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便是如此妥协，佛教还是摆脱不了“蛮夷”的恶名。来自于“夷”就是佛教的原罪。攻击佛教的人引用孔子的话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话相当于说：“宁当中国狗，不当外国人。”[27]
在这么残酷的言论环境中，一些在中国的佛教拥护者，产生了把佛教和中国古人联系在一起的想法。
早在春秋的时候，中国人就有崇古的毛病，认为越古的人越了不起。孔子想说“礼”，就说自己的理论来自于周朝的周公，讲《周礼》。墨子要超过孔子，就说自己的理论来自于更早的禹。后来的孟子就找了更早的尧、舜。他们只有这样做，才显得自己的理论可信。
中国古代的众多学说中，老子庄子的理论和佛教最近。再加上《史记》里还有老子西出函谷关的说法。于是，一个用来推广佛教的“老子化胡说”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这就是佛教徒提出“老子化胡说”的原因[28]。
东汉时代的佛教是个什么样子呢？
虽然在名义上，佛教在东汉时已经来到了中国，但当时的人们打开佛经一读，会发现佛教跟儒学、跟江湖方术没什么区别。
早期的印度佛教不主张施法念咒。但是中国民间早就流行炼金施咒之类的法术。因而汉时就有《佛说安宅神咒经》之类的打着佛教旗号的咒语书，里面竟然还包括了日月五星、二十八宿、青龙白虎等等中国民间的神话，和真正的佛教完全没有关系。
当时学者对佛的描写，也完全照搬中国本土神仙的样子[29]。这很容易让人觉得，“佛”不过就是中国传统神灵的另一个名字而已。
那时有一本为佛教辩护的书籍说：
“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
——它说，“佛”是“三皇神”“五帝圣”死后封的谥号！
这本书又说：“佛乃道德之元祖。”[30]
“道德”是老庄道家的用语。说佛是道德元祖，还是在借老庄来抬高佛教的地位。
为佛教辩护的书籍尚且如此混乱，其他书中的误会就可想而知了。
就连汉族佛教徒也不能完全分清佛道的区别。
南北朝的僧人慧思投身佛门后，还要兼修道家法门。他立誓说，希望能先炼丹修道，修成道教的“五通神仙”，然后再学佛[31]。他的思路大概是，道教的目标是长寿。那么他先长寿了，有的是时间了，再慢慢学习佛教高深的知识。
佛教在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干脆就被称为“佛道”、“释道”、“道法”，佛教徒被称为“道士”。直到唐宋的时候，还有佛教徒自称为“贫道”[32]。
因为以上种种误会，使得汉代的学者们以为，佛教不过是一门用来趋吉避凶、占卜算卦的法术。他们把佛教和五行八卦、炼丹占卜等等其他95门方术并列在一起，没瞧出佛教有什么特别的来[33]。
现在我们能解答刚才的疑问了：为什么佛教在中国已经传播了一百多年，汉政府的官员们却对它一无所知？
因为汉代的佛教和中国方术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就算是当时饱读诗书的学者，也未必能明白所谓的“佛道”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当黄巾大军突然出现的时候，东汉末年那些被卷在历史漩涡中的群雄们，谁又会想到历史的玄机竟然藏在一门毫不起眼的法门之中？
【六】
184年是一个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年份。汉政府惊讶于一夜之间遍地而起的乱民，张角惊讶于太平道奇迹般的发展速度。他们以为自己站在了历史大潮的浪尖上，却想不到其实是那个96门江湖道法之一的“佛道”，才是大潮的真正作者。而皇帝刘宏和道士张角，只不过是被大浪偶然卷起的扁舟。
因此他们都没有做好迎接这场大潮的准备。不光是朝廷反应极端幼稚，张角也被飞速壮大的教团冲昏了头脑。他不会想到几千公里外一个外邦宗教和自己的成功有什么关系，也就不会明白，这制度只能供他传教，远不足以组织一场战争。更何况中国百姓极少有虔诚的信仰，他们崇拜张角是因为相信张角善于治病，信了教就等于有了免费医疗——可连病都怕的信徒，怎么可能不怕死呢？
所以说汉政府有一半还是判断正确了。没有完善的管理系统的黄巾军，就如同散沙一般，根本无法和政府军队对抗。张角虽然把自己的部队分成了若干个集团军，但是军队之间全无配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全面崩溃。战场的主角又变成了从政者们熟悉的豪门贵族：曹操、孙权、刘备、袁术、董卓等等，他们全都是家境显赫的贵族，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
历史似乎又回到了汉代官员们习惯的轨道上。
然而，历史不应该从这里转折吗？
张角是一个毫无资本的道士，只是因为模仿了中国僧团的组织形式，就在短短几年里组织起40万人。宗教这么件好东西，为什么帝国的统治者们不知道善加利用？为什么不设立一个由国家控制的道教，扶植一个臣服于皇帝的教主，每日祭坛做法，向民众宣布：当今圣上是天上玉帝派来的使者。这样，江山岂不是更加稳固？
有了张角的示范，此后的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其实答案很简单，您一定能想到：
