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回到唐朝，回顾一下唐朝的历史。
那个被武则天命令建造大佛的僧人怀义，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情夫。讽刺的是，他是为了方便出入宫廷和女皇约会才出家为僧的。他还一度以将军的身份带兵远征匈奴，可以说权势熏天。
但政治利益远比男女感情更重要。几年以后，武则天认为怀义失去了使用价值，命人把他杀掉了。
政治家们考虑的都是一己私利，翻脸比翻书还快。
必须依国主才能立法事的中国佛教，也就在政治的阴晴变化中，无力地屈从着命运。
武则天临终的时候，李氏家族发动政变，夺回了权力。武则天兴佛抑道，继任的李氏皇族自然要兴道抑佛。
武则天自称弥勒菩萨下生，她的孙子，唐玄宗李隆基颁布了《禁断妖讹等敕》。意味深长地说，有些人“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或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辄蓄弟子，号为和尚。”——说有些人假装是弥勒佛下生，进行各种犯罪行为，应该一律禁止。
李隆基本人很亲近道教。他和他的爷爷唐高宗都把老子封为“皇帝”，从此，老子的寺庙也就被称为某某“宫”。李隆基又把道学列入了科举考试的范围，利用政治权力扶植道教。
李隆基晚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度攻占了帝国首都，唐帝国几近灭亡。叛军军纪极差，战火所到之地，军人烧杀掳掠，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对寺院经济造成了很大打击。
唐帝国原本极为开放，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宣扬各族平等，一改中国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朝臣将军中任用了不少外国人。
但开放必须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
人越弱小，就越小家子气。民族越弱，民族情绪就越强。安史之乱中，叛军首领安禄山是胡人。这场战争彻底打击了汉民族的自信，安史之乱后，汉人日益自卑敏感。
来自于“夷狄”的佛教，也受到了民族情绪的牵连。安史之乱平定五十多年后，韩愈写了著名的《谏迎佛骨表》，对佛教大肆批评。在另一篇文章《原道》中，韩愈言辞更为激烈，他要求对佛道二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要求出家人还俗、烧经书，寺庙充为民用。这是主张用暴力剿灭宗教。
又过了二十多年，唐帝国发生了著名的“会昌法难”，皇帝李炎大规模取缔寺庙，强令僧人还俗。
会昌法难的动机和宇文邕灭佛类似，都是因为佛教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过大[1]。也和李炎本人喜欢道教有关。李炎为了亲近仙人，修建了一座高近50米的“仙台”。因为需要用土堆台，挖土后留下了一个深坑。一位当时在唐朝求法的日本僧人记下了一段恐怖的传闻：
传说皇帝觉得那深坑令人恐惧不安，于是想假借举办法事的机会，把附近僧尼诱骗来，砍下他们的头来填坑[2]。
【二】
排佛运动关闭了大批寺庙，僧人们没有了可以依赖的经济组织。我们前面说过的中观、唯识、天台、华严各宗，都有极为复杂的理论。只有受过多年教育的知识分子，在良好的环境下才有条件慢慢研习。随着寺院经济被大规模破坏，僧人们失去了研读复杂佛理的环境，甚至一些珍贵的佛经在排佛运动中彻底遗失了。
只有禅宗受到的损失最少。
禅宗不依赖于佛经，不需要学习者受过高等教育。传习的过程简单，不需要固定的寺庙。
印度僧团禁止僧人参加劳动[3]，但很多中国禅师认为，日常生活就是修行，其中也包括了劳动。禅师百丈怀海制订了著名的《百丈清规》。规定僧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把劳动当做僧人必须尽的义务。在这样的规定下，“寺庙影响社会经济”这个朝廷灭佛的最大动机就不成立了。而且禅僧可以脱离施主自力更生，因此在排佛运动中受到的经济损失最小。
因为这些原因，禅宗在会昌法难后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界影响力最大的宗派。
禅宗的流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季羡林先生对佛教颇有微词，在谈论佛教发展的时候，他经常会用到“天国入场券”一词。在他看来，佛教的发展史可以用一言蔽之：
“天国入场券，越卖越便宜。”
他说：
