避杀人案才出家的吗，那官府怎么可能给他度牒呢？
官府建立度牒制度，主要是防止有太多的人逃税，因此度牒的发放数量是有限的，出家是有“名额”的。政府越是限制，这名额就越值钱。当朝廷钱不够花的时候，有时就会靠卖度牒换取收入。
因为出家有免除税赋等好处，还能躲避官府追查，所以有的有钱人家，会先买下空白的度牒预备着，准备临时有谁出家用。
帮助鲁智深出家的赵员外就是这么一户有钱人。在小说里他说：“我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17]，说的就是提前买度牒的事。
佛教的习俗是，人出家以后就要抛弃世俗的名字，重新起一个法名。
小说里，鲁智深完成受戒仪式之后，“首座呈将度牒上法座前请长老赐法名。长老拿着空头度牒”赐了法名，“长老赐名已罢，把度牒转将下来。书记僧填写了度牒，付与鲁智深收受。”[18]
说明张员外买的是一张空白的度牒，上面“法名”等栏是空着的。等鲁智深出家以后，再把他的身份都填上。此时鲁智深就是一个“合法”的出家人了。
【五】
了解了轮回说和佛教的出家制度之后，我们才算了解了佛教的全貌。
佛教不仅有严谨的学术理论，还具备完整的解脱方案。
前面说了，佛教的修行方式包括“戒、定、慧”三学。
出家对这三学都有好处。
受戒是出家的核心标志，出家能通过集体生活，更好地监督修行者守戒。
出家者可以过更有规律、更安静的生活，寺庙还常提供专门的场所和时间用来打坐，所以也有助于禅定。
出家能接近更多的佛学学者，接触更多的佛学资料，所以也有助于慧。
因此，出家虽然不是成佛的必经途径，却是佛教徒最好的修行方式。属于官方强烈推荐的那种。
所以慧远被道安的佛法折服之后，就不只满足于单纯的学习。而是要出家，以便更好的修行解脱。
慧远虽然家境尚可，但是没有办法彻底改变道安僧团的经济情况。《梁高僧传》说慧远出家以后“贫旅无资，缊纩常阙”——连破僧衣都常常穿不上。生活条件很差。
但就算是这么艰苦的游学生活，也不能保证。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有一个叫慕容复的角色，成天做着光复“大燕国”的梦。这个“大燕国”，就是在道安50多岁、慧远30多岁的时候崛起的。慕容氏在今天的东北、河北一带盘踞，纠集了一支大军打算征服中国。我们看中国地图，从河北南下，首要的目标就是道安僧团活动的河南一代。
慕容氏的军队势如破竹，一路上战事不断。道安实在待不下去了，只能带着僧团离开了居住50年的北方，南下避难。
走到新野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队伍太庞大耗费太高、不易行动，也可能是为了更广泛地传播佛教，道安决定分出一部分徒众去其他地方传教。
其实道安要真想分徒的话，在北方游学时候随时都可以分。所以此次决定，恐怕被迫的成分居多。在这窘迫的境地里，道安难免会回想自己的一生：既有自己和佛图澄被奉为国师的荣耀，又有因为战乱而过的几十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于是他发出了感叹：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这句话成为千古名言，被后人反复引用。因为它直截了当地说清了宗教和政权的关系。
固然，在大部分的宗教看来，皇帝也不过是有待教化的普通教民。宗教有了大发展，教徒会归功于神力。宗教受到了打击，教徒会说这是因为大众不虔诚而受到的惩罚。总之和世俗政权一概无关。
然而在真正的历史中，我们见到的是世俗政权随时决定着宗教的兴亡。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皇权极强的国度里，无论是哪个宗教，有皇权青睐什么都好说，皇权要是厌恶就只能躲在一边画圈圈。要想兴盛本教，必须要“依国主”。道安只是把一些信徒不愿意承认的规律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而已。
这规律并非中国独有，生活清苦的印度僧人同样有现实的一面。
季羡林先生在小乘的佛经中翻出这么一条令人吃惊的规定来：
“和尚同商人同行，如果想放屁或者大小便，必须到下风去，不能在上风，免得熏坏了商人。”[19]
这说明印度僧人并非完全超然俗世，也会主动讨好商人。
而且，从佛理上严格讲，攀附豪门也不一定就等于趋炎附势。
《世说新语》里记录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人嫌僧人势利，质问说：“你们僧人为什么总要进富贵之家呢？”僧人回答：“在你们眼里我进的是富贵之家，在贫僧看来，如同进穷苦之家一样。”[20]
意思是说，既然佛教不分贵贱，在佛教眼里富贵和贫穷没有区别，那我就进富贵之家又有哪里不对了呢？当然，这话如果是由那些总是专门进富贵家的僧人来说，就有点狡赖的感觉了。
分徒以后，道安带着包括慧远在内的剩余徒众来到今天湖北省最北端的襄阳市。此时的襄阳掌握在东晋帝国的手中。换句话说，是南方汉人统治的地方。
道安早已经名满天下。因此以当地最高军事长官朱序为首，整个襄阳地区的官僚、豪门对道安都非常尊崇。他们出资为道安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环境。连东晋帝国的皇帝都下诏说，要给道安“俸给一同王公”——要像对王公贵族一样的供养道安。
在襄阳，道安僧团安定地生活了十几年。
这是研习佛法最好的机会，但是道安和慧远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道安虽然已经成为当时最有名望的佛学家，但是全国研究佛学的远不止他这群人。在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问题上，道安和其他佛学家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我们前面说，佛教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无常”的。“无常”还不是最常用的说法，佛教最常说的术语是“空”，用来强调事物本质虚幻的一面。我们常听到佛教讲“四大皆空”，就指的是这个“空”。
道安遇到的问题是：“空”是不是就等于绝对的虚无？佛、佛教、佛经是不是也是“空”的？对于这些问题，当时的中国佛学家们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对于这些观点，我列举一二。您不用细看它们，我只是想向您说明这些分歧多么难以调和。您大致看一下，只需要感受到这些论证个个气势磅礴，结论却又千差万别，就可以了：
——有的人说了：佛教解脱的关键不是消除欲望，不再造业吗？消除欲望、不再造业，不就是要通过认识到万物并非实有，破除“法执”、“我执”来实现吗？那还用问，“空”的意思肯定是“虚无”啊！要不还怎么修行啊！
——但是有的人说：你要是说万法虚无，难道说佛祖、佛法也是虚无的吗？假如佛祖是虚无的，那你怎么还能听到佛祖的教诲呢？佛祖的教诲、你的修行是不是也是虚无的呢？你的修行也是虚无，那你还修行个什么劲儿呢？所以佛祖、佛法不可能是虚无的啊！肯定是实有的。
——但有人会说，假如佛祖是实有的，那么佛祖做的种种事，比如传播的教义，对我们的影响，是不是佛祖所做所为而生的果？佛祖是实有的，那他做的果是不是实有的？这些果又不断产生新的果，这影响不断扩散越来越广，是不是逐渐就是万法实有了？所以，佛祖肯定是空啊！
——可是，桌子是不是虚无的呢？假如桌子是虚无的，那我们还能往桌子上放东西吗？假如所有的物质都是虚无的，那僧人还要不要吃饭，要不要穿衣？
有的人解释说，世界万物不都是因缘聚合的结果吗？那么，过去事物的因缘已经散掉，是虚无的。未来事物的因缘还没有聚合，也是虚无的。只有事物此时此刻的因缘是聚合的，所以此瞬不是空的，是实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