中国的大部分王朝，都坚持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因为儒家道德比宗教更好用。
儒家不讲神鬼，只讲“天道”——前面说了，早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天”的概念就已经深入中国老百姓的内心。中国老百姓都相信，这些来自上天的道理，都是“天”经地义的。
儒家主张的“天道”是什么呢？
儒家告诉老百姓说：你看，这自然万物是不是各有各的位置？鸟在天上飞，牛在地里耕田，人在生产劳动，世间每一个东西，都天生有自己的位置。
假如万物不遵守自己的位置那会怎么样？
假如鸟儿去耕田，牛睡上了人的炕，人反倒想要到天上飞，那会怎么样？那就是天下大乱，世上出现各种各样的灾难。
儒家说，我们这个社会和大自然是一样的啊，都要遵守万物各安其分的“天道”。当儿子的，就得听父亲的话。当父亲的，就应该给儿子做出榜样。当老百姓，应该勤恳劳动。当皇帝的，应该爱民如子。你们谁也不能改变自己的位置，如果改变了，就会造成各种灾难。
这就是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
你想，你要是皇帝，你是不是很喜欢这套东西？有了它，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给你交税。万一有一两个人动了歪心眼，就会有其他老百姓怒斥他：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安分！”
用宗教协助统治，效果就次一等了。
儒家道德的最大优势在于，人们对道德的认同是发自内心的。
今天，我们一个人没有了工作、得了疾病、年老体弱、遇到盗贼，我们都可以求助于各种政府组织，由政府来保护我们。
但是在古代，有限的生产力支撑不了庞大的政府。老百姓的生老病死政府都没有办法救济。老百姓靠谁呢？在大部分时候，老百姓靠的是自己的家族。
古代的家族相当于是一个自治社会。有自己的义学、义田；会出钱修桥补路，进行社区建设；甚至还有自己的执法机构——家法和家丁。遇到战乱的时候，家族还会修筑城堡、储存粮食、训练壮丁，保护成员的生命安全。
当然，家族成员也要负担相应的义务。他们必须听从家长的管理，在必要的时候出钱出力。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自然会认为，三纲五常的儒家秩序是不可置疑的真理。因为家族就是靠三纲五常来维持秩序。没有了三纲五常，就没有家族；没有了家族，大家就都得死。
这是儒家道德在民间最牢靠的基础。
那宗教呢？
宗教对于老百姓的说服力，主要来自于神迹。
以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所谓神迹就是谣传和魔术。比如民间最流行的“降神”、“黄纸显字”之类的巫术，在今天都是很容易破解的骗术。
当然，对于古代老百姓来说，魔术的效果很好——连前面说的秦皇汉武都上了方士的当嘛。
可是对于统治者来说，坏就坏在这个效果好上了。如果其他人掌握了魔术技术，擅自向民众展示神迹，那不就成了朝廷的威胁了吗[34]？
而且古代交通和通讯不便，对百姓来说，能亲眼看见的“神迹”，可比远在首都的官方教主有吸引力多了啊[35]。
实际上，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都各种非正统的民间宗教和巫师。被朝廷称为“淫祠”，受到严厉打击。即便如此，民间还是长期存在“白莲教”之类的组织，时常武装反抗朝廷。
这还是朝廷成天嚷嚷着“真正的信仰是仁义道德，不是巫术把戏”的情况下。要是朝廷带头展示“快来瞧瞧神迹这东西就是好就是好”，那下面得乱成什么样？
因为儒家思想对于巩固统治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在汉代以后的历史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们都把儒家思想当成了绝对的政治正确，谁敢违反儒家思想，谁就是大逆不道。
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到佛教初入中国时，因为和儒家思想有各种矛盾而遭遇窘境，最后不得不和95个不起眼的江湖法门挤在一起。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既然佛教和儒家有巨大的矛盾，既然佛教都被挤到角落里了，那最后佛教为什么又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思想之一，甚至后来能“佛道儒”三家并称呢？
注释：
[1]范晔《后汉书·皇甫嵩朱俊列传》：“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馀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
[2]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
[3]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谶记之兴实始于秦人，而盛于西京之末也。”
[4]范晔《后汉书·皇甫嵩朱俊列传》：“（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