天国入门券，越卖越便宜。法相宗（引者注：即慈恩宗）的入门券卖得贵了一点，所以买的人就少。它以后的华严宗和禅宗，就便宜得多。华严宗宣扬，进入佛国不必努力苦修，不必等到遥远的将来，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世界的看法，立刻就可以成佛。禅宗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最有名的，也是最简便便宜的。禅宗流行的时间特别长，地域特别广，难道是偶然的吗？
这个规律，挺符合佛教发展史的：
大乘代替小乘，小乘必须出家才能修行，但是大乘可以在家当“居士”，要受的戒律比小乘的更宽松一些。小乘只能修成阿罗汉，大乘则讲人人（除唯识一阐提外）都可以成佛。
慈恩宗的快速没落是因为它太复杂，学着太累了。天台讲一念之间就能包括三千世界，一念可以成佛，更容易了，就比慈恩宗更兴盛。
禅宗讲不用修行，立刻就能成佛，自然又更容易了。
喜欢佛教的朋友或许会觉得这个观点是种冒犯，未免阶级史观的味道太浓了：似乎是在说宗教就是“麻痹劳动人民的麻醉剂”，“麻醉效果”越好的宗教就越容易流行。
我也认为，把阶级史观用在宗教上是有问题的：
佛教追求的是彼岸的世界，现实世界的财富地位对于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来说毫无留恋的理由，自然也不会在乎什么“阶级利益”。更何况毁谤佛法是重罪，真正的佛教徒当然不会冒着下地狱的危险，只为了取悦百姓而故意歪曲佛经、降低修行的“难度”，这显然得不偿失。
但是，“天国入场券”的说法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为什么呢？
我们说过，大乘佛教主张教徒不仅要救自己，还要普渡众生。所以大乘僧人大都努力向大众传法。玄奘取经的时候，就是走了一路，说了一路的法。
有趣的是传教的场面。
我们印象里，似乎应该是很严肃的：有个高僧在台上说法，信众在底下安安静静的听。
其实不是。
宋人钱易在描述前朝长安时，说：“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在荐福、永寿。”[4]
前面说过，玄奘在中国创立的宗派叫做“慈恩宗”，这个名字来自于玄奘常年主持的寺院大慈恩寺。宋人这段话里，前面的“慈恩”指的就是大慈恩寺，后面的几个名字也是当时长安的寺院。
这段话是说：长安城的寺庙，是当时戏曲演出最集中的地方。
这可不是说戏曲演出只在庙外，而是寺庙本身就是戏曲演出的场地。唐朝皇宫里的皇家演员，就经常到寺庙中表演佛教歌舞[5]。连皇室公主都偷偷去慈恩寺看过戏[6]。
寺庙不只是提供表演场所，还有自己的舞蹈队伍，自己组织演出。北周的寺庙就常年养着乐队[7]。隋朝的清禅寺，让寺里的仆役学习歌舞，在节日的时候公开表演[8]。
而且在古代，唱戏还不仅仅是文艺演出。伴随着唱戏，还聚集了各种艺人、商贩。戏场其实是古代最热闹的商业和娱乐场所。
也就是说，长安时的寺庙，就相当于今天的商业街，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徐家汇，是全城最繁华的商业街。
这不是有人在故意破坏佛门清净，这是佛门自己想要的效果。
在中国北方，很多地方都有办庙会的传统。庙会相当于民间的大型集体娱乐活动，里面有大量的文艺表演，也有小吃和小商品出售。
庙会庙会，里面有一个“庙”字。庙会来源于寺庙，是因为古代寺庙在宗教节日期间，经常公开举行一些盛大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是单纯的宗教仪式，还包括令人眼花缭乱的杂耍、魔术、奇装异服的表演[9]。古人记载当时的场面是“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场面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节日游行[10]。
古代人缺少娱乐项目，赶上如此视觉奇观，自然趋之若鹜。每次庙会都会集中大批百姓围观，也就形成了热闹非凡的集市。
您或许会不满：
佛寺搞公开的宗教活动，吸引信众我们理解。但是宗教活动也应该有一定的分寸，有必要魔术杂耍一起上吗？有必要把宗教娱乐化吗？
这倒不是僧人的错。不是僧人不想收敛，而是在吸引信众的宗教活动中，佛教还有一个厉害的竞争对手。
佛教僧人要是不搞出这么多花样，就会被道教超过了。
韩愈在《华山女》一诗中描写了女道士当众讲经的场面。
诗中说：“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说讲经场面非常火爆，堪比今天围观女明星。
又说：“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
——说这个女道士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皇室都要召见她。
为什么女道士讲经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恐怕她的性别和外貌是一个重要原因。韩诗描写女道士的容貌是“白咽红颊长眉青”，是个大美女。而且不难想象，她演讲的内容也一定是大众喜欢听的。
隋唐时代僧人说法，讲经内容已经有了“僧讲”和“俗讲”之分。
所谓“僧讲”，是指面对专业的僧人，用佛教术语老老实实地讲解佛理。
所谓“俗讲”，就是面向普通百姓的公开演讲。
俗讲的目的是吸引普通百姓，就要求不能演讲枯燥的理论，而改讲生动有趣的宗教故事。这是一种十分考验技巧的表演。
唐人的记录中，多次提到了一个叫做文溆（xù）的僧人，“城中俗讲，此法师唯第一”[11]。
他之所以这么成功，首先是他的声音很好听，感情充沛。《乐府杂录》说：“其声宛扬，感动里人。”
其次，他讲的内容特别合大众的胃口。赵璘《因话录》中说文溆“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12]
赵璘是个传统儒生。当年草根相声刚崛起的时候，“主流相声界”攻击他们所用的理由，也不过就是“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由此及彼，不难推想，文溆所俗讲的内容自然是大众喜闻乐见的。
之所以文溆要这么讲佛经，是因为宗教在大众中的传播，很像是民间曲艺家在集市上唱对台戏。
百姓不会去耐心学习各宗各教的教义，他们只凭着一己兴趣，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信。选择的标准，自然包括演说人长得好不好看，声音好不好听，讲的是不是大众喜欢听的通俗故事[13]。当然，也包括信了该宗的“好处”够不够多。
不仅佛教要和道教竞争，佛教各宗之间，各庙之间也要竞争。假如你自视甚高，不愿意如此屈尊去取悦百姓，那么彼长此消，随着其他宗对信众的努力争取，你这一宗就会失去底层信众。如果你这宗又不能“依国主”，不能取悦帝王，那么就会像失去了皇室支持的的慈恩宗一样，很快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14]。
我们之前讲的佛教义理，是以逻辑为线索讲的。谁的逻辑完备，谁的推理比前辈更彻底，谁就能在佛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佛教作为社会组织，其发展一直处在各宗和各教之间的残酷竞争中。这有点像大自然中的物种进化，物种是“适者生存”。宗教在大众中则是“好处”多者生存。
在我们之前讲过的各宗中，禅宗不用出家、不用坐禅、不用念经、不用守戒律，只需要一瞬间就能顿悟。显然修行得更容易，更自在。
用葛兆光先生的话说：“（学禅的士大夫）坐在此岸世界极尽声色伎乐的享受，又可以在彼岸世界预先登记入场券，即可兰若谈禅，又可坐禅论事，真是妙不可言！”[15]
所以禅宗能够在各宗的“竞争”中最后获胜，成为今天最普及的佛教宗派之一。
但这么说有个漏洞，您发现了吗？
【三】
这漏洞就是，如果单从“好处”大小上来讲，显然慧能以后的禅宗的“好处”是最大的：
修行者不用坐禅、不用守戒律、不用念经，只说几句答非所问的话，棒喝几下，就算修行成功了。
然而我们今天进入禅寺，绝大部分的禅寺都和传统寺庙一样，僧人要辛苦坐禅、要严格守戒律、要勤奋念经，对佛祖也十分恭敬。和上一章纵欲骂佛的狂禅比，要更辛苦多了。
为什么是禅宗中比较保守的一派留了下来，而修行更轻松的狂禅却消失了呢？这不符合前面讲的规律啊。
答案是，在从汉到清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尊崇儒家道德。在朝廷的鼓动下，通过对孔孟的吹捧，全国包括文盲村妇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儒家礼教的拥护者。中国百姓的任何行为，必须首先服从于儒家道德。在接受宗教时也不例外。
举几个例子。
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有这么几个不太守戒律的和尚：
济公，喝酒吃肉。孙悟空，跟了唐僧当了行者后还打杀强盗。鲁智深更是喝酒吃肉兼杀人无数。
以佛教的标准来看，喝酒吃肉、杀人害命，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大罪。按照戒律，以上几位非但不是得道高僧，恐怕还会到受恶报惩罚。
然而这几个出家人在中国百姓中都是很受欢迎的正面人物。
这是因为，喝酒吃肉、打杀坏人，这些行为并不违反儒家道德，行侠仗义反倒是儒家所提倡的。
以上几个人中，犯戒最严重的是鲁智深，他还不像孙悟空那样杀人是为了惩恶。鲁智深在战争中杀人，所杀的人可未必都有该死之罪。但老百姓还是喜欢他，为什么？因为鲁智深忠义双全啊！忠，忠于宋江；义，义于兄弟。忠义这两条在儒家道德中最重要，就因为鲁智深满足了儒家的道德要求，他杀人犯戒，干下在佛教看来天大的恶事，老百姓却还当他是好人。
另一个有趣的证据是，济公、孙悟空、鲁智深他们喝酒吃肉、杀人放火，可没有一个人犯色戒。在中国传统故事里，色戒是坏和尚的标志，任何和尚只要犯了色戒，就是坏人，就该死。